| 扩大消费的根本在促就业 |
| 周天勇，侯启缘 2021-04-08 |
| 摘 要： |
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消费和就业是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关键环节，二者相互影响、互为依托，尤其是当前我国尚处于发展中国家，居民财产收入占比仅为8.52%，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因而消费需求主要依托与就业相关的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来支撑。近年来，在全球性经济衰退、新冠疫情冲击以及国内经济增速下行等多重压力下，提振消费是实现经济转型和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中心”的新发展格局的保障，这就意味着稳定并进一步促进就业对我国而言尤为重要，需要以系统分析的视角入手，厘清就业与消费的内在逻辑和现存梗阻，进而提出有效的建议和措施。 |
| 关键词： |
提振消费，促进就业，内循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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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消费和就业是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关键环节，二者相互影响、互为依托，尤其是当前我国尚处于发展中国家，居民财产收入占比仅为8.52%，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因而消费需求主要依托与就业相关的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来支撑。近年来，在全球性经济衰退、新冠疫情冲击以及国内经济增速下行等多重压力下，提振消费是实现经济转型和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中心”的新发展格局的保障，这就意味着稳定并进一步促进就业对我国而言尤为重要，需要以系统分析的视角入手，厘清就业与消费的内在逻辑和现存梗阻，进而提出有效的建议和措施。
一、稳定消费需求的形势状况
从消费需求变化情况看，我国居民消费需求整体下降且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剪刀差趋势明显。自1998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占GDP的比重呈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2019年时居民消费占比仅为30.46%，而世界其他国家的居民消费比一般为50-60%，比我国高出19.54-29.5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我国居民整体消费需求严重不足。事实上这与我国居民收入占GDP比重逐年下降且整体水平较低有关，到2019年我国居民收入占比仅为43.42%，而发达国家的居民收入比往往在55-65%，比我国至少高出11.58个百分点；在城乡消费水平差距方面，虽然城乡居民消费比从3.50下降到2.35，但绝对值差距从4379.00元扩大到20461.97 元，剪刀差趋势仍十分明显，尤其是在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以及教育文化娱乐等非刚性消费方面的差距更为显著。
图1：1998-2019年居民整体消费比及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情况
注：居民消费占比为主坐标轴，城镇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对应次坐标轴。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发使得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收缩。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第一季度居民消费支出累计增长-12.5%，其后随着疫情得到控制，虽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报复性消费，但截至2020年第四季度，人均居民消费支出累计增长仍为-4%；具体到城乡居民消费情况来看，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受到冲击更为明显，第一季度时消费收缩13.5%，到第四季度人均消费支出累计下滑6%，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第一季度和全年累计分别仅下降10.7%和0.1%。究其原因，疫情影响的主要是服务业等弹性较大的消费，而农村居民消费中刚性消费需求占比较高，故而受影响相对较小。
表1：2020年四个季度城乡居民消费增长情况（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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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 |
第二季度 |
第三季度 |
第四季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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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人居消费支出累计增长 |
-12.5 |
-9.3 |
-6.6 |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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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累计增长 |
-13.5 |
-11.2 |
-8.4 |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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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累计增长 |
-10.7 |
-6.0 |
-3.2 |
-0.1 |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当前和未来国民经济的最大难题是工业产能过剩的常态化，而这一问题的关键症结在于市场驱动不足，居民消费进一步萎缩将致使产能过剩更加严峻。产能过剩是长期以来一直困扰我国国民经济良性发展的最大难题，2019年我国实际工业产能过剩率在20%左右，规模约为11.1万亿元，尤其在煤炭、钢铁、化工和汽车等行业产能过剩已十分严峻。但产能过剩并不意味着我国工业已十分发达，而是我国生产供给与消费需求不匹配的表现，事实上，我国居民人均资源消耗仅为美国的1/13，尤其是7.8亿农村户籍人口工业消费需求远未达标，城乡居民工业耐用品消费差异显著。以我国产能过剩极为严重的汽车行业为例，我国人均汽车拥有量仅为美国的五分之一，而农村居民汽车拥有量更是仅为国际水平的14%，汽车的生产和消费失衡又与钢铁行业（产能过剩也十分严重）极为密切。从这一逻辑关系来看，疫情暴发引致的居民消费大幅收缩，将使得我国产能过剩的问题雪上加霜。
表2：2019年城乡居民耐用消费品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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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
乡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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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拥有量（辆） |
43.16 |
24.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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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百户洗衣机拥有量（台） |
99.2 |
91.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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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百户电冰箱（柜）拥有量（台） |
102.51 |
98.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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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百户彩色电视机拥有量（台） |
122.84 |
117.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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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百户空调拥有量（台） |
148.28 |
71.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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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百户计算机拥有量（台） |
72.16 |
27.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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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百户微波炉拥有量（台） |
55.73 |
18.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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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百户排油烟机拥有量（台） |
81.65 |
28.98 |
注：彩电、冰箱、洗衣机为80年代起的“结婚三大件”，因此，在数量上城乡差距并不显著，其消费水平差距主要体现在产品质量和更新周期等方面。数据来源：《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
我国依靠外部需求拉动来支撑国民经济的动能不断减弱，亟需大力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以改变我国经济增长需求侧拉动弱化的局面。近年来，制造业出口额在GDP中的比例日趋下降，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动能面临从“以外需为主”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转型。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本质是实现“收入－支出－消费－生产－就业－收入”的国民经济循环上升逻辑，而居民消费收缩将使得需求侧无法提供新的增长动能以补充外需不足的缺口，需求侧拉动经济增长的效能持续弱化，消费收缩与生产过剩的失衡进一步加剧，经济下行压力显著。
二、就业与消费之间的内循环关系梗阻： 理论与实践
近年来，由于国外环境变化、国内经济转型和新冠疫情的冲击，我国整体就业形势面临许多新问题和新风险，就业压力显著提升。首先，由于城市用工需求的减少和错过城市化的最佳窗口期，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出现停滞，未实现市民化而返乡的农民工增多，农村淤积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据测算其规模至少为15000万人，农村劳动力就业风险陡升，就业空间被大大压缩；其次，大学生群体就业规模空前巨大，2021年预计大学生毕业规模达909万人，加之2020年疫情开发性工作岗位不稳定需转移就业100-150万人，留学生回国就业和疫情滞留待出国学生共计100万人左右，2021年需就业的大学生规模将空前巨大，约合1100万人；其三，我国许多企业正面临从劳动密集向资本和技术密集转型，制造业智能化和人工智能的普及将挤出一部分劳动力，疫情发生后，许多商业活动的线上化趋势也将产生劳动替代效应，这些情况可能将导致每年失去约500万个就业机会；另外，疫情暴发对我国经济，尤其是提供了90%以上城镇就业的中小微企业冲击巨大，2020年全年破产停业的中小微企业至少为100万家，这将产生一大批下岗失业人员。
若不及时解决居民长期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加之疫情对存款的消耗，将引发收入下行的恶性循环和消费需求的乘数收缩。长期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整体经济增长，而收入增长滞缓将导致居民整体消费能力不足，无法对经济增长产生拉动回馈效应。尤其是当受到疫情这类“黑天鹅”事件的冲击，居民收入增长滞缓所带来的不稳定性将愈发凸显。疫情发生导致就业不稳定和收入减少，居民不得不消耗存款以满足刚性消费需求，这将使得居民整体支出能力下降，从而使得市场驱动力不足，市场的不景气将进而引发供给端收缩，从而无法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工作岗位，整体经济运行陷入“收入增长缓慢－消费拉动不足－市场规模收缩－就业岗位减少”的居民收入下行循环和消费市场乘数收缩的陷阱。
居民消费需求若得不到稳定就业的收入增长支撑，将会导致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从而使得经济增长下行压力陡升。从我国现实经济增长支撑来看，目前国际净出口趋于稳定且对GDP的贡献率逐年下滑，国内消费需求是最基本的需求，而生产性投资需求的上行和下行随着消费的繁荣和萧条而波动。因此，居民消费需求得不到稳定就业和收入增长的支撑，将导致消费需求和生产性投资需求同时收缩，钢铁、煤化工和水泥等供给侧原料行业的产能过剩加剧，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陡升。
畅通就业与消费梗阻的关键在于稳定就业以提升居民收入，尤其应重点促进和增加7.8亿农村户籍居民的就业和收入。当前由于就业和消费之间梗阻导致国民经济“收入－支出－消费－生产－就业－收入”内循环不平衡的内在形成机理是：“居民收入过低→消费能力不足→工业生产过剩→经济增长下行”，其主要症结在于居民，尤其是7.8亿农村户籍居民的消费能力严重不足。进一步看，收入是消费的支撑，从我国居民的收入结构来看，就业相关收入占比达到72.99%，而缺乏财产的农村居民这一比例更是高达77.06%，因此，稳定并促进就业是收入提升乃至扩大消费的根本保障。
三、通过促进就业来稳定和扩大消费需求的具体措施
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和增长是一个经济体各部位相互联系和耦合的变动过程，促进就业不仅是为了应对新冠疫情这类突发性事件的冲击，更重要的是通过促进就业和提升居民收入来畅通就业与消费之间的深层次内循环梗阻，改变消费需求不足与工业生产过剩之间失衡的局面，因此需要以系统、流动和循环的思维，提出对症化解、疏通循环、统筹协调的促就业措施以稳定和扩大消费需求。
第一，实施宽松财政和货币政策，并通过城乡生活和生产资料性质的宅院和土地资产化改革提供资产信用和币值之锚保障。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是拉动宏观经济、提振消费的有效手段，但若无充足资产为扩大财政支出和增发货币提供有效支撑，则国民经济将面临巨大的金融风险，因此，在利用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盘活宏观经济的同时，应当积极推进土地资产化改革，通过形成土地良性资产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债务扩大提供信用保证，形成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的货币投放之锚，使国民经济在金融和国民经济体系尽可能安全的状况下增长。
第二，加快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将土地要素与剩余劳动力相结合，形成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潜能。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包括：城镇挤出劳动力、错过城市化的劳动力和农村留守劳动力，而这些淤积在农村的劳动力再进入城镇就业是十分困难的。因此，需要通过推动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盘活城乡闲置和低利用土地要素与农村回乡和剩余劳动力相组合，发挥要素组合优势，不仅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还能使农民获得土地资产，赋予农民以地创业和置业的权利，大幅提升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第三，包容和鼓励城市非正式就业的发展，形成利于个体和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社会和街巷市场等微生态经济环境。首先，抑制零售餐饮等服务消费线上化的趋势，限制高层建筑并发展低层住宅，保留和保护实体商业、餐饮街巷和社区；其次，地方政府应提高治理能力，谨防在疫情防控与市容整治中的“层层加码”和“一刀切”行为，恢复各类城市市郊农贸、建材、杂货等市场，宽容地摊就业，允许游商串街走巷，同时合理规划和管理好市容市貌、严格打击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和不安全食品的行为；另外，地方政府在环保整治与拆除违章建筑时，往往会对现有的就业造成冲击，因而需要对可能导致的就业损失进行合理评估，并通过就业培训以提升因环保不达标而失业群体的再就业能力，通过规划新的合法合规的经营区域来增加就业岗位，从而妥善安置因拆违而失去就业和经营空间的群体。
第四，优化营商环境，重点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借贷中的信用支撑和信息对称难题。“放管服”改革后我国营商环境得到持续改善，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我国营商环境跃升至31位，连续两年入列全球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但在具体问题上，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而中小企业为我国贡献了90%以上的城镇就业率，在带动就业方面的作用远高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关键症结在于商业银行与中小企业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需要提供资产抵押物和良好业绩等作为贷款信用保障，而这些正是中小企业所缺乏的。因此，后续营商环境改革的重点应当通过制度和手段创新，改变凭借抵押物贷款的传统模式，引入科学的指标测度体系构建中小企业信用平台，依托平台为中小企业贷款提供信用证明和支撑；另外对于科技初创企业，还可成立专门的科技银行，通过投贷联动等新手段、新模式畅通其融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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