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性和灵活性须建立在准确性基础上,对当前宏观调控的几点建议 |
刘福垣 2008-09-25 |
摘 要: |
当前,在提高宏观调控针对性和灵活性的呼声中,实行了半年的“双防”变成了“一防一保”。但是,既要防通胀又要保增长,这就需要改变思维方式,把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建立在准确性的基础上。作者认为,人为抑制物价必然使经济增长继续下滑,当务之急是保就业而不是保增长。当务之急是,真正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解决增长为发展服务的问题。也就是说,要进一步扩大内需,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转变农民的社会身份,改造小农生产方式。 |
关键词: |
宏观调控,保证就业,扩大内需,科学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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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当前的国民经济走势喜忧参半。喜的是国民经济经受如此巨大的天灾人祸,居然没有改变经济发展运行的基本面,忧的是GDP比CPI回落得快。于是,在提高宏观调控针对性和灵活性的呼声中,实行了半年的“双防”变成了“一防一保”。但是,既要防通胀又要保增长,好像同时患了糖尿病和肝炎需要治疗一样,在西方经济学的调控工具中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招数,弄不好会形成“双手互搏”或者“按下葫芦起来瓢”的局面。这就需要改变思维方式,把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建立在准确性的基础上。
一、判断经济运行必须明确发展的时空定位
我国之所以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就是因为两个时代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还没有实现一体化。融入现代世界的工商业生产方式正以摧枯拉朽之势消灭着农业的小生产方式,改变了80%多农村人口的社会分工地位,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已经不是农业,只是社会身份还没有随之转变。根据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转变农民的社会身份就是转变我国的经济社会性质,就是发展。那么,每年转变1个百分点的农民,就需要2800万农村人口成为城市居民,需要1800万个就业岗位、700万套住宅,30年才能实现基本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阶段。目前的投资总量和结构还远远达不到发展的客观要求,创造的就业岗位还不如新增的农村人口多,国民经济的运行不是过热而是偏冷。如果纠正了政府的错位、越位和缺位,推翻了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宅体制性短缺这四座大山,排除了劳力、资金、产品和产能市场组合的人为障碍,每年为农民创造1800万个工商业的就业岗位是不成问题的。今年上半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是国民经济发展运行的本质和亮点所在。分配拉动的发展方式和消费拉动的增长模式已经初步形成,国民经济发展运行的态势将越来越好。
在这个发展阶段上,人工成本、资源价格都必然要持续上升。这种人工成本和物价的上升,一方面是对30多年来严重低估了的价值和稀缺程度的反弹和补位;另一方面是调整国内外利益格局、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和资源节约的客观需要。因此,当前的物价上升不是通货膨胀,是价格形成机制逐步成熟的必然结果,是国民经济发展跃上一个新台阶的标志。在人们的收入和GDP两位数增长的同时,物价以5%左右的速度稳步增长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从发展看运行,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是相当好的,特别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高增长是一个好兆头。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消费增长、物价上升、顺差缩小,这“三高一低”,是国内经济繁荣、国家利益开始减少外流的标志,是一个大国向强国转化的标志。
二、人为抑制物价必然使经济增长继续下滑
上半年CPI高达7.9%,确实不正常,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上,一般来说,5%以内比较理想。但是,我们必须首先明确,物价特别是CPI为什么会上升得这么快?只有找到物价上升的根源,看准了病根,才能开出有效的药方。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货紧缩是经济偏冷的标志,通货膨胀是经济过热的标志。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是一回事,是表和里的关系。治理的办法也是一个,即紧缩银根。半年多来,央行就是这么干的。但是,防了“热”,却没有防住“胀”,治了里却没有治了表。这只能说明表里不一,诊断有误,药方不对。我国经济不是热而是冷,当前的物价上升不是热的标志,不是通货膨胀,而是外热内冷的反映。之所以是CPI领涨,主要是因为小生产方式提供的农产品不适应市场化的城市需求,需要提高农产品供给的数量和改变供给的方式。而政府抑制价格与加大农业补贴形成的合力却在阻碍农业生产方式的改造,加大农产品成本,为CPI进一步上升集聚能量。
我国这次物价的腾升是落实以人为本发展观必然引起的阵痛。在这次商品货币关系变动中,货币不是自变量,而是因变量,货币贬值是产品重新估值、供求关系调整的必然结果。长期以来社会分配不公,社会保障不到位,人们不敢消费,形成了储蓄超常增长、产品积压、片面依赖外需的局面;市场价格形成的机制受到了超经济强制,严重地低估了人工成本和资源成本,造成了所谓“高增长低物价”的假象。而从2003年8月提出转变发展观之后,党和政府采取了理顺分配关系的一系列措施,不断破除GDP拜物教的迷雾,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人工成本、社会成本、环境成本、资源成本逐步恢复应有的价位,人们对社会保障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于是,随着消费量的增加,最终产品的实际价值逐渐得到了承认,供求关系也逐渐显露出本来面目,即生产不足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当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产品和要素价值的货币表现就必然呈现上升的趋势。在目前的价格上升、币值下降过程中,既然货币不是自变量,而是因变量,紧缩的货币政策只能是抑制供给,火上浇油。况且,消费拉动首先就要拉动价格,只有拉动价格才能拉动供给。我们既然选择了消费拉动的增长模式,刚刚启动了拉动机制,就采取打压的措施,岂不是叶公好龙吗?!
所谓市场经济就是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国民经济,而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就是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物价的升降正是市场机制在发挥积极作用,在自发地理顺价值关系和商品货币关系,自发地调整分配关系和经济结构。目前的物价上升本身就是在抑制不合理的需求,刺激有效供给。而政府不让它上升,岂不是不让它发挥作用?!紧缩银根是冰冻屺山,合理的、不合理的需求和供给一律被抑制。由于需求是现实的,供给是未来的,对供给的打击比对需求的抑制更加有效,价格没有按调控者的目标降下来,供给却立竿见影地降下来了,于是物价腾升的压力反而越来越大,只能产生所谓滞胀的结果。靠紧缩银根来治理所谓的通货膨胀,必然是事与愿违,政府辛辛苦苦帮倒忙。治大国若烹小鲜,政府应该冷静观察、谨慎出招,给市场调节留有充分的余地。只要价格形成的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当涨价的能量释放出来之后,供求关系得到了调整,价格的运行就会恢复常态。
三、当务之急是保就业而不是保增长
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上,国民经济的运行只有结构性矛盾,没有总量矛盾,只有波动,没有拐点。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真正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解决增长为发展服务的问题。也就是说,要进一步扩大内需,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转变农民的社会身份,改造小农生产方式。
当前,所谓保就业就是要保持中小企业总量不再减少,确保新生的比死亡的多。中小企业的主要社会功能是增加就业,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96%的就业岗位还是由中小企业提供的。当然,中小企业生命周期都比较短,生生死死、不死不生是客观规律。而当前我国的中小企业面临的几乎是灭顶之灾,如果政府不调整政策,至少三分之一以上都可能难逃破产关闭的命运。目前当务之急是调整不适当的政策,挽救处于死亡线上挣扎的中小企业。
第一,破除流动性过剩的迷雾,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为有存在价值的中小企业解决融资渠道。所谓流动性过剩是一个伪命题,在一个有巨额存差的金融市场上根本不可能出现什么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我国当前的所谓流动性问题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渠道被人为地堵死,流动性不流动,资本失业,资本不务正业。这就像人们看到水库里水越来越多,不采取放水的措施,却一个劲地提高堤坝,水是愈积愈多,而土地已经干裂,庄稼正在死亡。央行竟然把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17.5%,这种所谓从紧的政策,实际上是要了中小企业的命,为黑钱泛滥、热钱入境创造有利条件。我国纸上谈兵的符号经济学已经断送了几百万中小企业的命,再不悬崖勒马,就等于人为地制造拐点,使中国经济长期陷于滞胀的泥坑。
第二,破除强制储蓄商业保险的迷雾,免除企业的劳动力消费税,把社会保障纳入中央财政预算。目前企业替工人缴纳的各种税、费、险,已经接近工资成本的50%,这等于向企业收取劳动力消费税。企业吸收一个劳动者就业,就等于为政府减少一份社会保障开支的负担,而企业吸收的就业越多,缴纳的就越多,这不等于打击企业创造就业岗位、逼迫企业过早地用机器代替人工吗?即使企业与工人签订了劳动合同,缴纳了税费,政府能够给农民工社会保障等国民待遇吗?这种政策看起来是为了劳动者的利益,实际上结果必然是劳资两败俱伤。大量的企业为此倒闭,足以说明这种法律或政策是不合时宜的。在主体劳动者处于流动性就业状态的条件下,匆匆忙忙地把变动中的关系用法律固定下来,是不理智的。不需要靠强制储蓄来积累社会保险基金,而必须一步到位地建立全覆盖的纳入中央财政预算的社会保障制度。如果不能一步到位,就是变相剥夺了他们对共有资产的所有权。如果承认他们对共有资产的所有权,这些资产的租金和利息部分就可以使他们享受足够的社会保障待遇。如果免除了企业的“劳动力消费税”,绝大部分中小企业都能够存活下来,新生的企业肯定会比死掉的企业多,我国的就业问题不仅可以得到缓解,而且形势会越来越好。
第三,破除GDP拜物教的迷雾,重新界定投资的内涵,改革税制,降低中小企业税负。根据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坚持发展是硬道理,走出增长是硬道理的误区,明确增加就业岗位、转变农民社会身份才是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劳动力转化为商品,货币才能转化为资本。因此,只有增加就业的经济行为才能称之为投资。目前我国许多所谓投资行为根本没有实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结合,中途就回到了银行或进入某些人口袋,所谓投资率并没有统计的那么高。我国政府应该根据资本对就业的贡献来确定税负,贡献越大税负应该越轻。中小企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按上述原则制定税率,大多数中小企业应该被免除各种税收。因此而减少的财政收入肯定小于减少的财政开支,是得大于失的好事。政府应该想清楚,中小企业的社会功能是增加就业,积累不是它们的社会功能,增加就业就是减少社会保障开支,就是扩大内需,就是提高社会和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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