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出海，而不是赶海 |
梅新育 2013-01-17 |
投资，作为深层次的国际互利合作形式，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利器。近段时间，我国石油企业频频投资海外。中国企业正通过独资、合资、参股、并购、工程承包、技术服务等多种方式，参与到国际能源合作中，势头强劲。
根据普华永道2012年上半年企业并购分析报告，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金额为上一年同期的三倍左右，资源和能源领域的交易居于首要位置，占交易总数量的44%，占该时期海外并购交易金额总数的69%。
但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并不是一帆风顺。三一重工在美投资风电场受阻、中资企业收购美国电池厂商遭遇美国会议员异议，更有媒体报道，部分中国企业投资海外发生巨额亏损。
一面是火焰，一面是海水，中国能源企业如何把握投资机遇？如何规避投资风险？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了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
能源消费市场成投资方向
《亮报》：2012年1至8月，中国企业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7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提高了32.5%，其中资源、能源类投资占比较大。在这些年里，中国企业参与国际能源合作的性质发生了哪些变化？
梅新育：近几年，中国对外投资增长很快，但这种对外投资是建立在对外贸易基础之上的，单纯的金融投资不符合中国企业发展的路径，只有对外贸易发展到一定程度，有巨大的实业资产做支撑，主业领域才能向外拓展市场，才产生了投资的需求和必要性。
中国油气跨境贸易经历了几个阶段。1965年实现原油及石油产品全部自给，一些炼油工艺和产品已接近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石油出口贸易迎来高峰；70年代初，全球石油危机爆发，国际市场对石油需求猛涨、石油价格猛涨，恰好中国的石油工业那时做足了准备，1960－1971年先后建设了茂名、大庆等七个大型炼油厂；从1993年开始，中国从石油净出口国迅速变为净进口国，且进口有逐年增加之趋势。
煤炭也是如此。几年前中国还是煤炭净出口国，前两年转为净进口国，2010年煤炭出口不过1903万吨，进口高达1.6478亿吨，净进口高达1.4575亿吨。
近年来，我国能源对外贸易发生巨大变化中国从能源净出口国变为能源净进口国，也正是在中国能源进口突飞猛进的基础上，才发生了中国能源企业对外投资的现象。一方面，体现在对境外能源市场的投资，如油气田、煤田、水电站、火电站，另一方面，体现在对国外能源消费市场的投资。
《亮报》：在近期发生的并购受阻案例中，有东道国认为，中国企业有实力投资海外是因为背后有着强大的国家意志做支撑。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梅新育：这是一个误解。客观上讲，中国以前的外汇储备并不是很充裕，整个贸易首要目标是体现国家意志和国家需求，而现在的投资行为则与以前大不一样，越来越多地是作为独立市场主体的企业自身的逐利行为。
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我国对外资产充裕，外汇储备遥遥领先，在满足国内能源安全的投资之后，我国能源企业规模扩张的需求越来越突出。于是，出现了旨在占领国外消费市场、避免单一市场潜在波动性的投资。
这种投资与以往最大的不同点在于目标是国际消费市场，而不是追求海外资源返销国内。比如投资炼厂、加油站系统、油气块区股权、电网资产，这些资产的产出是在东道国乃至全球市场上销售。
在未来，中国能源企业的国际合作会越来越多地体现在满足企业自身发展需求，而不是满足国内消费需求，这种投资对中国和东道国是双赢的。
拿电网企业参与跨境投资为例。对中国而言，电网企业在不断更新国内电网设备和技术，在保证国内电网的先进、坚强的同时，参与境外市场投资，是提高国有资产收益率的需要，同时也能降低国内企业完全依赖单一国家市场所潜藏着的收入和利润波动，使收入更加平稳；对东道国而言，特别是资本难以调动或者陷入困境中的国家，中国企业充裕的资本能为其带来活力。
东南亚国家是投资的好选择
《亮报》：电力企业跨境投资的合作机会有哪些？
梅新育：首先看邻国的机会，不得不提的是朝鲜。这个国家的运载火箭技术有了一定发展后，国家安全保障程度提升了，有更多精力投入经济建设。
另外，增长平稳、国家政局和平的东南亚国家是比较好的投资选择。比如越南，这个拥有8000万人口的后发国家，资本动员的能力与中国有很大差距，在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越南电力工业的发展速度赶不上经济需求的速度。因此，我认为，我国无论是对越南出口电力还是在其国内投资设立电厂都有机会。
中国企业可选择和平稳定的地区做“抄底”投资，如在未来几年可能继续遭遇经济困境的拉美和非洲国家。此外，同样有“抄底”机会的，还有国有资本私有化的希腊、葡萄牙等发达国家。
某些电力需求缺口很大的国家如印度，也是投资的一种选择。但在印度投资要综合考量政府意向、征地争端是否激烈、电价是否稳定、电力法制是否健全等因素。举个例子，已经破产的美国安然公司曾在印度投资建电厂，但因为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竞选前后对电价出尔反尔，遭遇巨额亏损。
“抄底”投资要理清成本和风险
《亮报》：当前，某些负债累累的发达国家在出售国有资产，中国企业收购此类国家资产普遍备受关注，这类“抄底”投资背后的风险在哪里？
梅新育：希腊国有资产出卖，在理论上是有一定机会的，投资方能将销售渠道扩散到希腊本国，以及希腊周边的巴尔干半岛等东南欧市场上，而这里的国家如塞尔维亚等前南斯拉夫国家正慢慢走出封锁，民众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能源需求逐步提高，并且对中国的投资比较欢迎，是不错的投资选择。
可以“抄底”，但是要把改造的成本和管理的难度计算清楚。
经济陷入困境的希腊及南欧一些国家，资产的质量如设备质量、管理经验以及员工和消费者的素质可能不尽如人意。
资产蚕食式征用的风险也一样存在。尽管在法制健全的发达国家，赤裸裸的资产征收风险较低，但投资企业可能仍没办法很好地管理、运用自己在东道国的资产，正当权益被剥夺也是事实上的资产征收。
此外，还有一些商业性和政治性的风险，是国内投资不会遇到的，比如汇率、暴乱、劳工关系等。例如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在2%－3%，但国外货币波动可能为20%、30%，甚至50%；国内通货膨胀率在个位数，而国外可能达到50%，这类问题都可能碰到，要做好充分准备。
《亮报》：在对外合作融资方面，您有何建议？
梅新育：要规避货币错配风险。什么是货币错配？比如，原来1欧元等于10元人民币，企业在欧洲国家“抄底”，收购了东道国10亿欧元资产，相当于100亿人民币。经营了几年后，10亿欧元资产增长了10%，变成11亿欧元，但此时若欧元对人民币贬值了20%，1欧元只能换8元人民币，100亿人民币缩水变成88亿人民币资产。
面对这种情况，中国企业可以采用各类金融手段，比如用欧元贷款来购买欧元资产等，规避此类风险。
对中国而言，电网企业在不断更新国内电网设备和技术，在保证国内电网先进坚强的同时，参与境外市场投资，是提高国有资产收益率的需要，同时也能降低国内企业完全依赖单一国家市场所潜藏着的收入和利润波动，使收入更加平稳；对东道国而言，特别是资本难以调动或者陷入困境中的国家，中国企业充裕的资本能为其带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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