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与资本 |
汪丁丁 2010-01-23 |
恩格斯在1868年为《资本论》第一卷撰写的书评中指出：“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89页）。过去的一百多年，尤其是最近的几十年，马克思的这一著作对经济学家而言不再是颠扑不破的经典。但是，“劳动-资本”轴心关系，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正以格外强烈的方式呈现为我们全部社会关系的轴心。
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任务是批判，那么我们的任务是建设。我们不能简单地照搬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我们应当论证“劳动-资本”关系何以对资源配置效率至关重要。这才是“新政治经济学”之综合新古典经济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途径。
在经济学的古典时期，劳动与资本被视为两种不同的生产要素，由不同的所有者控制。这一情形，称为“产权分立”，由此发生的是关于各要素权益的谈判过程，事前的谈判（例如“求职面试”）和事后的谈判（例如“农民工讨薪”）。知识社会，或称人力资本时代，产权分立的假设未必正确。作为生产过程唯一活跃的要素，知识劳动者既控制劳动又控制资本。
经济发展的基本任务是在两代人或三代人的时间里，尽可能地将生育率迁移过程导致的“多余的”简单劳动者转换为知识劳动者。完成这一任务的基本途径是教育部门和医疗部门的扩张及体制改革。扩张，是因为对这两部门产出的需求总量不断扩张。体制改革，是因为要不断改善这两部门的资源配置效率。
劳资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简单劳动者应获得足够的报酬以支付不断增加的教育和医疗费用。不如此，他们或他们的后代就很难在“老龄化”之前转换为知识劳动者。假设贴现率的影响可以忽略，假设一名简单劳动者（18岁至60岁）的年收入是两万元，假设这一收入恰好足够维持他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假设他维持身体健康（18岁至60岁）和维持他的独生子女的身体健康所需的医疗服务和卫生的费用是年均一万元，他的独生子女的教育费用（18岁之前）是年均一万元，他老年时期（60岁至85岁）的生活及医疗费用是年均一万元。那么，他毕生所获的劳动总收入不应低于170万元。可是，他真实的劳动总收入不过85万元。又如果他的收入随着社会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增长至每年四万元，于是他毕生劳动的总收入是170万元，他的收入仍不足以将简单劳动转换为知识劳动。因为教育和医疗卫生的费用也随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增长，而且往往增长更快。
劳资关系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劳动者应能以足够低的成本参与工资谈判。否则，劳动的价格要么不被劳资双方知晓，要么被严重扭曲。关于谈判，最重要的理解，由纳什（J. Nash）谈判模型提供。在这一视角下，每一方讨价还价的能力依赖于“退出”谈判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罢工，作为一种退出机制，在真实谈判过程中至关重要。如果劳动者被剥夺了罢工权，他们的工资很可能被维持在低于市场均衡的水平。罢工的实质是“集体行动”，惟其如此，它可对资方的利益构成严重威胁。分工深化，劳动要素往往以“团队”形式提供生产服务。一个生产流程往往包含几十个乃至成百上千个分工环节。资本（包括原材料）与劳动在每一个这样的环节结合。同时，这些环节之间需要协调－－基于管理的和基于默契的。现代社会的“灵活生产方式”，使基于默契的协调成为主要的协调方式。博兰尼（M. Polanyi）在名著《个人知识》中提供了团队默契的知识论原理：每一团队成员的“隐秘知识”，又译“默会知识”，是团队默契的基础。团队罢工对资方利益构成的威胁，主要源于团队内部长期累积的默会知识。资方很难整体解雇罢工团队，因为那将意味着默会知识的整体丧失。
如果政府不允许罢工，则劳动者退出谈判的几乎唯一方式是辞职。根据马克思的观察，辞职者将面对资本家默契的联合，如果没有前任雇主的推荐信，他可能很难找到新的工作。在这样的社会压力下，许多原本可以辞职的劳动者成为“非自愿就业”的劳动者。
如果政府不允许罢工，则资方可以较低成本填补辞职者的空位。当新成员的数量占团队成员总数的较小部分时（不超过三分之一），新成员可由模仿而迅速积累默会知识（这是“三分之一定律”的另一版本）。
基于纳什谈判模型，我们可建立“劳资关系的效率原则”。根据效率原则，劳资谈判是揭示劳动价格的主要途径。与资本市场提供的资本退出机制相应，劳动者应享有罢工权。否则，劳动价格将被严重低估，从而导致劳动力的严重浪费。因为，关于罢工的经济学研究表明，假如不允许罢工，则资方也难以知晓劳动的真实价格，于是劳动仍被想象为“廉价的”（相对于其它投入的价格），且劳动密集型的技术仍被想象为“合适的”。
罢工是集体行动，为此目的而成立的工会，服从效率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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