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出口企业凭什么拥有了较高的生产率 |
| 叶蓁 2010-08-26 |
| 摘 要： |
已有的研究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企业拥有高生产率的原因归结为显著的“出口中学效应”。中国出口企业的实际情况则更有可能是在提供了清晰产权激励后，通过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生产而获得较高的生产率。不仅如此，中国出口企业的“出口中学效应”还受其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影响。基于此，本文首先针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提出了一个简要的理论分析框架，然后利用江苏省的微观企业数据进行验证，结论显示产权制度安排、市场规模、集聚效应和专业化分工对出口企业生产率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出口中学效应”中出口和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
| 关键词： |
出口企业，生产率，规模经济，专业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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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最新的一系列经验研究表明，具有出口行为的企业表现出更高的生产率。Bernard和Jensen（1999）的研究表明，美国的出口企业平均规模是非出口企业的4.8倍，劳动生产率则高出33%。法国、意大利、中国台湾以及斯洛文尼亚等国家也被证实存在这种现象（Aw和Huang，1995；Cleri-dos等，1998；Loecker，2007），有关中国的经验研究也表明存在这一规律（Kraay，2006；张杰，2009）。
出口企业为什么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主要有两类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出口存在“冰山成本”，且只有生产率高的企业才能承担这些成本并获得利润，所以出口企业必然比非出口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Clerides，1998；Bernard和Jensen，1999），这被称为“自选择效应”（Self-Selec-tion Effect）；另一种观点认为，出口企业面临比国内市场容量更大的国际市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企业通过供应商导向实现的技术升级使得出口企业拥有较高的生产率水平，这被称为“出口中学效应”（Learning-by-Exporting）。张杰（2009）通过对中国企业出口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认为“出口中学效应”是中国本土出口企业具有高生产率的重要原因。
笔者认为这两类效应可能同时存在，只是从宏观上来看，可能某一类效应更加明显。因此，对于中国的这一现象进行解释，不能简单地套用以上两类解释。首先，由于中国内部市场分割，相比出口市场的“冰山成本”和竞争程度，非出口企业面临的中国内部市场的贸易壁垒和竞争激烈程度可能还会更高，“自选择效应”的解释不具有普适性。其次，虽然“出口中学效应”被认为是中国出口企业具有高生产率的重要原因，但仍然存在其他同样重要的影响因素，而这些因素是中国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独有的属性，它们包括产权改革、生产非一体化、市场质量以及地理位置上的集中等。最后，就“出口中学效应”而言，处于全球价值链中的中国出口企业在技术模仿和引进上虽然存在很多有利因素，但同时还存在被发达国家的“发包”企业以及跨国公司压制的可能，因此这种“出口学习效应”对生产率可能存在较为复杂的非线性影响。
基于此，本文并没有遵循传统的贸易理论分析框架，而是从中国出口企业的独特属性出发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相比已有的研究，本文就分析框架进行了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的拓展：第一，对“出口中学效应”进行区分考察，以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为标志，考察出口代工模式对生产率的影响；第二，考察除出口行为之外的影响因素，包括规模经济、分工和制度因素。因此，这对已有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并且本文结论对已有的理论解释提供了有力的补充。
二、分析与假说
凭借低端要素禀赋切入全球价值链，通过从国外进口原材料、生产设备和半成品进行加工和深加工转而再出口，这种代工模式是近30年来中国出口的重要特征。这种全球价值链在国家界面上的垂直分解，在引致中国贸易量激增的同时也对中国工业企业生产率产生巨大的影响。对生产率的影响可以从规模经济和分工两个方面展开分析：一方面，这种生产非一体化使得中国企业面临的市场容量得到扩大，规模经济效应的实现成为可能。Antweiler和Trefler（2002）的研究提供了关于规模经济的证据，其结论显示：在重点出口行业如科研设备、电力机械、非电力机械等行业普遍存在规模经济效应，而在木制品、鞋类、皮革和纺织品等行业则未表现出规模经济的倾向。另一方面，价值链中的主导企业会对凭借低端要素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出口企业的劳工人员进行技术培训，提供产品工艺的技术支持，通过进口先进机器设备、原材料和半成品中隐含的先进技术，出口企业可以通过对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模仿或引进实现生产率的提升。不仅如此，具有高质量消费的出口市场对出口企业提出了更高的产品质量要求或市场进入标准，迫使出口企业为拿到订单而努力提升生产率。基于此，笔者提出本文的第一个假说：出口企业因参与到大容量出口市场和更精细化分工的全球化生产，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和专业化分工而获得了较高的生产率。
全球价值链在国际范围内的垂直分解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因此发展中国家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因分工而获取了更高的生产率，但也存在被价值链主导企业压制的可能。从宏观上来说，自“华盛顿共识”以来所推进的经济全球化体系仍然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因此在利益冲突时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公正裁决；从微观上来说，这种全球化是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或那些占据价值链主导地位的企业所控制的，这些企业在帮助代工企业实现工艺和产品的升级后，又会因为对未来竞争的考虑而阻碍代工企业的功能和链条升级，在品牌建设和销售拓展等方面对代工企业展开封锁。基于此，笔者提出第二个假说：对出口企业而言，因分工在初期生产率得以迅速提升，但后期的生产率提升会受阻，因此出口企业的“出口中学效应”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倒U型结构。
在对“出口中学效应”分析进行了扩展后，笔者认为出口企业生产率还受到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些独特因素的影响，这包括规模经济因素中的集聚效应和产权激励。（1）如果说前面分析的大容量出口市场为规模经济提供了需求保障，那么出口企业在地理位置上的集聚则提供了规模经济效应的供给保障。从聚合经济来看，无论是微观的出口企业集群还是宏观上的出口产业集聚，中国的表现也尤为显著：微观上，浙江的中小企业集群更是浙江出口的主力军，目前“苏南模式”特征的聚集群则是以生产者服务业为支撑的整体出口模式；宏观上，东部沿海的出口聚集也十分突出，2007年上海、江苏、广东和浙江四省市的出口总额占到全国的69.3%，整个东部地区则占到89.8%。这种地理位置上的集聚对生产率的影响至少可以通过劳动力共享、信息共享以及知识溢出等多个渠道实现。（2）出口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不能不提到中国企业的产权制度安排，经济改革过程中，政府在出口行业提供了更强的私有产权激励。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中国整体经济效率的提升来源于农村部门的改革，那么90年代后期效率的提升则来源于工业部门的产权改革，这种改革提供了更强的产能释放和效率提升。由于出口行业面临的竞争性行业是国有企业退出的重点，此消彼长，从而使得出口企业生产率提升得到了激励保障。1999-2006年我国出口重点行业纺织业、电气机械、电子设备以及交通运输设备行业的国家资本占实收资本的比重平均值分别为0.182、0.128、0.135和0.287。从时间上来看，1999-2006年间，出口重点行业中国家资本均逐年降低。刘小玄（1995）则提供了更为全面的微观证据，认为非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安排决定了其具有比国有企业更高的生产率增长。
笔者就以上分析将中国出口企业生产增进机制总结为：在提供清晰的激励基础上，通过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和分工经济，使得出口企业表现出更高的生产率。
三、研究设计
本文的数据取自2005年江苏发改委的问卷调研，其中有效数据单位342个，本文主要采用其中的本土企业数据231个，该数据涵盖了16个二位码行业。笔者对研究设计说明如下：
1、变量选取及其度量：（1）生产率指标（LP），采用销售收入与就业人数的比值衡量全员劳动生产率；（2）产权变量（OWN），采用虚拟变量来衡量，如果企业所有权为国有，则为1，反之为0；（3）集聚变量（AGG），问卷中有关于“贵企业是否存在于明显的集聚区”一项，对于回答“是”的企业设定为1，反之为0；（4）市场规模变量（MAK），采用2003-2005年间销售收入增速来衡量；（5）分工变量（DIV），问卷中有关于“如果贵公司与国外公司有供应关系，或加工关系，哪些生产要素和服务是国外公司或从国外采购提供的”一项设计，对于有回答的企业，设定为1，反之为0。此外，除了以上分析框架中涉及的变量，笔者还给出了几个重要的控制变量：（6）资本密集度（PEK），采用人均资本存量来衡量；（7）研发投入（R&D），采用三年R&D投入均值衡量；（8）人力资本存量（HUM），采用中高级技工占员工总数的比重来衡量。
2、分组说明：（1）出口分类，在问卷调查中，关于企业销售去向一项设计，如果其中销售额中销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小于1%，则设定为该企业没有出口行为；（2）为了区分代工模式下学习效应的强弱，根据问卷中关于“如果贵公司与国外公司有供应关系，或加工关系，哪些生产要素和服务是国外公司或从国外采购提供的”一项的回答，选项为“关键技术”、“关键部件”和“关键制造设备”的企业，可能是处于切入全球价值链初期，此时学习效应可能显著，对于其他回答为“研发”、“资金”、“产品设计”和“市场调研”的企业，笔者认为这类企业存在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动机，即处于切入价值链的后期。对前者，我们设定为1，后者为0。
3、数据的统计描述（表1）：出口企业在劳动生产率、市场容量和人力资本存量上均占有优势，分别高出非出口型企业36%、160%和29%；非出口组别企业在资本密集度和R&D投入上则占有优势。出口企业组别中有近72%的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非国有企业比重为76%，具有集聚特征的企业比例为55%，相比非出口组企业均占有优势。
表1：指标统计描述
表2：分组回归结果一
四、计量检验
针对本文研究的需要，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LP=α+β1OWN+β2AGG+β3MAK+β4DIV+γ1PEK+γ2R&D+γ3HUM+ε
其中OWN、AGG、MAK和DIV为解释变量，PEK、R&D和HUM为控制变量，ε为随机干扰项。为了避免变量的内生性问题，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计。
1、假说一的验证。从表2的结果来看，证实了本文的第一个假说。从市场容量来看，该变量对出口企业的影响最为显著，在控制了资本密集度、研发投入变量和人力资本变量之后，市场的规模经济效应对出口企业生产率的贡献为3.89%。从分工生产来看，DIV变量是众多因素中第二重要的变量，无论是在有控制变量还是没有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其对出口企业的生产率贡献达到了2.67%此外，其他考察变量所有制变量和集聚变量对所有企业生产率均产生了积极的正向作用，出口组中四个解释变量回归结果均比非出口组更显著，这表明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受到所有制和集聚变量的影响更大。在控制了人均资本存量、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存量后，两组解释变量估计结果的显著性均增强了，这表明即使在具有相同的资本设备、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存量的情况下，文章所考察的所有制、集聚、市场规模和分工四个变量是影响出口企业生产率的重要因素。
2、假说二的验证。为了辨析出口代工模式下“出口中学效应”，此处的计量采用第二类分组。对于那些在代工过程中通过引进“关键技术”、“关键部件”和“关键制造设备”的企业，设定为处于切入全球价值链初期，此时学习效应可能显著；对于通过“研发”、“资金”、“产品设计”和“市场调研”而获取帮助的企业，笔者认为该类企业存在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动机，即处于切入价值链的后期，但存在被封锁的可能。从最终的计量结果（表3）来看，处于代工初期阶段的企业出口行为会通过显著的市场规模效应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在控制变量后其贡献达到了4.89%，而在后期这个变量的影响则下降为2.7%。在初期阶段，所有制和市场规模效应是企业生产率提升的两大重要因素，而到了后期影响企业生产率的因素转变为了集聚效应、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笔者对调查问卷中关于代工模式出口值作为衡量代工模式评级的参考，以考察代工模式与生产率之间关系时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出口学习效应中关于促进生产率的阶段占据了较大的范围，其提升也十分明显，但是到了代工后期，其学习效应观测值大幅度减少，其对生产率的影响也不再为正。
3、对其他影响因素的分析。从产权激励来看，无论是哪一类分组，该变量对企业的生产率均产生了积极的正向作用，在出口组中的影响更为显著。这验证了前文关于出口类型企业中存在更多产权激励的假说。从集聚效应来看，同样存在积极的正向作用，只是这种作用对出口和非出口的影响不是很大，但仍然存在差异，即出口类型企业的生产率受集聚的影响更大。资本密集度是为了控制不同行业的资本存量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对于那些资本密集度高行业内的企业，其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会受到资本深化的影响；同样，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存量均会对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从回归结果来看，这三类控制变量对劳动生产率均产生了积极的正向作用，同时笔者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出口类型企业中企业的研发投入对生产率的影响高于非出口企业，这可能是由于出口企业的技术升级只能通过购买和自主研发，该项投入要高于非出口企业。
表3：分组回归结果二
五、结 论
本文利用微观企业数据，对出口企业具有较高的生产率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两个关键假说均得到了有效验证，中国出口企业之所以表现出较高的生产率，一方面是由于存在“出口中学效应”，这种效应是通过出口企业参与到更大容量的出口市场和更精细化的生产中而实现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在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之间，存在显著的集聚效应和产权激励差异。更深一步的研究表明，“出口中学效应”并不是意味着出口和企业生产率之间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具有该效应的代工企业的生产率还与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有关。
本文研究的结论对现实经济有两个方面的启示：第一，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如何从投资驱动型转向效率增进型有重要的意义，在提供清晰的激励前提下，通过实现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生产是制造业效率提升的重要渠道。第二，这种渠道在出口型企业表现最为明显，但是如果仍然是简单地依赖出口行为对效率的增进，这种效果则又是有限的，这取决于出口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中国企业如果仍然是以要素禀赋低端要素切入全球价值链，其效率提升只是短暂的。
本文的不足：由于经验研究数据的限制，只能采用江苏省的数据进行验证，该数据也只是截面数据，在未来的研究方向应该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面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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