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一：当务之急是厘清改革顺序 |
钱颖一 2015-09-23 |
钱颖一指出，开启改革新征程的起点是三中全会的决定，我理解，这个决定在经济方面，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整体设想，就是市场、政府、企业关系的新定位，简单地说就是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政府的更好作用以及企业所有制的多样性和平等性。
第二个方面是提出了一个项目众多的改革清单，这个清单是一个问题导向的清单，是一个大量的吸收了经济学家和各方面意见的清单。接下来的事情是清单上改革的落实和实施。所以我今天的发言就关于实施这个问题提出两方面的考虑。
第一是实施改革的顺序，特别是起步年的侧重。第二是实施改革的激励，特别是政府的激励。
第一个问题是改革的顺序与起步年的侧重。改革顺序的选取既是改革内容本身的逻辑，同时也是改革可行性的因素的重要的考虑。从现在到2020年一共只有7年时间，7年中起步年尤为重要，因为它不仅仅影响后来的改革措施，更重要的是将显示改革者的可信度和改革的势头和惯性，它是改革整体能否成功的关键，具体地说，明年是有标志性的改革成功推出的一年。
钱颖一说，回想20年前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那是1993年11月出台的50条，1994年1月1日有两个标志性的改革出台，一个是汇率并轨，一个是国税局和地税局的分离，这两个特点是显示度高，前者对居民，后者对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有标志性的改革，正是这两项改革，让人们坚持了信念。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容更多更复杂，第一年标志性的改革推进领域更为关键。
在这里提出有三个方面的标志性改革可能比较强。一是金融，特别是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弹性和形成机制，原因是金融改革在前几年一直在推进，贷款利率已经全面放开，存款利率事实上已经有相当部分不受管制。
同时我们知道金融业的市场化水平和人才水平都比较高，金融监管部门在思想，技术方面的准备也比较充分。改革意向也比较强烈。同时，金融改革在国内外都有很高的显示度。金融改革的另一个原因金融业有潜在风险，现行改革可以暴露隐患，并且可以事前出台措施，防止危机的出现。
第二个财政，特别是预算管理制度和地方中央事权的重新划分。明年两会是一个机会，更是一个考验。两会期间，应该显示预算改革的初步力度，不然就会错过。建立更为详细的事权清单，三中全会决定中有严格的定义，现在需要进一步具体化，就是中央事权和地方事权的区分和划分。
当然与金融改革不同，财政改革道路漫长，那么重要的是起步的这个标志性。
第三个方面是转变政府职能，特别是高度取消一批行政审批，不仅是中央，关键是地方的审批。现在与20年前不一样了，因为有了一批法律，因此要区分行政法规与法律。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实施改革的激励，特别是政府部门与地方政府的激励。实施改革，特别是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很大程度上，要靠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推动。那么实施改革的激励和动力在什么地方，下面我讲三个方面。
第一，把推进改革，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标准是一个重要的激励考虑，邓小平说80年代说谁不改革谁下台，这是负激励，另一方面，谁能推动改革，成功的推动改革能提拔，而阻碍改革的就不能提拔，这些都是激励。
第二个方面的激励是地区间竞争的激励。过去地区间攀比GDP，攀比投资，受到很多批评。但是我们可以变地区竞争为正向的激励。今后，应该以政府职能转变，例如可以编制各地区的行政审批指数和市场负面清单的指数，用以度量改革的深度和力度，这样可以通过改革的正面激励促进地方政府的行动。
第三，在更广的层面，是政府相对于市场提供的相对激励。在90年代、20年前的改革中，出现了一大批官员下海，因为市场比政府的激励更强。过去这些年，我们看到了从市场转向政府的逆向流动。因此减少政府的权力，干部的福利，是推动改革向市场化的重要激励。可以这么说，如果在未来几年，我们看到又一次出现官员下海，大学生报公务员的这个热度大幅度的降温。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市场就真正的开始起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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