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扩大内需的产权制度分析 |
| 林木西，曾祥炎 2010-10-13 |
| 摘 要： |
导致中国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转型期中国形成了“过度保护的资本产权”、“保护不足的劳动力产权”及“受损的土地产权”的产权制度。因此，任何单纯依赖“刺激”内需的积极宏观政策都难以完全解决问题，其效果也只会是短期的。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内需不足的问题，必须建立利益均衡的产权制度。 |
| 关键词： |
内需不足，消费率，产权制度，经济转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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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内需不足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羁绊。由于缺乏足够的内需，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这样的增长模式难以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国内学者对于内需不足的成因曾从各方面进行了探讨。从非制度层面来说，导致中国内需不足的主因是最终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进一步的说明：首先，从国内的情况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最终消费率一直处于低位水平并保持持续走低态势，最终消费率从1981年的67.1%下降到2007年的49.0%。其中，居民消费率下降尤其明显，从1981年的53.1%下降到2007年的35.4%，如图1。
图1：1979～2007年中国最终消费率与居民消费率
数据来源：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国家信息中心相关数据。
其次，与国际相比较，中外最终消费率差距呈扩大态势。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的统计数据显示，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及不同收入国家的最终消费率大都保持在75%至80%的水平，中国最终消费率与这一数据的差距由上世纪70年代末的近10%扩大到近几年的超过20%。同一时期，世界各国居民消费率基本都在60%以上，中国居民消费率与之相比低了10%-30%。
那么，导致中国最终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偏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梁东黎（2005）认为1997年以后中国消费需求不足，源于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增幅过快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减缓；白暴力等人（2005）指出总消费需求不足的微观机制是工资的市场定价；杨永忠（2005）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国消费需求不足的关键是农村消费需求不足；严先溥（2006）认为，消费品市场的结构性供求矛盾是制约居民消费增长、造成居民消费率偏低的重要因素之一；黄微分（2005）则认为，中国最终消费率下降主要原因是体制性因素导致地方政府行为的异化。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经济转型带来的不确定性、消费环境和消费政策的不合理、不健全及崇尚节俭的文化传统和居民的心理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居民有效需求的实现，阻碍了消费需求增长。
应该指出，这些观点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消费率偏低的原因，但都没有触及最为根本的问题。因为产生某一经济现象的原因可以从引起这一现象的制度因素中去寻找，而“一切人类社会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可以被放置在产权分析的框架里加以分析”（汪丁丁，1997），因而可以从产权制度层面寻找造成中国消费率偏低的根本原因。
我们把产权制度的概念扩展为，使偏重于微观和效率分析的现代产权理论能与宏观经济问题建立更为直接的联系的更宏观的这样一种产权制度。由于产权就其本质而言是基于某物形成的某人“受制度保护的利益”，一种产权制度的建立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意愿及其所追求的目标，所以，产权改革其实就是政府在各生产要素的利益保护上作出新的取舍。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产权制度的概念至少可以通过两个重要维度进行描述：一是政府与产权的关系，二是各生产要素在政府目标下形成的利益关系。因此，这里扩展了的产权制度是由国家的产权法规、产权政策等规范的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各生产要素产权制度关系的总和，从根本上说是政府确定的并受到保护的各生产要素之间的利益关系。
二、资本形成、经济增长与转型期中国扩展了的产权制度的形成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转型期的经济变革初期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随着中央政府授权程度的逐步加深，地方政府渐渐承担起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责任，这种责任在“晋升锦标赛模式”（周黎安，2004、2007）中被进一步强化。为了能在这一模式中脱颖而出，地方政府官员往往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推动本地经济增长以求获得晋升，并逐渐衍生出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强政府”模式。这种模式虽然处于不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中，然则既然是“强政府”，就意味着政府在产权决定方面超出了诺思认可的国家干预只应该限定在产权的初始界定的范围，从而导致存在相当数量的侵权性产权配置。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解，这种产权安排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但中国的这种“强政府”模式却创造了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
对此的一种可能解释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政府可以通过扭曲的手段来构建各生产要素之间的产权利益关系，以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为进一步分析，下面引入一个修正的索洛模型。
根据索洛的经济增长理论，产出是生产要素的函数。为了简化分析，这里假定没有技术进步，并且产出是土地、资本与劳动力三种（而不是两种）生产要素的函数，即不考虑技术进步或技术创新对产出的影响。于是，产出即为如下所示的总量生产函数：
Y=F（[min（l，K，N））
其中，Y、L、K和N分别表示总产出、总土地、总资本和劳动力总量。与索洛生产函数不同，这里增加了土地这一变量，其原因在于土地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生产并非不需要成本，从而意味着土地的不同产权制度安排会导致土地供给与需求量的变化。与索洛模型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假定土地、资本与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是不能完全替代的，即不论是土地，还是资本与劳动力资源都有可能被闲置，这样产出便符合“木桶原理”，亦即产出最终取决于生产要素中最为稀缺的资源。
由于在改革开放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一直被定位为“劳动力丰富、资本相对稀缺”的国家，而且土地似乎也是相当充裕的，因而中国实施“赶超战略”的核心内容是如何促使资本的形成。在资本是经济增长“短板”的前提下，实施有利于资本形成的扩展的产权制度，而将劳动力、土地等其他生产要素在一定程度上置于“公共领域”，并攫取其租金为资本服务，在很大程度可能更有利于资本形成，并最终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
从基本生产要素产权改革的历程中也可以看出，为了促使资本形成从而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中国的产权改革是非均衡的：资本产权改革不断积极推进，劳动力产权改革缓慢进行，土地产权改革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几乎停滞不前。鉴于本文将扩展的产权制度定义为“政府确定的并受政府保护的各生产要素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似可将转型期中国产权制度用“过度保护的资本产权”、“保护不足的劳动力产权”及“受损的土地产权”来进行简单的概括。
诚然，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这样产权制度安排产生了较高的经济绩效。由于实行有利于资本形成的扩展的产权制度，改革开放初期严重稀缺的资本在过去30年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增长，这或许是“中国奇迹”的原因所在。有关统计显示，1978年至2007年，中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超过7600亿美元，居发展中国家第一位、世界第二位，GDP年均增长9.88%，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平均3%左右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由世界第十位跃居世界第三位，并很快将成为第二位。这一巨大成就，为实现国家富强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中国内需不足的产权制度解释
随着经济增长引致资本稀缺程度的日益降低，中国转型期形成的产权制度缺失必然导致内需不足问题的产生。原因在于，当对资本实行过度保护时，不可避免地会在不同程度上损害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产权的实现。
1.土地产权。土地是最缺乏流动性的资源，并且也是稀缺度较高的资源，这就决定了政府（主要是地方政府）对这一生产要素利益的攫取趋向。地方政府通常的做法是将土地产权更多地置于“公共领域”，使土地的供给与需求服从于政府的利益需要，人为地使稀缺的土地资源形成几乎是“无限供给”的“市场”机制，“土地的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是重合的”（赵德起，2007）。在政府拥有完全定价权的土地产权“交易”过程中，地方政府获得大量的租金作为最大的预算外收入或用于补贴资本形成。统计调研数据显示：在土地严管之前的两三年，在中国东部省份的一些县市，除了难以准确统计的土地收费之外，土地直接税收及由城市扩张带来的间接税收约占地方预算内收入的40%，而土地出让金占政府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几项加总，从土地上产生的收入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有些发达地区的地方财政成为名副其实的“土地财政”。正是由于地方政府凭借土地产权制度的缺陷，从土地的稀缺程度中看到了巨大的获利空间，导致中央政府试图从更加公平的角度改善土地产权关系的努力难以实现。因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土地产权改革基本上只是一些无足轻重的边际调整，无论是2004年的“土地新政”、“土地革命”、“8·13大限”还是后来的“调整‘补偿费”’，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官商勾结，部分地改变了开发商与国家间的利益分配格局，但未改变农民利益受损的根本现实。
2.劳动力产权。目前，劳动力是流动性不足的资源，这既与以防止农民盲目外流对城市生活造成冲击为基本目的的户籍制度有关，更是与工业化过程中政府为了营造低成本而采取的对农民进城进行限制的政策相关，超过1亿的“农民工”足以证明政府对劳动力产权保护的不力，这主要体现在不能给予“农民工”城市居民的政治属性，让“农民工”的社会价格按“剩余劳动力”为基准进行定价，并且未能提供住房、社会保障等城市居民所需要的工资外待遇等。而大量流动人口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给城镇在业劳动力产权的实现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劳动力成本低下既是中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来源，也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土地产权与劳动力产权的不完全实现，必然在以下两个方面深刻地影响内需：
首先是居民的消费能力。土地产权不能完全实现，容易导致“公地悲剧”的产生及“农地流转与规模经营”难以实现，并且在城市化征地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政府剥夺”的现象，这些都对农村居民的收入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导致农村居民收入的不稳定性增加并有可能使利益受损。而劳动力产权不能完全实现，则必然导致中国劳动力价格特别是“农民工”工资的低水平。与美国和日本比较，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大约只相当于其4%左右。最后的结果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指数远低于GDP增长指数与人均GDP增长指数，从而导致居民的消费能力追赶不上GDP增长的需要，如表1所示。
表1：中国GDP、人均GDP、城乡居民收入指数
数据来源：2009年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表2：中国与部分OECD国家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与OECD有关数据整理。
其次是居民消费倾向。劳动力产权的不完全实现必然意味着社会保障的低水平，中国1989年至2005年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为4.76%，比欧洲一些国家50、60年代的水平还低，更远远低于许多OECD国家目前的水平，如表2所示。
社会保障的低水平对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不言而喻。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旧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但由于改革不彻底不配套，对居民的消费心理形成了极大的冲击，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支出预期，迫使居民储蓄意愿增强，消费倾向下降，从而形成了紧缩的消费效应。
由此可见，居民消费能力与居民消费倾向“双低”是制约内需扩大的主要因素，而其根源在于中国转型期实施的有利于资本形成的产权制度。
四、当前产权制度视角下扩大内需的政策建议
为了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经济增长乏力时政府往往采取积极宏观经济政策来扩大内需，如下调存贷款利率、增加政府支出、公务员加薪等等。但由于没有涉及产权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从以往的经验看，效果并不理想。如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的扩大内需政策，虽然“刺激”了多年的消费，其结果却是最终消费率一直处于低位水平并持续走低，并且平均消费倾向对于政策明显无动于衷。因此，中国不能仅仅依靠短期效应的“刺激”方案来解决内需不足问题，更需通过调整产权制度建立长效机制来扩大内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标本兼治，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在深化微观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推进扩展的产权制度改革。要建立更趋合理平衡的宽泛的产权制度，必须首先进一步明晰微观产权，使生产要素价格能合理形成。由于中国产权制度改革的非均衡推进，使得政府将士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部分置于“公共领域”成为可能。因此，深化微观产权制度改革更主要的是针对那些在改革过程中处于“落后”状态下的生产要素，特别是土地、劳动力。对这些生产要素的产权改革要沿着弱化地方政府干预能力的方向进行，从法律制度与具体操作两方面充分保障这些要素所有者的产权利益：对于农村土地，要朝着真正意义上的“农地农有”的方向推进；对于劳动力，要通过逐步提高劳动者工资、建立适度社会保障水平以及公共财政用于消费部分的合理增加等措施来更充分地实现劳动力产权，进而改变居民消费预期，扩大个人现期消费支出。
2.扶持弱势群体，培育势利均衡的利益集团体系。随着市场化的发展，中国的各种利益集团对政府的决策以及政策的执行施加着越来越大的影响。面临这样一个利益多元的社会，消除或弱化利益集团负面影响的关键在于制约利益集团发育不均衡而导致的寡头化利益集团的出现，或者说建立利益集团的制衡机制，避免造成一些弱势利益群体由于缺乏基本的话语权或代言人，使其利益主体不能与强势利益集团形成抗衡与博弈，其结果是本来非中性的产权制度有了被“锁定”甚至强化的趋势。因此，要建立吏趋合理平衡的产权制度，必须消除寡头化利益集团现象，建立规范的利益表达与博弈机制。
3.加快经济体制转型，实现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扩展的产权制度调整必须得到政府的配合，只有逐步改变“强政府”的模式，才有可能建立利益均衡的产权制度，而这恰恰是建立扩大内需长效机制的制度性基础。就扩大内需而言，地方政府必须从超乎寻常地热衷于土地产权的各项活动中逐渐淡出，而让市场更多地参与其间，使其主要活动更多地集中于为土地、劳动力的产权主体创造更加公正公平的竞争环境，并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在这个过程中，要逐步实现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与监管型政府的转变，惟其如此才能突破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切实落实扩大内需的各项措施。
注：虽然中国的人均土地面积相对稀缺，对农业来说尤其如此，但从政府确定产权的角度看，由于国土辽阔，潜在的工业用地在一定期限内还是相对充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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