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拓劳动力供给的制度潜力 |
| 都阳 2008-03-11 |
| 摘 要： |
在经济发展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后，供求关系的转变会进一步引起劳动力和其他要素市场相对价格关系的变化。然而，由于中国的人口转变迅速，经济快速发展所产生的劳动力需求增长强劲。因此，必须在经济结构实现根本转变之前，进一步开拓劳动力供给的潜力，从而在一定时期内维持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为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结构的转变赢得时间。本章将首先分析目前进一步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的必要性，然后具体分析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的主要来源。接下来，我们将重点观察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的制度空间，并将结合本章的分析对相关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
| 关键词： |
劳动力市场，劳动力需求，经济结构，劳动力供给的，经济体制转型，人力资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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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分析了中国的人口形势变化以及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转变问题。在经济发展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后，供求关系的转变会进一步引起劳动力和其他要素市场相对价格关系的变化。然而，由于中国的人口转变迅速，经济快速发展所产生的劳动力需求增长强劲。因此，必须在经济结构实现根本转变之前，进一步开拓劳动力供给的潜力，从而在一定时期内维持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为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结构的转变赢得时间。本章将首先分析目前进一步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的必要性，然后具体分析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的主要来源。接下来，我们将重点观察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的制度空间，并将结合本章的分析对相关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一、已经需要进一步开拓劳动力供给
一般而言，在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和价格信号的引导是导致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推动力。面临产业升级的经济体往往有着很多类似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人口老龄化加剧、较高的储蓄率、投资规模大并推动经济快速增长、贸易结构改变、消费结构升级、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这些特征会进一步导致产业结构升级、汇率升值和资产价格的大幅上涨。东亚的日本、四小龙等经济体在产业结构快速变动的时期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上述特征和发展轨迹，但各个经济体的制度环境和发展路径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且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在借鉴一般性的国际经验判断现实问题时需要谨慎。这其中需要考察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完成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所需要的时间与人口转变的过程是否契合。
在这里我们需要比较两个阶段的时间，其一，是随着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过渡、资本和劳动比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所花费的时间；其二，是由于人口转变，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上升到下降的过程所花费的时间。我们把人口转变过程中劳动供给相对充裕的阶段称为人口红利期。一般来说，如果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转变在人口红利期完成，那么，劳动供给不足的压力会比较顺利地解决。相反，如果由于产业结构升级花费的时间长，或者人口红利期短，使得人口红利期结束的时候，产业结构转变仍然没有完成，那么就可能产生劳动力短缺的局面，并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实际上，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转变过程和经济发展特点进行观察，我们恰恰可以发现中国的人口红利期短，但经济结构转型可能需要的时间较长。
我们首先看看人口转变过程和中国的人口红利期所具有的特点。图7一1的上半部分反映的是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均GDP（对数）随时间变化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的出生率快速下降。目前，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1.8以下。同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的死亡率就一直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正是由于快速的人口转变过程，使得中国花费了较短的时间实现了由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转变。
由于迅速地实现了人口转变，中国也迅速地进人人口红利期，但同时，人口红利维持的时间也相对较短。图7一1下半部分的人口预测结果显示，到2015年左右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将不再增加，而进人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到2020年左右开始下降。这就意味着，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看，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转变大概需要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完成。
图7－1：中国的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期
 资料来源：死亡率、出生率和人均GDP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历年）；人口预测数据来自于王广州提供的数据
我们再来观察一下经济结构的变化情况。伴随着经济发展，经济结构有两个大的转变和调整。其一，就是农业部门的就业在就业总量中逐渐减少；其二，就是由于产业升级，劳动密集型（主要是制造业）行业逐渐出现资本替代，经济结构中服务业的比重开始显著上升。因循这一趋势，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起飞以后的10-20年时间里，就出现了制造业比重明显下降的局面。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也取得了同样骄人的经济成长业绩 ，但是主要非农产业部门的结构并未出现显著的变动。甚至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较，也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性。图7-2是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绘制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例的变化情况，主要反映中国与其他人均GDP稍高的国家的对比情况。
图7-2有两个显著的特征。其一，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例，始终高于中高收人国家和中等收人国家。实际上，根据同一数据，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制造业占GDP的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其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高收人国家和中等收人国家的制造业比例处于单调下降的趋势，而中国基本上维持在35%左右。
因此，至少从目前的情况看，并未观察到中国制造业比例下降的趋势。最近公布的调查资料表明这一趋势仍然在延续。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6.8万户农村住户和7100多个行政村的抽样调查资料，2005年外出劳动力所从事的行业中，制造业所占的比重最大，占全部外出就业劳动力的34.8%，较之2004年高出2.5个百分点，较之列第二位的建筑业高出了14.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2006）。
另外，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和劳动力供给优势的缩小，要保持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就必须通过提高单位劳动生产率的方式来弥补。然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单位劳动生产率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比较大的差距，在短期内很难实现赶超。
图7－2：中国与有关国家制造业比例的比较
如表7－1所示，中国以每小时增加值衡量的单位劳动生产率大约是日本的1/5、欧盟国家平均水平的1/6、美国的1/8。由于人口红利的转折点即将来临，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任务相当迫切。考虑到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的转变有可能带来劳动力成本的显著上升，很难预料在人口红利进人转折点以后，中国是否还能保持劳动方面的比较优势。因此，在劳动生产率根本提高之前，人口红利又有可能消失的情况下，需要进一步挖掘现有的劳动力供给的潜力。
表7－1：中国和部分经济体单位劳动成本和劳动生产率比较
由此可见，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应努力继续保持劳动力供给方面的优势。这就要求我们充分挖掘劳动力供给的潜力，既包括挖掘劳动力供给数量的潜力，也包括进一步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只有如此，才能减轻人口红利期所剩无几、劳动力数量优势逐渐下降所带来的压力，为中国经济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结构调整赢得时间。
二、劳动力供给的潜力
总体上说，挖掘劳动供给的潜力需要做两个方面的工作：尽可能地利用现有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其转化为经济活动人口并出现在一定的工作岗位上；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手段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市场的联系。因此，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如何挖掘劳动力供给的潜力：首先，我们从年龄结构观察未来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源泉－ 农业转移劳动力增加供给的可能；然后，我们结合其他经济体在经济起飞时期表现出的规律，探讨从劳动参与和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的可能；最后，我们分析治理当前的结构性失业将如何有助于更进一步地利用劳动力资源。
（一）劳动力供给的年龄结构
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表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是弥补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造成的劳动力缺口的最主要方式，也将是中国未来劳动力供给增加的主要源泉。农村富余劳动力中通过劳动力转移的方式在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其主要的组成是年轻的劳动力。通过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年龄结构分析，我们可以间接地推算农村劳动力供给可供挖掘的潜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3年的农村住户抽样调查，农村转移劳动力以青壮年为主。在已转移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中，40岁以下的劳动力占85.9%，40岁以上的劳动力仅占14.1%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4）。同时，根据2003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出16-40岁的乡村人口总数为3.29亿人（国家统计局，2003）。结合前面农村住户调查资料，劳动力转移规模为11390万人，我们可以计算出40岁以上的乡村劳动年龄人口中，有30.5%的人在本乡以外的非农部门就业。而40岁以下的转移劳动力中，又以25岁以下的更年轻的劳动力居多，占55%；26 - 40岁的转移劳动力占45%。分年龄段的乡、村人口数及转移劳动力的情况可参见表7-2。抽样调查数据得出的结论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资料的结果是一致的。五普资料显示，16 -35岁的年轻劳动力达到全部迁移人口的3/4。其中，尤以16 -25岁年龄组为多，占全部迁移人口的近一半。
表7-2所列示的情况可以从劳动供给的角度部分地说明，为什么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表7一2的第一行表明，乡村的年轻劳动力中有47.1%已经在乡以外就业。而如果假设25岁以下的劳动力在农村转移劳动力和外出劳动力中比例大致相当的话，那么25岁以下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比例在70%以上。由于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在逐年增加，而如果用人企业还像以往一样只盯住特定年龄段的劳动力，那么，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也就是必然的了。而事实上，在随后几年不断出现的关于沿海地区技工短缺、普工短缺以及部分内陆省份劳动力短缺的报道，证明了这一趋势的延续。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需要继续挖掘农村劳动力供给的潜力，则需要更充分地利用劳动年龄人口当中41 -60岁的那部分人口。
表7－2：2003年农村富余劳动力分年龄别的外出务工情况
（二）劳动参与和人力资本积累
东亚奇迹中，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积累起到了重要作用 （Young， 1995）。从很大程度上说，中国经济起飞以来的发展过程和日本及东亚其他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地区）有着相似的特点。
在经济结构根本转型以前，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以及劳动力数量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维持高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我们可以通过以前的一些研究，来观察“东亚模式”在经济起飞过程中与劳动因素有关的变化情况。
首先，是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在东亚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参与率的提高是促成劳动力要素积累的主要方式。我们从图7一3中可以看到，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开始到90年代，这四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参与率都有普遍的上升。尤其是新加坡，劳动参与率几乎上升了一倍。姑且不论要素积累型的增长模式和经济增长持续性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很显然的一点是，如果要素积累是以前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那么在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以前，一旦要素积累的规模和速度不再像以前一样显著，则有可能产生不利于经济持续增长的因素。
图7－3：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前后劳动参与率的变化
根据以前的研究，近年来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参与率呈现下降的趋势（蔡昉、都阳、王美艳，2005）。尽管这种下降，一方面和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全面就业体制下的高就业率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城市经济重组及经济周期性波动等短期因素相联系，但劳动参与率的持续下降趋势和要素积累型增长模式的背离，使我们必须思考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是否存在一些制度性因素，以及遏制劳动参与率下降对于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的贡献。例如，2005年全国劳动年龄人口总数为9.33亿人，这也就意味着劳动参与率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增加劳动参与人口933万人，这是一笔很巨大的人力资源。
我们知道，决定劳动参与的两个直接的因素分别是市场工资率和个人的保留工资水平。在保留工资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市场工资率越高，则个人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而在市场工资率给定的情况下，个人的保留工资越高则其参与劳动力市场活动的可能性就越小。如此推而广之，凡是可能影响市场工资率水平和保留工资水平的因素都会影响到劳动参与率。我们在本书的前面章节已经看到，由于经济发展迫近了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已经开始上升，这实际上是今后提高劳动参与率的重要基础条件。就影响保留工资的因素而言，既包括个人的因素，也包括家庭和劳动力市场上制度性的因素。我们将在后面的制度分析中，更具体地讨论这一问题。
其次，使人力资本积累达到更高的水平也是挖掘劳动供给潜力的重要内容。人力资本积累是提高劳动力素质的必要手段，也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必要准备。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成长过程中，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一个显著的推动力。表7一3表明，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起飞过程中都经历了显著的人力资本积累过程。同样，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也相当迅速。
2004年，中国从业人员受教育结构和韩国1990年时的分布大致相当。尽管如此，通过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来进一步发掘劳动力供给的潜力仍然是可行的。因为，就平均受教育年限而言，中国虽然较之很多发展水平相当的发展中国家高，但和中等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一定的差距，而和发达国家相比差异就更加明显。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中国业已实现的人口转变，在总人口中教育适龄人口的比重正在逐步下降，因此，人口转变过程使得中国有可能进一步增加人力资本的积累。
表7－3：中国及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工业人员的人力资本变化
此外，除了正规教育以外，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的各种途径中，培训在中国有着更加特殊和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由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城乡之间的二元经济分割，导致居住在农村和在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比重过高，而如前所述，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发掘未来的劳动供给潜力的主要源泉所在。在由农业劳动力向产业工人转变的过程中，各种形式和各种内容的培训在人力资本积累中的作用尤其重要。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05年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中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占34.4%，较之2004年提高了6.2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2006）。这一方面说明，培训已经在中国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由于农村外出的劳动力成为中国非农劳动力市场上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培训的方式提高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不仅有很大的潜力，而且会在劳动力市场上产生直接的效果。
（三）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与结构性失业
近年来，两个同时出现的、似乎矛盾的现象值得人们思考：一方面，在农村迁移劳动力市场上，频频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而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越来越困难，成为劳动力市场上越来越受到关注的群体。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强劲的劳动力需求和高受教育水平人口的失业并存，这种现象可以归结为结构性失业。我们知道，即便在劳动参与率很高的情况下，较高的失业率也可能使一部分人力资源无法有效地得以利用。因此，降低失业率，尤其是降低结构性失业是当前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的一个重要方向。
目前来看，结构性失业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方面，劳动力市场上供求信息的传递还不充分，一些新兴的行业和职业对人才，尤其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难以很快地在劳动力供给体制（如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中得到反映。因此，通过政府搭建劳动力供求双方的信息平台，将有助于降低这种类型的结构型失业。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要改变目前高等教育供给主导型的劳动力供给体制，建立需求主导的发展模式。
我们认为，建立需求导向型的教育体制有两层含义 ： ①从教育投人看，相当大一部分教育投资的方向需要根据市场需求来确定；②教育的内容安排和教育的结构调整需要以劳动力市场信号为基础。因此，一个理想的教育发展模式应该对公共资源的使用进行合理安排，对社会资源加以合理引导；同时，教育的内部结构和内容安排要具有灵活性，以适应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劳动力市场的数量信号和价格信号一起，构成了教育结构调整的主要依据。劳动力市场的数量结构，主要包括就业的行业分布、地区分布、职业分布等内容。相应地，劳动力市场信号反映了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和不同职业之间对劳动力的相对稀缺性。例如，对于许多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农村、基层和中西部地区的需求更为迫切，这也是一种需求导向。要使这种需求真正能够引导大学生到这些地区就业，一方面毕业生要转变观念，另一方面，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也可以吸纳更多的人才进人这些领域。同时，教育部门也可以在这些地区根据就业的劳动力的数量关系，调整教育的规模。劳动力的行业和职业分布对于教育的结构调整是比较重要的信息。由于中国是一个正在经历经济迅速成长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转变也不断发生。因此，一方面很多传统的行业和职业趋于消亡，另一方面，大量新兴的行业和职业又在不断产生。教育结构如果不能适应这种形势的变化，教育的效率就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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