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口流迁与城市化：理解费孝通与霍华德 |
| 吴志明，赵伦 2010-12-02 |
| 摘 要： |
人口流迁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关键，应该回归到城市化问题分析的中心。不合理的人口流迁会带来“城市病”和“乡村病”的双重困境。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加上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特殊的制度性约束，中国城市化面临更加严重的人口流迁问题。本文重新解读了费孝通的小城镇理论和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规划，突出人口流迁的难题，探索人口流迁的道路，把社会城市作为城市化的最终目标，以此来理解费孝通和霍华德的城镇思想，这对分析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人口的合理流动和重新分布具有指导性意义。 |
| 关键词： |
人口流迁，城市化，费孝通，霍华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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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人口流迁带回城市化的分析中心
通常我们所谈到的城市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包括人口的迁移、社会文化的变迁和经济产业的重构，具体表现为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变过程；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的转变过程；农业用地向非农业用地的转变过程等（吴志明，2010）。在这个动态过程中，无论是人口迁移本身，还是社会文化变迁和经济产业结构的重构，人始终是主体，城市化本质上其实就是人口的流动和重新分布，并由此带来社会、经济、文化和人们生活方式等的变迁过程。人口流迁是指人口的流动、迁移和重新分布的过程。在近30年来的社会学著述中，作者为了突出强调其研究主旨，往往会书写成“把xxx带回分析的中心”（bringing xxx back in）的形式（Skocpol，1979；Burawoy，1985；边燕杰，1998/1997；沈原，2006）。本文模仿这一写法，以“把人口流迁带回城市化的分析中心”为首段标题，同样在于强调“人口流迁”应该在多角度的城市化分析中回归到作为关键性问题的地位。
从现实看来，无论是已实现城市化的发达国家，还是城市化正轰轰烈烈推进的发展中国家，都曾经或者正面临着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迁的两大难题。一方面，大规模的人口单纯往城市转移，远远超过城市的容纳能力，给城市管理和进一步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另外一方面，乡村人口的过度流出导致乡村衰败、停滞和农业生产力急剧下降的问题日益突出。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城市化道路虽然进行了多种模式的探索，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户籍限制政策的开放，中国城市化同样陷入这两大困境。一方面，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到城市，导致巨型城市和大城市数目的增加（黄荣清，2007），造成了严重的“城市病”，比如住房紧张、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犯罪率高等。“城市病”使流动人口和城市居民都成为了直接或是间接的受害者：农村流动人口来到相对陌生的城市，往往从事“脏、累、苦、重、险”等职业，工作条件、工作待遇普遍低于城市工人（李培林，2007），工作往往具有不稳定的特点（黄乾，2009），经济、政治地位及权利与城市工人阶级相比仍然存在着区别，相当多数农民工不享受住房、医疗、失业、义务教育、养老等方面的社会福利，农民工伤亡事故时有发生（程新征，2009），流动人口在城市中不能乐业，更不用说安居；而过多的外来人口涌入，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秩序被打乱，城市环境质量下降，公用设施紧张，社会治安恶化，人身与财产安全处于威胁之下。“城市病”也给政府造成了巨大压力，财政必须拿出更多钱用于公用设施建设、社会保障、维护社会治安以及治理城市环境等（夏永祥，2007）。而另外一方面，农村人口的过度流出，特别是青壮年人口的流失，造成农村土地荒废、生产率下降、乡村日益贫瘠的“农村病”日益严重。农村基础设施落后，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生活环境进一步恶化（夏永祥，2007）。农民收入下降或增长缓慢，与城市居民差距日趋扩大（杨文兵，2009），而城乡过大的收入差距会导致社会冲突、社会分层加剧、资源配置失衡等问题，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产生破坏性作用（黄素心，2009）。
人类不断拓展和提升的生存需要、发展需要、享受需要，既是城市化的始初出发点，又是城市化的终极目标。城市与乡村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城市化的目标不是消灭农村，而是实现城乡一体化（许经勇，2006）。因此，城市化的目的并不是把人口过度的集中到城市有限的空间里，也不是让乡村贫瘠与衰败下去，城市化的真正目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让更多人享受城市生活、享受城市文明和一切人类平等的机会。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不合理的人口流迁造成的“城市病”和“乡村病”双重困境下，城乡人口的生活质量日益下降，城市化的质量越来越低。21世纪，至少在最初的几十年，提高城市化水平依旧是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人口往城市集聚的动态过程还将继续下去。因此我们不得不对中国城市化，特别是城市进程中的人口流迁问题做出更深入的思考。而到底如何有效引导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如何安排和管理城市过分拥挤人口?如何让人们真正过上城市化的生活?这些人口流迁的问题成为提高城市化水平和质量的根本性难题。
二、城市化问题的思考者
费孝通（1910－2005）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对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农村社会发展问题倾注了一生的思考。费老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追踪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与发展（宋林飞，200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城镇化步伐加快，面对中国人口剧增、农村人口基数庞大、城市化水平低、城乡分割发展等现实，如何转移农村过剩劳动力，做活“人口这盘棋”，从而提高城市化水平，确保城乡协调发展的问题进入了费孝通的思考视野。他抱着“志在富民”的不懈追求，以耄耋之躯，不辞劳苦的深入到乡村、城镇考察研究，陆续发表了《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再探索》、《小城镇新开拓》、《中国城乡发展道路》、《论中国小城镇发展》等著名的文章，集中论述了以发展小城镇作为农村人口的出路、协调城乡发展和实现中国特色城市化等关键问题。
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1850－1928）是英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城市学家，规划设计家。1850年出生的他，目睹了英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动态过程中带来的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因人口大量从农村向城市迁移，而造成的城市人口拥挤和环境恶化的“城市病”问题，以及农村衰败，停滞不前，农村生产力下降的问题。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下，他认为人口过分聚集是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并提出通过建设田园城市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最终构建一个“城市－乡村”一体化发展的社会城市来重新分布城市拥挤的人口的主张。这个主张的主要思想体现在其1898年出版的《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1902年第二版及后来的各版本书名均被改为《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中。他对城市和乡村规划发展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至今远远还没有褪色。今日世界城市化进程，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推进，正经历着一百多年前英国所走过的道路，因此是可从此书中寻找经验、少走弯路的（金经元，2000）。正如奥斯本在该书1946年版的序言里面说：“在读这本书时要注意，我们正在研究一张近50年的蓝图。令人惊讶的不是它的边缘已经褪色，而是它的中心依然清晰、醒目。”金经元先生在译序里面同样说到：“所有关心社会前途的人，都有可能从中得到启迪。”
无论是费孝通面对中国庞大的农村人口，还是霍华德面对英国“城市病”和“乡村病”的双重困境，都一致的认为人口的合理安排和有效转移是城市化问题的关键，必须通过建设小城镇或是田园城市来转移和分散人口，从而缩小城乡差距，最终达到城市化水平和质量提高的目的，走上“城乡统筹发展”和“社会城市”的建设路上来。
三、经典的误解
自20世纪80年代初费孝通提出小城镇理论以来，小城镇建设受到了高度重视。特别是1998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农业和农村中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小城镇大战略”的口号，明确了小城镇战略是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而使费孝通的小城镇理论由自下而上的地方发展模式转变为中央政府城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以制度化的形式得到推广实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到如今国家小城镇战略已经推行了二十多年，可东部和中西部差距越来越大，城乡差距也日益扩大化，农业人口有增无减，这是经典小城镇理论无法解释的（王星，2006），小城镇理论仿佛遭遇到现实困境。本世纪初至今，中国大城市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城市群（都市圈）的建设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2006年十届全国人大通过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又进一步对城市化问题的指导思想做出了变动，提出在继续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强调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市化的主体形态。人们又放弃了建设小城镇这条道路，重新回到盲目追求大城市、严重破坏自然环境的老路上去。仿佛费孝通小城镇理论在大都市的膨胀发展中遭遇到被否定的命运。由此人口流迁和分布再一次呈现“葫芦型”，城乡人口两头突出，中间小城镇人口萎缩，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
霍华德的《明日的田园城市》同样遭遇到经典著作通常遇到的不幸：既受到显然从未读过这本书的人的斥责，有时又被对它一知半解的人接受（芒福德，1946）。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城市人口迅速发展，相应地带来了住房建设的高潮。为适应各种社会发展的需要，又想避免给大城市带来压力，受田园城市运动的影响出现了大伦敦规划方案，在绿带以外建设若干个卫星城和新城。方案原想向外疏散部分伦敦人口，此目的并未实现，反而变成了新的一种方式吸引了更多的外来人口，变相地进一步扩大了伦敦。而在中国同样也效仿这样的做法，近年来大城市卫星城和新城区的建设成为了一种风潮，结果却吸引来了更多的农村流动人口，造成了更加严重的人口拥挤问题，城市像“大饼”似的呈圈形向外扩展，“城市病”和“乡村病”也愈加严重。
因此我们不得不省思，是不是小城镇理论不适合中国的现实情况，还是遭遇到了“经典通常遇到的不幸”。而另外一方面，大城市给人们带来许多困惑之际，至少不是每一个大城市都越大越好，为什么我们不学习西方治理城市病的成功经验，偏偏要把他们的城市病态作为效法的榜样（金经元，1996）。中国流动人口日益膨胀，拥挤在大城市，他们的住房、就业、城市的环境和农村的未来日益令人担忧。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面临着诸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特殊的制度性约束，又基于中国的庞大人口规模，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未来的城市化过程中，人口转移可能更多的取决于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与聚集，而这一特征决定了中小城镇可能在未来的中国人口城市化转移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杨文兵，2009）。既然我们认为无论是费孝通的小城镇理论还是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规划都遭遇到了不幸的误解，那么费孝通设想的小城镇到底是怎么样的，其与霍华德规划的田园城市有什么异同呢?
四、理解费孝通与霍华德
（一）突出人口流迁的难题
费孝通提出的小城镇问题，主要是从人口分布的角度去展开的。费孝通认为，在人口数量上，城乡差别太大。现在面临的人口问题是，下面农村劳动力过剩，亟待解决。中等以上城市又存在待业青年多的现象。然而有一个地方却是缺人，即小城镇（费孝通，1982）。我国虽然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人口的增长还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由于文化不发达，计划生育的效果是不理想的。因此如何转移和安排农村新增人口和剩余劳动力问题成为面临的难题。如果把人口留在农村，将增加农村土地压力，同时农民被封闭在小村里，文化将日益下降；如果把人口盲目地转移到大城市，将面临在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的“大城市病”，事实证明大城市模式不利于广大民众安居乐业，况且这种模式与我国国情也很难接得拢（费孝通，1983）。然而，随着户籍限制政策的开放，由于农村推力和城市拉力的作用，大批流动人口往大城市聚集。这样造成大城市的人太多，而小城镇人口则不增长，费孝通认为这是中国人口分布不合理的大问题。这种用大城市直接替代农村的城市化道路不适合中国农民人口基数庞大的国情，根本无法解决转移几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形成的巨大压力。城市化进程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怎么样为新增人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找到出路，使他们不成为一个消极的包袱，而成为一个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这成为当前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人口问题的重点。
19世纪后期，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各国加快了城市化的脚步。特别是西方国家，城市工业发展迅速，劳动力大量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城乡发展对立，从而出现了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城市人口拥挤、环境恶化，住房困难，以及农村凋敝、衰败和农业生产力下降等问题日益突出。霍华德说到，有一个问题几乎使人们没有什么分歧意见，那就是对人口将继续向已经过分拥挤的城市集中、农村地区将进一步衰竭的问题深感不安。遍地即将布满大城市。乡村停滞，衰退；城市畸形发展。如果城市确实日复一日地变成人类的坟墓，那么当我们看到住房如此拥挤，被毫无顾忌的糟蹋的如此肮脏、污水横流，又何足为奇呢?许多农舍破败不堪，难以称之为房屋，许多人身体虚弱，无力承担健康人的工作。如不采取措施来改善农业劳动者的处境，人口还将继续外流，将来结局如何，难以断言（霍华德，1898）。霍华德明显感觉到农村人口大量的向城市集中，导致城市畸形发展，乡村的衰败停滞，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等，成为了一个令人深感不安的普遍社会问题。
无论是在中国城市化的动态推进中，还是西方国家普遍城市化的静态结果里，人口问题仍旧贯穿始终。人口在城市化推进中如何有效转移以及在城市里面如何更好的做出安排和重新分布，在费孝通和霍华德眼里都是城市化面临的首要难题。
（二）人口流迁的道路探索
费孝通在深入苏南农村和小镇调查研究时，发现了城镇和乡村之间出现了一种亦工亦农的新人物，既是工人又是农民，或是说是“离土不离乡”的工农兼业者。即后来我们说的“农民工”。费孝通从农民工群体身上看到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工业化的一条新道路。他认为这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它和西方资本主义初期的工业化道路不一样，它对农业不发生破化作用，它对农民不产生贫穷化的后果，相反的，这是农业现代化和农民日益富裕中找出来的新路子。他还进一步说道，如果说社会进步的目标之一是消灭城乡差别，这些农民工群体正是在消灭这个差别上起着现实的促进作用（费孝通，1983）。于是，费孝通在小城镇上看到了转移农村人口的希望，提出要下活人口这盘棋，必须做好两个眼：一是发展小城镇，作为城乡之间的人口“蓄水库”，改变目前大量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情况，以减轻大城市的人口压力；一是缩短地域间的差距，加强人口流动，化密为稀。那么如何使小城镇发展成为源源不断的人口流的“蓄水库”呢?费孝通认为，乡镇企业是其中的关键。费孝通说，我似乎窥见到农村、小城镇、大中城市紧密联结和农村经济、乡村工业、城市经济相互交融的前景。吴江小城镇复苏的直接原因是乡镇工业的发展。办乡镇工业不同于搞农业，工业生产对能源、仓储、运输、市场等条件的需求，使它寻求农村中交通便利、易于集散的中心地带，这就找到了当时还带着冷落、凋敝景象的小城镇。越来越多的工厂在那里安家落户，机器轰鸣、产销两旺，人气聚集、物流加快，对相互服务行业的要求增加，自然就把小城镇的发展带动了起来（费孝通，1983）。乡镇企业成了振兴小城镇强有力的支柱。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小城镇的繁荣能蓄积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这样使小城镇成为劳动力的“蓄水池”。因此，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和解决人口出路的一大问题。在此基础上，费孝通提出了解决乡村剩余劳动力的两种方式，即两种人口流向，开创了在流动中改变人口合理分布的新路子。第一是引导农村劳动人口“离土不离乡”的从农村向小城镇聚居，进入到乡镇企业的发展建设中，复苏繁荣小城镇经济。经过多年实践检验，实行几亿农民离土不离乡，积极发展乡镇企业被肯定为从我国国情出发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方针（宋林飞，2000）。在过去的20年来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的确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经济面貌（Ho，1994；Huang，1990），带动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李培林、王春光，1998；Findlay，Wastson and Wu，1994）。同时，也组织劳动人口有定期的“离乡不背井”的从本乡外出。这两种兼业劳动队伍的形成不仅影响到社会结构而且将改变人口的分布，有利于联结城乡发展，提高城市化水平。
面对西方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深感不安”的问题，霍华德怎么探索人口转移和重新分布之道的呢?霍华德相信使人民返回土地的解决办法，肯定是一万能钥匙，因为它能打开入口。他把城市和乡村比作磁铁，把人民比作磁针，并认为现有的城市磁铁引力比乡村大，于是大量的劳动力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从而造成了这个“深感不安”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就是铸就第三种磁铁，第三种磁铁必须比现有的城市磁铁引力要大，这样就能有效地使人口进行重新分布。霍华德提出，乡村磁铁有自己的优点，城市磁铁也有自己的优点，第三种磁铁就是要把“一切最生动活泼的城市生活的优点和美丽与愉快的乡村环境和谐地组合在一起”，这样第三种磁铁将产生“大家梦寐以求的效果－－－人民自发地从拥挤的城市投入大地母亲的仁慈怀抱，这个生命、快乐、财富和力量的源泉”。“正如男人和女人互通才智一样，城市和乡村亦应如此。这种诅咒和社会的自然畸形分割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城市和乡村必须成婚，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必须构成一个‘城市－乡村磁铁’，建设上述这种磁铁，而且能够有效地继续建设更多的这种磁铁，定将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霍华德构想的“城市－乡村”磁铁是通过规划建设田园城市来实现的。田园城市是一个兼具城市优点和乡村特色、城乡统筹发展的地方。在选定的土地上只有少量的建筑物或工程设施，能以最圆满的方式加以利用；在设计上考虑到，随着田园城市的成长，大自然的免费馈赠－－新鲜空气、阳光、呼吸空间和游戏空间－－仍将留有足够的数量；在使用现代科学成果上使技艺可以补充自然，从而使生活变得永远愉快幸福。因此，田园城市的最终目的就是分散大城市过分拥挤的人口，同时又使农村不再继续衰败下去，使人们过上兼具城乡优点的城市化生活。
费孝通在面对中国农村人口增长和剩余劳动力盲目流出，造成城市拥挤、乡村衰败的问题时，提出了复苏繁荣小城镇的构想，使小城镇成为人口的“蓄水池”，从而解决人口的迁移和重新分布的问题。霍华德在面临西方高度城市化的城市犹如“大肿瘤般增长”而乡村却衰败的情况下提出了建设“城市－乡村”磁铁的田园城市，以达到重新分布城市拥挤人口，又使乡村恢复生机的设计。我们会看到，小城镇和田园城市何其相似，目的都是使城乡人口合理安排和重新布置，从而达到提高城市化的水平和质量之真正目的。但是我们必须深刻的认识到，无论是费孝通的小城镇还是霍华德的田园城市，都离不开大城市的辐射作用。费孝通先生“小城镇”的原意是指城市郊区的小城镇。而在远离城市的农村，人为建造“小城镇”，违背经济规律，往往劳民伤财（彭玉生，2006）。费孝通谈到的小城镇发展是建立在乡镇企业繁荣和城市工业扩散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必须处于城市辐射范围之内的小城镇。因为，乡镇企业的地域差异的原因之一，是所谓的“城市辐射”或是“城市聚集经济”。城市的市场和技术潜力对周边县的非农产值（主要是乡镇企业）增长有显著的辐射作用，非农产业离城市距离越近增长越快（彭玉生，2006），并且只有这样，才能在发展小城镇的基础之上把农村和城市联结起来。在西部地区，在远离城市辐射地区，在乡镇企业看不到影子的小城镇上人为的发展小城镇只能陷入困境，这是费孝通经典小城镇遭遇现实困境的主要原因。而霍华德也明确的指出，田园城市的建设要围绕在大城市的周围，是在大城市的郊区开展的，并用快速和发达的交通把田园城市和中心城市联结起来形成一个兼具城乡特色的大社区，从而使人们过上兼具城市优点和乡村特色的生活。
（三）“社会城市”作为城市化的最终目的
费孝通提出，随着农村从自给自足经济向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以及大城市建设的发展，在我国广大的城乡结合部，必然要涌现大批的、星罗棋布的、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小城镇。但是发展小城镇不仅仅是为了转移农村劳动力，发展小城镇的真正目的是连接农村和城市，使城乡协调发展。小城镇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要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繁荣，要解放农村生产力，农业和工业不联系，不去发展乡镇企业是不行的。如果没有小城镇，农村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就没有基础（费孝通，1983）。小城镇的发展不仅同农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与大中城市也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小城镇是城乡的纽带，是城乡发展的必要环节。农村要想进一步发展，如果离开城市的支持和推动，那是不可能的。从城乡关系里边看到，农村要发展，必须要有一个经济中心来帮助它，来辐射它，农村必须靠近城市。如果我们国家只有大城市、中等城市，没有小城镇，农村里面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就没有腿。同时，小城镇的发展并不是把城市的工业污染扩散下去，而是把工业利润和就业机会扩散下去，使小城镇人们也过上城市化的优质生活。同时，费孝通还强调，连接城乡发展交通的作用，通过交通把城市和小城镇发展连接成为一个区域，共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并且在区域性的协调发展中，城乡之间的新联结还表现为信息的互相传递与不断反馈的速度越来越快，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城乡之间的真正差距，从而实现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达到全面提高城市化的水平和质量的目的。
霍华德说到，我们将假设，田园城市人口一直增长，它将怎么样继续发展?它将怎么样满足那些被它的多种优点吸引来的人的需要?它是否要在环绕它的农业地带上进行建设，从而永远损坏它称为田园城市的名声?霍华德坚决的回答是“肯定不是”。那么它将如何发展呢?它将靠在其“乡村”地带以外不远的地方建设一座城市来发展……但是由于专设的快速交通，一座城市的居民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到达另外一座的城市，所以两座城市的居民实际上属于一个社区。这一增长原则－－在我们城市的周围始终保留一个乡村带，直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一个城市群－－并不一定要按照我的示意图来贯彻，但是这种环绕一个中心的城市布置，使整个组群中的每一个居民虽然一方面居住在一个小镇上，但是实际上是居住在一座宏大而无比美丽的城市之中，并享有一切优越性；然而乡村所有的清新乐趣－－田野、灌木丛、林地－－通过步行或是骑马瞬时即可享用。由于田园城市的魅力和引力，城市人口依旧会继续增长，同时也会出现“推广如此健康、如此优越的方法的广泛要求”。城市一定要增长，但是其增长要遵循如下原则－－这种增长将不降低或是破坏，而且永远有助于提高城市的社会机遇、美丽和方便。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田园城市也只是霍华德构想的一个实验和示范，只是城市发展建设迈出的第一小步，真正的目的是通往社会城市。社会城市是由多个田园城市组成的城市群，而且又不能打破原本构想的田园城市那兼具城市优点和乡村特色的生活，反而通过交通的改善，把所有的田园城市群紧密的联结起来，形成一个“大网络，大社区”，让处于每一个田园城市里面的居民享受到“世界上任何土地押在私人手中的城市无能为力”的大城市生活。霍华德设想指出，10个各为3万人的田园城市，用高速公共交通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大城市网络社区，人民比住在拥挤的城市时靠的更近。大城市社区里面，政治上是联盟，文化上相互协作，就能享受一个30万人口的城市才能享受的一切设施和便利，然而却不会像大城市那样效率低下。正如芒福德在1946年版导言中说的那样，“霍华德把乡村和城市的改进作为一个统一的问题来处理，大大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他是一位比我们的许多同代人更高明的社会衰退问题诊断家”（芒福德，1946）。
但是我们知道，单纯的小城镇复苏和繁荣并不是费孝通最终的目的，单纯的田园城市建设也不是霍华德的最终设想。他们只是把小城镇和田园城市建设当作一种手段，真正的目的是通过建设小城镇和田园城市使人口得到合理的迁移和分布，让人们享受发展带来的优越，消除城乡差别。他们告诉我们城市化的目的并不是让人们住在农村还是城市，城市化的真正目的如何最大限度地让更多人享受城市生活、享受城市文明和一切人类平等的机会。
五、结束语
中国城市发展到现在往往形成了具有“大都市带大郊区”的特点，城市的周围往往连带着广阔的农村区域。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进行“社会城市”的建设，首先要从城市大郊区或者城乡结合部开始。小城镇是大都市辐射区的小城镇，并把它朝霍华德描述的田园城市上靠近，用交通把这些小城镇群联结起来。这样不仅有利于把过分集中在城市中心的人口有效地分散在城市和城市周围的大郊区和边缘农村地区，同时又可以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成小城镇的建设者。最终把大都市和大郊区发展统一起来，使人们永远幸福地生活在兼具城市优点和田园特色的现代化城市中。都市圈和社会城市的理念是一致的，都市围是绕一个大都市建立的一个城市群。城市群建设要把发展重点放在城市所能辐射到的广阔郊区和小城镇上，并通过高速的公共交通系统连接起来形成“大社区”，最大化的重新分布过分聚集在市中心的城市人口和有效的转移农村过剩的劳动力。在城市圈里人们可以享受到一切平等的权力：平等的工作、合理的房价、参与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等。只有这样，从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才能完成市民化的过程，在城市认同的基础上推进城市化水平量与质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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