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学家地位上升,丁学良心态失衡

张军  2005-11-15

  不久前,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一句“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再次引起了舆论对经济学家公信力问题的高度关注。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公开回应称,“这样提出批评实在有些不公正”。随后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逾八成的公众支持“不超过5个”的说法,公众信任率超过10%的经济学家仅两人。
  
  在我看来,经济学家公信力下降与个别人针对中国经济学家的激烈言论其实反映的是两种很不同的心态。过去的5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所引发的世界性关注是史无前例的,每年关于中国经济的会议数以万计,中国内地的经济学家受关注的程度也超过了过去的20年。从默默无闻到积极活跃在国内外各种学术和公众场合,这样一种急遽的角色转变自然会令一些身居境外的华人学者因曾经拥有的优越的心态失衡,而说出一些言辞过激的话。但正常的学术论争应该秉持公正、严谨的科学态度,而不是逞口舌之快的情绪宣泄。而如所谓“中国绝大多数著名经济学家还不如美国的研究生”,除了能够达到吸引眼球之目的外,我看没有任何意义。难道著名教授一定要胜过学生吗?我相信,即使是今天的诺贝尔奖得主,在一些方面可能还不及研究生的水平。这很正常。没有人可以垄断学术,著名教授不应该也不可能一直权威下去。
  
  所谓经济学家公信力下降的调查,其实反映了公众对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状况的一个普遍的心态变化。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体制性矛盾的突出,公众对经济学家的角色开始产生越来越大的误解。我把这个误解理解为公众对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现状的一个间接评价。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改革是让大多数人受惠的改革,那么,90年代以后的改革就开始触及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了。80年代的改革侧重于微观层面,如转变农村生产体制和发展乡镇企业等;90年代以后的改革则更多地转向宏观层面的政策设计,以适应经济发展与国际接轨的需要。这一阶段的发展主要是靠贸易或开放来推动。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的GDP增长卓见成效,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效应,如地区差距、收入差距扩大,腐败问题严重等。应该说,这些问题的出现有发展阶段的必然性,而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经济学家的主观过错,更不能因此否定改革。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推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否则,经济学家也不可能在过去20年来受到这么多关注。
  
  不能排除个别经济学家发表言论不是很客观公正。但据我的判断,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还是站在严肃的学术立场发表言论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学界不能容许胡说八道的人。没有证据表明经济学家代表了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一些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并不是因为他(她)代表了哪一方的利益,而是因为他(她)对其所关注的领域有比较多的研究和思考。举个例子来说,吴敬琏先生在过去有一段时间被很多人认为是代表中小股东的利益,现在又有人认为他似乎代表的是大股东的利益。实际上吴先生的很多发言是基于他对现今股权分置改革的研究和思考,而不是他的立场发生了变化。现在的问题是,人们往往把经济学家公开发表言论解读为代表某个集团的利益,这种倾向只能说明公众其实关注的是那些利益集团的问题而不是经济学家本身。
  
  中国的经济学界,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对于什么是经济学、如何从事经济研究以及经济学家的社会角色是有基本共识的。经济学首先应该是一门科学。既然是科学,就应该容许有对错、有分歧、有不同的意见,否则,学术就成了宗教。经济学家的职责就是研究经济发展的具体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推动经济学发展。中国的经济学这20年来就是这样在发展和进步的。
  
  但同时,中国内地的经济学家又不可能完全脱离今天的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过程来研究经济学。这就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有很大不同。中国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注意力与主要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决定的。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每天都有大量的问题,需要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工作者作出解释。这必然会创造大量让社会科学工作者包括经济学家参与到社会事务和政府决策过程中的机会。这一点的确与美国不同,因为美国的经济发展、制度和社会结构相对成熟稳定,所以,大量主流经济学家主要是集中精力进行基础理论研究。但这能说明中国的经济学家就不如美国的经济学家吗?两者显然不能简单对比。
  
  也许没人能够保证专家学者在以公共身份发言的时候能够出于公心。但我相信,唯一能够约束学者行为的只有学术竞争的规则。对于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学术挑战往往比公众挑战更为严峻。我们现在正在逐步建立自己的学术规范,但这样一个过程需要假以时日。
  
  回到经济学家公信力下降这个话题。如果以平常心看待中国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话,你会发现,虽然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在中国内地的发展只有15-20年的时间,但相当一批经济学家都在努力研究经济社会问题,并试图提出自己的解释。与国际水平相比,我们的学术研究在整体上当然有差距,所以我们要学、要赶,但必须规范对头才有希望。
  
  出  处: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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