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理论述评 |
| 刘强，辛宝海 2008-10-28 |
| 摘 要： |
对于仍处于二元结构转换过程中的中国来说，消除工农和城乡差别，实现城乡统筹的首要工作是从理论上搞清楚中国二元结构形成的原因，据此才能对症下药，设计出有的放矢的对策。该文从经典二元经济理论的二元结构形成思想出发，比较分析中国学者的观点，从理论上厘清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产生的真正原因。 |
| 关键词： |
二元经济结构，自然二元论，制度二元论，经典二元经济理论，中国二元经济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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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影响和决定因素上看，有关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理论可分为两种：一是把二元经济结构看成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产业特性形成的一国宏观产业结构中的不同部门在生产力水平、收入分配方式和商品化水平等方面的自然差异，是经济自身内生的产物，我们把这种理论称之为自然二元化。二是把二元经济结构看成是产业发展过程之外的扰动因素，例如社会制度、体制和政策的产物，我们把这种理论称之为制度二元论。
一、经典二元经济理论
1.刘易斯的观点
刘易斯把二元结构当成是"处于发展早期阶段的那些国家的极其普通的情况"。他把"发展飞地"的出现当成先进和落后部门并存的原因。他提出，"发展不可能在经济的每一部分同时开始，因此发展必然是非平均主义化的"，"某些人开矿，雇上一千名工人；或某些地方的农场主开始培育了只适宜在1／10的国土上种植的可可"等。也就是说，当"资本和新思想并非稀薄地分散在整个经济中；它们高度集中在若干点上，并由此向外扩散"时，二元结构就形成了。
从刘易斯的论述看，他倾向于把二元结构当成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然现象，是由于资源分配（资本、新思想、技术）非均衡的结果，由此导致国内产业部门在生产力水平、收入分配方式的差别。这是一种典型的自然二元论。在结构转换的理论模型中，刘易斯认为只要现代部门不断扩展，产业二元性消除，二元结构转换的任务就能顺利实现，从而根本没有考虑城乡差别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对结构转换的阻碍问题。
2.费景汉、拉尼斯的观点
在《增长和发展：演进观点》一书中，费景汉、拉尼斯对二元结构的含义进行了拓展。首先，他们改变了刘易斯的"资本主义部门"和"维持生计部门"的说法，提出了"最大众化的"二元经济的划分方法－－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其次，他们拓展了二元结构的范围，将"封闭农业社会的特点是农业和非农业生产共存"的状况，称之为结构二元性；将"集中于城市中心的城市人口，和较为分散的、专门从事农业生产或农村手工艺品制作的农村人口并存"状况，称之为空间二元性，也就是把产业差别和地域差别并列为二元结构的内容。
由于费景汉和拉尼斯按照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差别划分经济结构的，所以这是一种自然二元论，他们认为这种二元性是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都会经历的发展阶段。另一方面，费景汉、拉尼斯还对发展中国家二元结构的形成提出了专门解释。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当代二元性起源于殖民主义，由于殖民主义的作用，欠发达国家的土地呈现出相对现代化的外向型经济区域和巨大的相对落后的内陆地区并存的结构，即形成现代意义中的二元经济结构。与刘易斯的飞地理论相比，费景汉和拉尼斯把发展飞地看成是殖民主义带来的，是在落后的殖民地"镶嵌"现代部门的结果。从这点上看，费景汉和拉尼斯的理论可以看成是制度二元论。
此外，他们又把"飞地"存在的原因归结为该地有较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和较好的城市服务设施，交易成本是飞地产生进而是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原因，这又和刘易斯自然二元论差别不大了。
3.杨小凯的观点
杨小凯从分工和组织演进的角度提出了城乡差距的产生问题。他认为，农产品生产的土地密集型特点决定了农产品生产者地理位置上的分散，而工业品不是土地密集型的，工业品生产者居住可以相对集中（当然也可以分散居住）。工农业产品生产者距离的差异导致两类产品交易效率的高低。当交易效率低下时，个人会选择自给自足，此时没有市场和城市。随着交易效率的不断提高，专业化经济和交易成本之间两难冲突的折衷导致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工业品生产者之间与农民之间高水平的分工，导致工业品生产者聚集居住，城市就会出现。城市出现后，由于城市生产者之间的交易距离比农村居民要短得多，其交易效率也就越高，城市居民的专业化水平和生产力就比农村居民的提高快得多，"用生产力差别和商业化收入差别表示的城乡二元结构就此发生"。
与费景汉、拉尼斯一样，杨小凯的城乡二元性也是根源于产业二元性，都是把交易成本（反面就是交易效率）的差别作为二元结构形成的根本原因，这种性质的城乡二元性都是可以通过经济自身的发展和演化而能自行消除的。杨小凯关于二元结构形成理论的一个最突出特点是明确提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会长期存在城乡居民收入的二元性问题。杨小凯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工农业生产力水平有差别，但在居民能够自由迁移和自由转换职业时，"会使城乡之间人均真实收入均等，尽管其人均商业化收入水平会不平等"。杨小凯的论点给人的启示是：生产力水平的差别，尤其是劳动生产力的差别是二元经济结构的基础，要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必须从提高农业的生产力入手；如果要以消除城乡收入差距为目标的话，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是必要条件（保证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综上所述，经典二元论者并不把城乡差别看成是二元结构转换的难题和重点，他们都没有提及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长期存在问题。更加重要的是，他们并没有把这种工农业劳动者收入的差距看成是城乡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二元性差异。
二、中国二元经济理论的二元结构形成思想
从上述经典二元经济理论对二元结构形成原因的观点看，他们重视的是二元结构中的工农业产业差别，即使提到城乡差别，也是把它看成是产业差别伴生的现象。作为中国二元结构意义中的城乡差别，特别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别并没有在经典二元经济理论的分析中占有重要地位。
与经典二元经济理论的自然二元论和制度二元论相同，中国学者也提出了中国二元结构形成的自然二元论和制度二元论。但这两种理论，观察中国经济结构的切入点是不一样的：当把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当成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存在的、作为落后国家共有的经济现象时，自然二元论占主导地位；当把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当成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和加重的经济现象时，则制度二元论占主导地位。
1.自然二元论－－发展飞地说
李亨章（1989）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先行工业化国家经济环境的差别，"迫使发展中国家在社会经济条件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时，就提前发动工业化运动。这种�超前�性质，使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是在原有社会结构中�镶嵌式�的发展"，导致国民经济呈现明显的二元性特征。
吴天然（1992）也认同刘易斯、费景汉和拉尼斯提出的"飞地"说，认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起点是鸦片战争，"19世纪前半期，帝国主义列强用鸦片与大炮打破了我国社会及经济的均质性，但新质成长较慢，经济从整体上看以农业为主体，社会也具有农业社会的性质"。吴承明（1993）确认："更晚工业化的东方国家，从一开始就有外国资本或本国资本移植或引进的近代化产业，与本国传统经济并存，形成二元经济"。
从经济史的角度看，中国二元结构起源的"飞地"说是正确的。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口过多问题争论日趋激烈。人口增加，激起了关于人口问题的争论，汪士铎、薛福成等人都认为人口过多，社会就业困难，中国的传统农业已经难以解决人口过剩问题。据张仲礼计算，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农业已经陷入"高度平衡陷阱"，中国人均耕地只有两亩多，若亩产2.5石，则1年人均谷数为5石多，还不足1人1年食用的需要。传统农业的落后和停滞，实际上为二元经济结构构造了广大的落后的一元。可以设想，在传统农业人口大量过剩，精耕细作的边际收益下降以致为零的状况下，现代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引入，必然形成刘易斯所讲的先进的孤岛与落后的汪洋大海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
2.自然二元论－－农业弱质性理论
（1）农业处境自然恶化论。较早提出农业自然或天然落后观点的中国学者是严瑞珍。严瑞珍（1991）认为，"农业在没有外在因素干预的情况下，任其自然发展，必然走向恶化，这是农业自身所无法自行克服或扭转的，而要凭借外力所创造的新的环境条件来影响农业的走向"。农业处境自然恶化规律表现在："人地比例自然恶化"、"农业投入自然恶化"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自然扩大"。
严瑞珍所讲的农业处境自然恶化规律的三个方面都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人为干预的结果。限制劳动力农业外转移（无论是重农抑商下的驱民归农，还是当代中国的户籍制度），必然导致人地比例恶化；片面的重工业偏斜战略，必然导致农业比较收益低下，缺乏投资吸引力；对农产品价格的政府干预和控制，是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存在和扩大的根本原因。严瑞珍农业处境自然恶化论的不当之处在于把政府干预下农业的状况当成是农业发展的自然状况，混淆了农业落后的自然原因和制度原因。
（2）农业弱质性－－市场弱质性视角。农业弱质性较为普遍的观点是把农业与市场经济的不适应性当成农业弱质性的原因。卢荣善（1995）提出，"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其产业特征决定了必然是市场竞争中的弱者"。农业的产业特征包括对自然的高度依赖性带来的高自然风险、高供给弹性和低需求弹性带来的高市场风险，这是"一切市场型农业所共有的弱质性特征"。
刘艳（1998）的表述代表了该种观点的标准说法："中国农业弱质性突出地表现为农户经济与市场经济强烈的不适应性"，她把农户的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看成是农业弱质性的最重要的原因。
应该说，小农的家庭经营是农业面临高市场风险的一个原因，但这并不是个体农业所独有的经营条件，因此不能成为导致农业弱质性的决定性原因。农业弱质性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经济现象，其原因的探究必须从中国农业的个性中寻找，这是一个根本的要求。
（3）农业弱质性－－生产力落后视角。较全面论述农业弱质性理论的是冯继康、李岳云。他们（2004）考察农业弱质性的着眼点也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与非农产业相比，呈现出明显的弱质性特点"。除了一般提出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之外，冯继康、李岳云突出强调了"农业生产经营在市场运作过程中还必须正视自身的弱势地位"。这种弱势地位包括"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素质低下，农业科技应用推广能力弱化"、"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低，吸纳社会生产要素能力相对缺乏"和"农业比较利益提升乏力，农民社会负担居高不下"。这三方面的内容实际涵盖了农业的基本生产要素－－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在市场竞争中的弱势地位，农业的弱质性根源于生产力因素。
从生产力落后的角度看，农业弱质性作为农业天然落后的原因和表现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是，冯继康、李岳云把"人多地少的现实约束"当成是"三农"难题的"国情之因"则是犯了与严瑞珍（1991）相同的错误，没有考虑到社会制度（户籍制度）才是农业劳动力滞留农业的根本原因，而不是农业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不是农业落后的根本原因。
在农业生产力落后问题上，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更加强调农民的教育水平的落后方面。陈志武指出，"大致上，城乡收入差是由三类因素造成的：制度障碍（包括税赋、定价歧视、农民就业歧视、户籍制等）、产业差别（工业产值的乘数效应和农业产值的加数效应）和人力资本差别（城镇教育水平普遍高，农民教育水平普遍低）"。虽然消除制度上的障碍是大家的共识，但即使制度上的障碍都不存在了，我们仍不得不看到农业和非农业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发展前景这一事实，农业落后问题不可改变。
（4）农业弱质性－－固定资产低效利用视角。余维祥（1994）指出，"同第二、三产业相比，农业存在着不少先天或后天性的弱点"，其中，农业需用固定资产多而利用率低，生产周期长而资金周转慢，从而使农业部门在市场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张忠法、李文（1996）也在对农业的市场风险的表述中，提出农业生产需要的"固定资产多，利用率低，生产周期长，资金周转慢，技术进步滞后"问题，把农业固定资产利用的自然属性作为农业比较收益低进而是市场风险大的理由。
表面上，说农业固定资产利用效率低和亚当·斯密提出的农业生产不利于分工的发展导致农业落后的观点是相似的，都是从农业生产自然特点角度证明农业的弱质性和落后性。但是，农业固定资产利用率低并不是导致农业落后的根本原因，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中，资本能够自由转移流动的条件下，按照马克思利润平均化原理，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必然把农业部门确定在一个合理的资本有机构成水平，而不会长期存在农业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收益低的状况。从这种意义上看，农业比较收益低的原因，进而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原因仅仅从农业生产的自然弱质性角度是不能得到说明的。
3.制度二元论－－对现代部门兴起的解释
（1）现代工业部门的兴起是工业偏斜战略的产物。中国学术界普遍认同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形成是国家社会经济政策的产物，工农业的产业差别是国家政策、体制和制度偏好的结果。
李亨章（1989）在他文章的注释中揭示了发达国家二元结构不明显的原因"是一个市场机制起作用的自然史的过程"，工业部门并没有得到国家的特殊照顾，工农业在发展过程中不存在明显的不平衡。发展中国家不惜一切代价致力于工业化的实现，从而派生出工业偏向的工业化战略和对工业的优惠和保护政策。在整体国民经济比较落后的产业结构中，工业的片面发展必然拉大与农业的发展差距，形成二元结构中的产业差别。
林毅夫等（1994）提出，重工业化战略与中国资源比较优势的背离导致"重工业优先增长无法借助市场机制得以实现"，必须借助"一套以全面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为内容的宏观政策环境"和"对经济资源实行集中的计划配置和管理办法……以及一系列剥夺企业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才能实现。社会政策、体制和制度的工业偏向保证了"在资金稀缺的经济中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用吴伟东等（1988）的话说，"我国城市工业是以�封育�的方式，在城乡隔离政策以及人口爆炸等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从这些论述看，制度二元论者把工业先进的原因归结为工业的制度（广义的制度）优势，而不是工业自身的产业优势。
（2）现代工业部门的兴起以歧视农业为代价。对工业的优待并不一定导致工农业产业差别长期存在，就像受到国家保护的产业部门并不是该国的优势产业的道理一样。因此，要全面说明中国现代工业部门的优势，还必须从工农业关系上进行全面说明工农业二元结构加剧的另一个影响因素是传统工业化战略采取了歧视农业的政策措施。杨俊青（2005）指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选择了类似前苏联的�原始积累�方式－－通过�工农业价格剪刀差�，掠夺农业、发展城市工业"。严瑞珍等（1988）也将二元经济结构与剪刀差联系起来："过大的剪刀差是先进的城市，落后的农村，先进的工业，落后的农业这种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经济基础之一。"
（3）现代工业部门发展的微观激励机制扭曲。在蔡防（2003）看来，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中还包含了对理性人激励的扭曲，这种扭曲进一步强化工农业的二元结构。人民公社体制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往往采取强制性手段，抑制劳动者的积极性"；"高估本国币值，利用出口农产品补贴进口工业设备"；再加上"国内的信贷配给或至少是某些低息贷款条款，降低了资本的国内使用成本……原则上说，汇率高估或提供低于市场借款利息的信贷能够对资本密集型技术产生强有力刺激"。
这些扭曲的激励政策措施使得中国在劳动力过剩和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条件下，出现了资本密集型技术的广泛使用，导致工业企业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这样的工业发展并没有带来就业的大量增加，农业剩余劳动力并没有伴随农业剩余实现转移，过剩劳动力大量在农业积聚导致农业资源禀赋条件进一步恶化（人多地少），农业的落后不可避免。
4.制度二元论－－对城乡收入差别的解释
就工农业产业差别形成的制度二元论来说，资源的工业和城市偏向可以解释中国工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差别和城乡差别。对于当代中国来说，一直到1952年，由于人口是自由流动的，虽然城乡存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但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并不是很大。所以，要解释中国二元结构中的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制度二元论还必须分析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和体制因素的作用。蔡防（2003）认为，中国城乡收入差别的形成必须排除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如果资源配置是通过市场进行，则上述战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无法维持"。蔡防提出，"一个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及其手段，是形成了一系列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安排"，"把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人为地画地为牢，计划之外的生产要素流动成为不合法的现象。其中把城乡人口和劳动力分隔开的户籍制度，以及与其配套的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消费品供应的票证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体制等，有效地阻碍了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在部门间、地域上和所有制之间的流动"。户籍制度及其配套制度剥夺了人口和劳动力自由流动权利，取消了城乡居民收入均等化的竞争机会，形成和固定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别。
三、二元经济结构形成思想的启示
1.二元社会经济体制是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决定性因素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当把二元结构看成是包含工农业的产业二元性、城乡地域二元性和城乡居民收入二元性的综合性概念的情况下，制度二元论的解释占有明显的优势。虽然自然二元论中从工农业的生产力水平差距角度提出的城乡二元性在解释产业二元性和城乡差别方面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一旦进入城乡居民收入的二元性问题，自然二元论就完全不能发挥作用。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建国以来中国二元结构主要是中国特殊的发展战略、经济体制等制度安排造成的，而消除二元结构的必由之路就是要进行发展战略、体制和制度变革，通过制度变迁，为二元结构的消除创造宏观和微观的制度环境和转化机制。
2.市场化改革是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的必由之路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的存在。要消除城乡差距，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的二元性，必须继续推进和完善市场化改革，为产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3.政府干预的重点应放在制度环境建设上
发挥市场机制在消除二元结构中的基础作用并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中国的二元结构转换是在体制转换的背景下进行的，政府在提供和建立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新制度安排上是大有可为的。政府实现二元结构一元化的制度变迁的重点是以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为核心，同时进行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等二元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创造出产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社会经济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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