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非一日之功 |
| 金志奇 2009-06-01 |
| 摘 要： |
近些年，我国经济增长与经济体制不适应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相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改革更是明显滞后。当前经济增长对改革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要求建立一套规范的、效率更高的体制的呼声更加强烈，很多问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本文认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难以实现根本性转变的原因，关键在于导致经济增长方式不合理的体制和机制还没有实现根本性转变。 |
| 关键词： |
改革发展，经济增长方式，经济体制，经济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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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虽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长期性的战略问题。
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时是由刘国光等一些留学苏联的学者提出并引入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央在制定“九五”计划时，曾提出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其中之一就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近年来，虽然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取得了积极进展，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均取得一定成效，但时至今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得到根本转变，与发达国家相比，大投入、高消耗、低效率仍很严重。可以预计，未来我国土地、淡水、能源等资源不足与经济快速增长、人口不断增加的矛盾将更加突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非一日之功，作为长期性问题，它将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
生产力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我国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高积累、高速度的发展战略，实行侧重数量扩张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这对于当时处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经济相当落后但要尽快摆脱国外经济封锁、消除国内落后与贫穷以及建立起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中国而言，是唯一的选择，具有客观性，也是不可逾越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种种失误，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没有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而是凭主观臆造，搞“一大二公”和“穷过渡”，在生产力还极其落后的情况下，生产关系任意拔高，使之严重脱离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总是急躁冒进，老想大干快上，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当今世界，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已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劳动生产率也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 。为了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坚持用新技术、新工艺武装生产的各个环节，少投入多产出，通过挖潜、革新、改造来实现集约化生产是必要的，但这是对单个企业而言的。就整个社会来说，由于各个地区经济基础不一样，生产力水平参差不齐，尤其是中西部一些地区经济还相当落后甚至中东部的某些行业水平差距还很大，如果全国“一刀切”，整体向集约化、规模化推进，必然会脱离实际，造成拔苗助长，因此在某些地区某些行业还不能完全抛弃人力密集、科技水平相对较低的这种经济增长方式。
总之，如今我国既不能单纯搞粗放的扩大再生产，也不能单纯地搞集约化的扩大再生产，只能是从实际出发，既依赖于生产要素数量的增加，也依赖于生产要素质量的提高，在向生产的广度进军的同时，也要向深度发展；在新建扩建的同时，也要在原有的场地上增加生产能力，改进技术，用最小的投资得到最大的经济效益。在资金的使用上，必须建设一批现代化的大型骨干企业，力求采取一切先进技术和手段，以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也必须通过挖潜、革新、改造实现生产持续的扩大。
可见，我国如今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切实考虑特定的国情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它是客观的，具有历史必然性和阶段性。
人口
我国人口众多，是一个有着十三亿人口的大国，这是我们考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如今，我国不仅存在着大量的未就业人口，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人口达到就业年龄，而且每年还有600万的大学毕业生走向社会，劳动力供给大大超过了对它的需求，“简直是无穷无尽的劳力供应”，就业问题相当突出。在这种情况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因此发展集约化、规模化生产，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必须考虑到人口因素。
就业是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是我们要长期面对的突出难题。未来一个时期，城镇新成长劳动力就业、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大学生就业等方面的压力都很大，就业矛盾相当突出。然而，中央政策是既定的，那就是要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和再就业。与此相适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不能一味地提高装备水平，进行规模化生产，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有机构成将不断提高，追求经济效益的愿望会更加迫切，难免出现马克思当年曾经预言的“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即在单个企业里，机器越先进，所需劳动力就越少。如果是那样，“就业”这个“重大问题”和“突出难题”将永远解决不了，甚至会越来越严重。为此，客观上就需要“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继续发展加工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各种所有制的中小企业”，这些领域从总体上说，科技水平不高，规模不大，所需资金有限，但可以优化国民经济结构，缓解我国经济生活中深层次的矛盾，最主要的就是能够解决人口压力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体制
体制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提和基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受各国体制的制约，当时苏联和日本的例子就充分说明体制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重要性。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苏联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各种能源、原材料的价格长期被扭曲，既不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也不反映资源的供求状况。政府采取调拨的方式配置资源，形成了争物资、争投资的局面，出现了“短缺经济”，造成效率低下，浪费严重。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苏联为了扭转经济发展速度下降和经济效益下滑的局面，曾提出要发展集约化生产，但是到八十年代初，这种局面仍未能扭转过来。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进一步确定“生产的全面集约化”的方针，提出了加速科技进步等措施，但是直到苏联解体也未能真正转向集约经营的轨道。
再看日本，战后日本经济恢复后，发展生产也面临着“内涵和外延”的选择。一般来讲，1955年至1973年期间被认为是日本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这个期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年均增长率为10%。重化工业在工业生产中的比率由1955年的44.7%上升到1972年的62.6%；重化工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也由1955年的37.8%上升到1972年的77%。这些数字足以说明，为世人所称道的日本经济奇迹恰恰是由重化工业拉动的。这种增长模式也给日本经济带来了高耗能、高污染。日本的工业发展虽然使经济获利不菲，但难以挽回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贻害无穷的公害病，使日本政府和企业日后为此付出了极其昂贵的治理、治疗和赔偿代价。之后日本政府痛下决心，把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科技进步等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经过日本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走上了集约化之路，并实现了六七十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
日本的成功、苏联的失败，我认为体制条件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当然这不是说苏联不具备发展集约化生产的条件，恰恰相反，苏联于六七十年代在诸如经济规模、工业体系乃至科技发展水平等方面都比日本更具优势，苏联发展集约化生产未能使经济腾飞的根本原因在于缺少体制条件。由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苏联企业缺乏改进经营管理、实现科技进步的动力和压力，加上缺乏市场竞争，企业效率非常低下，经济增长方式一直未能转变过来。看来，在发展生产是粗放还是集约这一点上，同经济制度并无必然联系，但同是否建立市场机制是有直接联系的，市场机制是发展集约化生产的必要前提。
近些年，我国经济增长与经济体制不适应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相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改革更是明显滞后。当前经济增长对改革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要求建立一套规范的、效率更高的体制的呼声更加强烈，很多问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难以实现根本性转变的原因，关键在于导致经济增长方式不合理的体制和机制还没有实现根本性转变。
当前，我国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经济发展中仍有大量的传统的计划经济的烙印，在这种体制条件下，企业改进经营管理的动力不足，实现科技进步以及市场竞争的压力不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机制远未形成，所以我国目前发展集约化生产还受到体制条件的限制。要解除这一约束，非一日之功，还需要各级政府部门和各类企业做一些踏踏实实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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