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合提升开放平台，加快建设贸易强国 |
| 崔卫杰 2022-12-01 |
| 摘 要： |
未来，各类自主开放平台对贸易强国建设的支撑作用将更加凸显。当前，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贸易摩擦和地缘政治冲突频发等因素交织，多边贸易体制受阻，区域一体化受政治集团化冲击，美欧等发达国家主导的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加速演进，看似“标准”更高，实则是对经济全球化的直接冲击。但是，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正确的一面，在协议开放整体受阻的背景下，自主开放显得更加重要。唯有自主开放才是最具主动性、最具可控性、也是最具时效性的应对策略，对应对发达国家主导的产业回流、产业链重构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资源要素、全球产业布局的变化与调整意义重大。因此，以自贸区（港）为代表的自主开放平台将会越来越重要，要高度重视各类自主开放平台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作用。 |
| 关键词： |
对外开放，开放平台，贸易强国，数字贸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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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这是新时代新征程上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任务，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体现。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离不开自贸区（港）等各类开放平台的有效支撑。为此，需要把握新时代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特点，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系统整合提升开放平台功能，强化政策制度的系统集成，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提供强有力的平台支撑。
一、高度重视自主开放平台对贸易强国的支撑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各类开放平台建设，推动我国实现了向贸易大国地位的跃升。2013年，我国首次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20年，我国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达5.3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2021年，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达6.9万亿美元，继续保持世界第一。我国贸易大国地位的取得，离不开各类开放平台的具体实践。当前，以自贸区（港）、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为代表的各类开放平台对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2021年，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综合保税区进出口分别增长了26.4%、57.7%和24.3%，分别比全国高出5.0、36.1和2.9个百分点，在对外贸易中的占比进一步提升。与此同时，各类开放平台在吸引世界知名生产制造企业、高端服务企业入驻，现代产业集群的带动作用不断提升，对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贡献进一步增强。
未来，各类自主开放平台对贸易强国建设的支撑作用将更加凸显。当前，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贸易摩擦和地缘政治冲突频发等因素交织，多边贸易体制受阻，区域一体化受政治集团化冲击，美欧等发达国家主导的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加速演进，看似“标准”更高，实则是对经济全球化的直接冲击。但是，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正确的一面，在协议开放整体受阻的背景下，自主开放显得更加重要。唯有自主开放才是最具主动性、最具可控性、也是最具时效性的应对策略，对应对发达国家主导的产业回流、产业链重构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资源要素、全球产业布局的变化与调整意义重大。因此，以自贸区（港）为代表的自主开放平台将会越来越重要，要高度重视各类自主开放平台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作用。
二、整合提升开放平台是贸易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
贸易强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在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背景下，更需要系统性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当前，我国进入了以制度型开放为主的新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制度的最主要特征是系统性，制度型开放需要更加注重制度层面的系统性开放。因此，在加快建设贸易强国进程中，需要准确把握制度型开放的系统性特征，强化贸易强国建设的系统性设计。例如，需要统筹集聚全球创新资源的开放政策与提升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国内政策相协调；需要统筹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政策相协调；需要统筹贸易与投资、贸易与产业政策相协调，更需要开放政策与国家安全相协调，更好统筹开放与安全。
强化贸易强国建设的系统性设计，离不开各类开放平台的先行实践。整合提升开放平台，特别是整合提升自贸区（港）、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试点等具有试验试点性质的开放平台，是强化贸易强国建设系统性支撑的重要路径。当前，除了自贸区（港）等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之外，还有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试点、跨境电商综试区、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等专项领域的试验试点性平台。未来，要充分发挥自贸区（港）作为综合性试验平台的引领作用，以自贸区（港）为主整合不同平台特别是各类试验试点平台的政策，发挥不同试验试点政策的系统集成效应，更好地服务贸易强国建设。例如，可以考虑建立不同开放平台之间试验试点政策的自动适用机制，如凡是其他开放平台试验试点的政策，自贸区（港）都可以按照程序报批或备案后进行试点，其他开放平台亦可根据具体情况适用此机制。在初始阶段，可考虑先依托自贸试验区开展试验试点政策自动适用机制试点，待该机制试点成熟后，再逐步向其他开放平台拓展。自动适用机制可有效避免地方部门为了跑试点而跑试点，跑完试点又忙于应付、落实不好、相互掣肘、相互内耗等问题。
三、整合提升开放平台，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重点方向
从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出发，统筹考虑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实际需要，从体制机制、产业体系、区域布局及趋势把握等多维度明确整合提升开放平台，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重点方向。
一是强化开放平台的制度创新功能。制度创新是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必由之路。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要求，在自贸区（港）等开放平台前期改革探索基础上，深入推进重点领域制度创新，以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为贸易强国建设提供系统性制度支撑。要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限制、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进一步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进一步推进金融领域开放创新，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与此同时，要充分把握国际经贸规则新趋势新动向，提前谋划布局，在重点领域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二是强化开放平台的产业集聚功能。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离不开现代化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产业是贸易强国的基础，也是贸易强国建设成效的集中体现。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一直是自贸区（港）等各类开放平台政策制度设计和推进建设的重要目标，是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各类开放平台要基于重点产业开展全链条政策制度设计，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总体要求，选取生物医疗、集成电路、量子信息、智能制造、文化产业等重点或特色产业全产业链量身定制一揽子政策制度，着力破解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形成覆盖全产业链的系统政策体系。同时，针对“保税+”、再制造、易货贸易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注重前瞻性政策制度设计。
三是强化开放平台的区域协调功能。区域均衡发展既是贸易强国的内在要求，也是贸易强国的重要体现。满足外贸区域均衡发展的实际需要，迫切需要在内陆地区建设具有开创性的高能级开放平台。纵观我国改革开放史，我国通过设立深圳特区、浦东新区、自贸试验区等开创性、标志性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在全国范围内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这些地区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创造了发展史上的奇迹，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旗帜，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重大创举。但类似特殊经济功能区，全部始于东部沿海地区，在当前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内陆地区亟须设立具有开创性、标志性和引领性的特殊经济功能区，为内陆地区实现赶超搭建高能级开放发展平台。因此，加快贸易强国建设，需要建设适合内陆地区实际且政策制度具有引领性、开创性的高能级开放平台，引领内陆地区以高水平开放实现跨越式发展，更好地服务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当前，可依托自贸试验区重点考虑在中西部及东北等内陆地区建设更高能级的开放平台，推动内陆地区由跟随型开放向引领型开放转变，发挥其在内陆地区推动贸易强国建设的引领作用。
四是强化开放平台的数字贸易功能。数字贸易是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这既明确了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重要内容，又明确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的重点发展方向。从全球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园区（FTZ）来看，都是各国在特定阶段集聚各类要素资源的最前沿平台载体，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发展重点及与其相适应的制度设计。在制造业和货物贸易快速发展的阶段，我国FTZ的具体表现是以保税区、综合保税区等为代表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主要围绕“货物”集散相关要素资源，这是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的重要平台；在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阶段，我国FTZ的主要表现是自贸区（港），满足了集散“服务”相关要素资源的需要，是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的重要平台。随着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全球数字经济加快向三次产业渗透，数字经济领域的全球竞争更趋激烈，但数字化的全球市场和国际规则尚未形成，我国亟须集聚数字资源、创新数字规则、引领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型FTZ，以便更好地服务发展数字贸易的需要。因此，需要把握未来发展趋势，特别是满足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推动具备条件的自贸试验区等前沿开放平台整合升级为数字经济自由区，形成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自贸区（港）、数字经济自由区等既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的前沿开放平台体系，共同支撑货物贸易优化升级、服务贸易机制创新和数字贸易发展，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提供全面、系统且强有力的开放平台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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