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比消费更重要 |
刘立峰 2004-02-07 |
作为总需求的两种基本形式，消费与投资对于经济增长都很重要。但是，在不同经济周期以及经济发展阶段，两者的重要性又有所区别。第一，从短期考虑，当经济中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时，促进消费与投资扩张都将有利于闲置资源的利用和国民收入的增加。但从长期考虑，经济增长则要依靠资本的增加以及技术的进步。因此，长期经济增长就取决于储蓄率的提高，而不是消费率的增加。第二，消费占总需求的大部分，但实证分析表明，消费是稳定的、变动和缓的；投资占总需求的小部分，但投资是活跃的、变动剧烈的。因此，对于经济周期波动影响较大的不是消费，而是投资。正如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所述，只消费其收入中的小部分而投资较大的国家，产出、收入和工资增长率都比较高；反之，亦反之。国际经验表明，投资与增长是正相关的，只有高储蓄及高投资才会带来较长时期的经济高增长。第三，消费与投资并不是矛盾的，消费会刺激生产，生产增加又会扩大厂商的收益水平，从而增强企业的资金积累；而当人们少消费，把更多现期收入储蓄起来并投资时，资本积累引起的未来收入增长又会使人们享有更多的消费。第四，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离不开消费的中介。在乘数理论中，当边际消费倾向越大时，投资对收入的乘数作用也就越大；通常投资过程中会有相当部分的投资资金通过工资费用、劳务支出的形式转化为消费资金，也就是说由对投资品的需求转为了对消费品的需求。总之，消费与投资对经济增长都很重要，消费的短期作用及投资的短长期作用是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的基础，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赶超，就必须依赖高储蓄和高投资。
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的决定机制不同。决定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可支配收入，其他因素还包括消费者信心、消费者财富、收入差距、社会保障能力等等；而决定投资的主要因素则是利率，其他因素还包括资本盈利率、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企业信心与投资意愿等等。因此，尽管消费率与投资率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但是，投资率并不是消费率高低的决定因素。我国消费率低于经济发达国家，并不是由于投资率过高造成的，而主要因为，从城市到农村，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养老、失业、医疗、教育等应由政府支出或社会保险的公共服务领域仍需大量个人支出。以教育为例，兴办教育本是政府的一大职责，但是，据某省的典型调查，目前，供一个孩子由幼儿园读到大学，每个家庭平均竟需支出13万元，按2000年北京市双职工家庭年收入2万多元计算，教育支出相当于每个家庭6－7年的全部收入。政府不恰当地提出教育产业化目标使教育逐步脱离公共服务的范围，给民众个人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医疗也是如此，医药费用畸高并不断上涨，患者不堪重负，人们不敢轻易得病，大病或者负债累累，或者倾家荡产。在广大农村，失业与养老是家庭与个人的事情，政府完全不对9亿农民的生老病死承担任何责任。这种极不完善的社保体系怎能让人们放心大胆地消费。当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或风险预期很高时，将不得不更多储蓄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支出。因此，我国储蓄率高而消费率低有其内在必然性，并不是给公务员涨涨工资就能解决的。有人希望提高农民收入以刺激农村消费，这个想法是好的，但实际效果却可能很差，这是因为农村的社会保障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民的储蓄倾向更为强烈，收入的增加很可能迅速转化为储蓄的增加而不是消费的增加。由此可见，我国消费率低有其内生机制，与投资率高低无关。而由于我国“社保瓶颈”的存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要实现消费率的实质性提高，并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甚至世界平均水平都是不可能的。而要通过消费率提高，促进经济增长也就是不现实的。
提高消费率的想法，是针对目前消费品市场供大于求的现实提出来的，希望通过消费增加实现产销两旺，以缓解消费品大量积压的局面。但是，我们在强调市场需求不足的同时，是否也应注意市场供给结构是否合理呢？许多企业及其产品本应为市场淘汰，如果借助消费需求扩大以延缓这一淘汰过程，无异于保护落后。在国内企业产品卖不出去的同时，我国商品及劳务进口增长却十分迅速，市场上价格较高的国际品牌十分畅销。这说明即使我们有办法促进消费率的提升和消费水平提高，最终拉动的也可能是对国外产品的需求。大量消费品及投资品进口，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企业难以提供消费者和投资者满意的产品，只有改进生产装备、实现技术进步，才能有效地改善供给结构，而这一切都将依赖资本的积累和投资的增加。农村问题不是消费问题。如果提高农民收入，只是寄希望于农民更多购买城市工业品，以促进全社会经济增长，就不是真正站在农村长期发展的角度看问题，是一种短视的作法。对于广大农村的未来发展来讲，根本问题是乡村工业化过程后劲不足，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城镇化水平十分低下。这种状态长期将农民束缚在边际生产率极低的土地上，失去了运用现代工业生产力实现生活富裕的能力；即使通过政策调整实现了短期的收入增加，但仍然没有建立起稳定的收入增长机制，无法保持收入增长的持续性；生活在基础设施条件极差的农村地区的广大农民仍然无法享受类似于城市的基本服务与生活质量。而乡村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全都直接依赖投资的增加，而不是消费的增加。
消费率的提高意味着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下降，而投资率的下降意味着或者固定资本形成比率下降或者是存货增加比率下降。我国的存货增加占资本形成总额的比率已从1995年的15%逐年下降到2000年的3.1%。随着经济的回升，存货比率也理应由下降转为略有回升。所以，要实现未来投资率的下降只能促使固定资产投资率的下降。固定资产投资率的下降必然要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降低，要低于GDP增长率。这与当前我国大幅增加国债投资、促进民间投资增长的基本政策倾向相背离。也就是说，促进消费率提高与促进民间投资增长是相互矛盾的。同样，刺激农村消费与刺激民营投资的政策选择之间也存在矛盾。1993－2000年间，农村投资（包括集体与个体）占民营投资的比例虽然由67.8%下降到53.8%，但年均比例仍达到62%。因此，要激活民营投资，重点是激活占民间投资大部分的农村投资，而要激活农村投资，就必须依靠农民自身储蓄的增加。这是因为从农村与城市经济的比较优势来看，从金融体系的区域分布以及资金流动趋势来看，当前以及未来相当长时间里，农村都不可能从传统的国有金融渠道中获得更多的融资支持，而只能依靠农户自己的积累以及农村的民间金融体系。由此可见，农村储蓄率的增加是农村投资以及民营投资增长的前提条件。而农村储蓄率的提高意味着消费率的下降。
保持较高的储蓄率，顺利实现储蓄向投资转化以及提高投资的效率对于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十分重要，这一原则并不因为我国市场环境的短期变化（由供给不足到需求不足）就发生变化。东亚新兴工业国家的消费率不高，而储蓄及投资率却长期保持在高位上，这是实现其较长期快速增长的基础。我们要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高储蓄与高投资是必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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