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指出，2010年我国人均GDP大概是34000元，按不变价格到2020年翻一番大概是68000元，按现在美元标价人均GDP将超过12000美元。我们刚才讲了，按世行2012年6月公布的标准，按现在的美元算，能达到12475美元以上的就属于高收入国家，也就是到2020年，从人均GDP的水平来说，中国用10年时间就可以实现世界经济发展史上70国家从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穿越。

这里讲的仅仅是GDP的数量，社会发展更重要的是结构的变化和经济质量的提高，而不是简单的经济规模。所以，我们的全面小康社会除了讲GDP总量翻一番，人均GDP翻一番之外，还要讲结构变化。主要是四个方面，一个是农业现代化，一个是新兴工业化，一个是城镇化，还有一个是信息化，我们要在这四个方面达到或者接近当代高收入国家的起点的水平。
刘伟认为，农业现代化，我们的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现在降到了15%以下，而当代高收入国家的70个国家平均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是在10%。新兴工业化，国家统计局今年春天公布的中国工业化标准，我们的工业化已经走完三分之二历程，大概实现了60%多。上海、北京、天津和广东、江苏的工业化已经完成，辽宁、山东、浙江、福建4个省大概是90%基本完成。东部这9个省、市按国际商标准工业化的结构水平基本上已经达到了。

现在工业化水平低的主要是中部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因为东部占经济比重大，所以能把整体水平拉上来。因此国家统计局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实现了60%以上。城镇化问题不太大，去年公布的城镇化率达到了52.6%，世界平均水平现在大体就是这个水平，我们已经进入到城市化30%-70%的加速期，预计到2020年接近70%的问题不大。

除了经济规模，GDP的总量和人均GDP水平之外，更重要的是结构变化，要看农业的现代化水平、工业化的实现程度、城镇化的实现程度和信息化的实现程度。中国正处在加速期，要接近当代高收入国家的高度，从速度上看问题不太大，我们担心的是质量，就是实现的方式。比如实现工业化要为此付出多少代价，会遇到多少社会麻烦，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你怎么处理等等这些问题。

如果2020年中国进入当代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话，中国下一步发展的基础就不一样了。有人做过一个测算，测算的结果比较乐观，估计到2023年，考虑到人民币升值的因素，中国GDP总量有可能超过当时的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美国工业产值总量1894年超过了英国，排在世界第一，GDP的总量是从1913年开始超越了英国成为世界第一。

从1913年GDP的总量排到世界第一的位置上，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年了。美国进入二十一世纪最顶峰的一年是2001年，当年的GDP占全球GDP比重是32%以上，然后开始降低，2001年降到15.1万亿美金，占当年全球GDP的比重23%，还是排在第一位的。按照这个增长速度下去，有可能最快到2023年中国GDP总量将超过美国。即使慢的话，估计在2030年之前，中国的GDP总量也有望超过美国。

到2050年就不再是总量问题了，而是人均水平，我们的人均GDP水平要赶上当代一般发达国家。所谓一般发达国家不是指最发达最富有的，比如挪威去年人均9万多美元，美国、德国应该都在5万美元上下，我们赶它们是赶不上的。中国有一个国情，就是人口众多，你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人均水平下来，你还是无法赶上水平最高的国家。但是人均GDP的水平，到2050年前后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比如葡萄牙、西班牙等还是有把握的。
所以我们说从人均水平到本世纪中叶赶上一般的发达国家，这就意味着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大国，无论总量还是人均水平，都要跻身于当代世界的发达国家的行列，我们把这个叫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讲，中国人离现代化的目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近，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中国在近现代史上落伍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探讨了农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很多道路，包括共产党领导下的寻求富国强兵，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的方式。
过去我们总在讲，中国可能要经过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努力，才可能赶上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到今天我们不再需要几代人了，在座的都是年轻学生，估计平均年龄不到30岁，不出意外的话你活到2050年应该没有问题，就是你们这代人，就能看见我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这就是机遇，这个机遇给中国七、八年时间来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再给十七、八年时间，到2030年之前中国上升到经济总量世界第一。

在十八世纪，按照现在的统计方法算，中国GDP总量占全球高的时候达到40%多，在十九世纪初叶还占34%以上，比美国当代最高32%的年份还高。到了近代之后我们开始落伍了，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GDP只占全球GDP1%多一点，和我们这么大的人口大国很不相称。
所以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发展，确确实实给我们创造了这样的基础。我们终于可能再经过一代人的努力就会达到现代化。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它的实现应当能够震撼和改变世界格局和世界历史。

但是到了这个阶段之后，很多条件也发生了变化，你会面临新的阶段和新的挑战。我想这个挑战从发展经济来说有两个方面很突出的变化，一个方面是供给方面，一个方面是需求方面。供给方面的变化是核心竞争力变了。过去最主要的竞争力是成本低，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便宜，环境不用治理，污染没人管，它的主要增长方式就是动员大量低廉的要素投入去扩大经济规模，带动经济迅速增长。

因为成本低，在国际市场上就有竞争力，能拿到订单，从来带动经济迅速扩张，带动就业，带动国民收入增长。但是，当你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决定核心竞争力的条件就有变化了，学经济学的都知道，到了这个阶段所谓的刘易斯拐点这些东西都出现了，劳动力转移的成本越来越大了。

经济规模越扩大，对能源、原材料和环境包括对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尤其是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人们对环境治理的标准越来越高，越来越要求内在化，不能再做外在的东西，企业在这些方面要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要素成本越来越提高，你的增长方式必须改变。
不能再主要依靠要素的投入量来扩大和带动增长，要转向主要依靠要素效率和全要素效率的提高来带动增长，否则短期经济肯定是不均衡的，成本那么高，效率那么低，通货膨胀也消化不掉，结果就会掉进入高通[微博]胀。企业破产、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增加、成本推动物价上升，甚至出现严重的滞胀问题。所以一定要改变到主要依靠要素和全要素效率的提高带动增长。这是供给方面。

另一个方面的是需求发生了变化。过去穷的时候，投资需求非常强劲和旺盛，消费饥渴，甚至短缺经济。所以那时候的企业家非常幸福，他们不愁销路。发达国家非常羡慕穷国的企业家，觉得在他们那里人们等着排队买东西。

但是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就不一样了，需求从前一个时期的强劲饥渴到经常出现疲软，投资和消费都可能出现这个问题。按说比过去有钱，银行储蓄应该增加，投资贷款能力应该增加，投资增长应该提高，但是问题不是那么简单。过去穷国的投资增长快，主要是因为你的成本低，发达国家转移资本、转移技术和转移项目到你这儿来生产。当你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你的成本提高了，人家就不往你这里转移了。

这时虽然你的国民收入提高了，存款也增加了，但是你的投资需求能不能增长，主要取决于你的国家自主研发和自主创新能力。如果你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不够，你就会遇到很尴尬的局面，钱越来越多却找不到投资机会，因为没有新产品开发出来，没有产业升值的空间，而发达国家已经不往你这儿转移新产品和新项目，你自己又研发不出来，你拿着钱投不出去，你非要投的话，往往是低水平的重复，导致产能过剩，导致泡沫。

消费需求也是这样。到了这个阶段，它会有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考验这个社会，这就是国民收入高速增长的时候，国民收入分配是不是合理。如果国民收入分配两级分化，这个社会的消费倾向就会降低，大量的钱给了少数有钱人，但越是有钱人，占的消费比重越低，而大部分人即使想消费没有有效的支付能力。

人们越没有钱就会对未来越没有信心，于是就会增大储蓄，不敢消费，因为储蓄是未来的消费。这就很糟糕。别看你的经济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总体平均水平上去了，但是如果你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不够，你有钱却投资上不去，如果你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你有钱消费却上不去，所以在这个时候对经济带来主要危险就是需求疲软。

如果有出口支持还能弥补缓解，但是如果卷入了世界经济周期性的危机，国家经济就会出现严重问题。从经济均衡和可持续发展来说，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以上讲的供给方面和需求方面发生了变化，看你能不能适应。

过去我们的宏观调控对短缺经济有经验，企业在短缺经济条件下怎么管理也有经验，但是在需求疲软的情况下宏观怎么调控，微观企业怎么管理，怎么生存都是新的考验。这些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出现的经济条件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带来的挑战和问题，有人把它概括为中等收入陷阱。

2006年世界银行[微博]搞的一份研究报告，对于这个经济现象做了一个概括，主要是指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的这些国家，供给发生了变化，需求发生了变化，要看你的增长方式以及微观、宏观调控方式和经营方式能不能相应的变化，如果变化不过去，就掉进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一些国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东亚的几个国家，就到了当时的上中等收入阶段。

但是直到今天，已经过了半世纪还是停在那儿，没能进入高收入阶段，停在中等收入阶段也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了。这次西亚、北非动荡一些国家，前几年在政治上比周边国家稳定，经济增长也是强劲的，但是它到了上等收入阶段，同样不能适应新阶段的新变化，所以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打击下，由于抗打击能力不够，陷入了深刻的经济危机，同时经济冲突、文化冲突、政治冲突都汇集在一起。

这次北非的问题给人感觉像是东西方文明的冲突，是50个基督教国家打一个伊斯兰国家，实际上最根本的原因不是简单的文明价值的冲突，首先是它的经济发生了深刻危机，它在这个阶段不适应，所以才演变成综合的所谓中东北非危机。

所以拉美漩涡也好，东亚泡沫也好，中东北非危机也好，说到底就是它们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之后，适应不了新条件的变化，尤其前面提到的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深刻变化，发展方式没有相应的调整，因此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