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 |
| 樊纲，王晓鲁 2006-04-29 |
| 摘 要： |
在经济改革期间，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间、区域间、各社会阶层间的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了。中国正在从一个收入较为平等的国家转变为一个收入差距非常大的国家。中国人均收入差距的上述变动，是经济增长以外的其他许多因素影响的结果。其中，城市化、就业与城乡收入差距以及教育与人均收入差距是最关键的因素，这些因素可能导致更高或更低的收入差距，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收入差距收敛或者不收敛。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建立一套合理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使得能够在不影响或尽可能少地影响经济效率的前提下，保持较低的收入分配差距，促使社会更加公平、和谐地发展。 |
| 关键词： |
收入差距，工业化，城市化，分配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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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改革期间，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间、区域间、各社会阶层间的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了。中国正在从一个收入较为平等的国家转变为一个收入差距非常大的国家。在世界银行2005年发展报告中列出数据的120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吉尼系数列到了第85位，已经接近某些社会分化严重、经济增长停滞的拉美和非洲国家的水平。在世界银行报告中吉尼系数高于或等于中国的35个国家中，32个是拉美和非洲国家，其中在2002-2003年期间经济负增长(以人均GDP增长率计)的有13个，占所有120个国家和地区中经济负增长国家(23个)的57%。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在收入分配差距悬殊的情况下，社会矛盾的激化可能导致经济陷入停滞，因此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
一、回到库兹涅茨
半个世纪前，库兹涅茨主要基于对美、英、德等国历史数据的分析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随着经济发展，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经历了首先扩大而后逐渐缩小的趋势。这意味着收入差距和经济发展水平(通常以人均GDP水平表示)之间存在着倒U形曲线关系，被后人称为“库兹涅茨曲线”。
库兹涅茨本人并不认为收入差距会无条件地随经济发展而先上升后下降。相反，他认为这种收入差距变化是当时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和人口条件造成的。他并不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像早期资本主义那样听任收入差距扩大。“那些关于‘没有惩罚性的累进税制和其他类似东西的完全自由市场，对于现在的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是不可缺少的’这样的争辩是危险的”。
库兹涅茨探讨了几个因素对收入差距变动的影响，其中两个最重要而且互相关联的因素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他发现在一定条件下，农业人口向非农业和城市转移会在一个阶段内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但在随后的阶段会导致收入差距缩小。另一个影响因素是储蓄率变化。他指出，高收入者的储蓄率远远高于低收入者，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储蓄大量转化为资本，从而为高收入者带来更多的资本收益，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但后来的一些政府政策变化，例如针对高收入者的遗产税、针对资本的征税、政府采取的通货膨胀政策等，减弱了高收入者的资本积累速度，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收入差距。人口也是一个影响因素。传统社会在进入工业化阶段时，人口变化会从高生育－－高死亡模式转向高生育－－低死亡模式，首先导致低收入人群的人口负担加重，但随后会进入低生育－－低死亡模式，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库兹涅茨还指出，制度因素是导致收入差距变化的一个原因。他认为，通常在工业化早期，旧的制度框架难以避免独裁体制利用人口作为获取经济利益的炮灰，从而难以避免收入不平等扩大。而发达国家则普遍经历了大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甚至内战，从而跨越了这一阶段。
在库兹涅茨之后，许多经济学家对收入差距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容。一些研究者进一步指出，收入分配反过来对于经济增长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会阻碍经济增长(Galor and Zeira 1993，Bourguignon 2003)。而在经济停滞的状况下，贫困和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又变得更加难以解决，如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某些拉丁美洲国家发生的那样，陷入所谓“拉美陷阱”。因此，人们必须面对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现实，解决公平问题，而不能等待社会公平的自发到来。
世界银行近年来的若干研究报告也指出，经济增长在减少贫困方面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但其效果在不同的国家有很大的差别。同时，经济增长在减少收入差距方面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作用。相反，过大的收入差距的确会导致频繁的社会冲突，会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因此，对于消除贫困和减小过大的收入差距来说，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但仅有经济增长是不够的。
二、哪些因素影响我国收入差距
我们使用合并的分省、分年度数据所做的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就纯经济角度而言，所谓“库兹涅茨现象”在中国是存在的，即：随着人均GDP水平的上升，人均收入差距曲线在数学上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但是收入差距的变动并不是无条件地随着人均GDP水平的逐步提高而先上升后下降。如果一切其他条件不变，我国收入差距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将持续上升，下降还遥遥无期。这将对社会公正和稳定提出极大的挑战，不排除陷入所谓“拉美增长陷阱”的可能性。即：高度的收入分配不均导致社会冲突和资源配置恶化，使增长停滞，因而失去收入差距越过最高点而趋向收敛的条件。
中国人均收入差距的上述变动，是经济增长以外的其他许多因素影响的结果。这些因素可能导致更高或更低的收入差距，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收入差距收敛或者不收敛。因此，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建立一套合理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使得能够在不影响或尽可能少地影响经济效率的前提下，保持较低的收入分配差距，促使社会更加公平、和谐地发展。
以城镇收入差距为例，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些非常值得注意的重要提示：
1．2002年各省市自治区城镇居民收入吉尼系数的平均值是28.6%，其中3／4可以被人均GDP水平以外的因素解释。
2．在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中，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是最重要的因素，对吉尼系数的影响高达14.1个百分点。
3．另一个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影响因素是制度因素，这包括政府经济行为的不规范和收入分配系统不透明(主要是腐败)。这两项合计对城镇吉尼系数的影响有5.2个百分点。
4．目前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给中高收入阶层带来的好处多于给低收入阶层带来的好处，因此不仅没有导致缩小收入差距，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差距。这两者的影响有3.7个百分点。
5．城镇人均收入差距随着短期经济增长因素 (投资率、外资比重、经济外向度)的上升而扩大。这些因素的影响合计为3.4个百分点。但经济增长也会降低失业率，而失业率对城镇吉尼系数的影响有 1.3个百分点。从长远看，解决贫困问题和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都离不开经济发展。只有发展才能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手段。
6．在缩小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方面，市场化程度出人意料地显示了最重要的作用，对减小吉尼系数贡献了3.9个百分点，但是它没有能够抵消负面的制度因素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这说明市场化并不必然带来两极分化。市场化本身并不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收入差距扩大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在市场化过程中，由于制度不健全，使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受到权力的干扰而发生扭曲。因此，需要建立一个公平的、规范的、透明的制度框架来与市场体制相配套，需要形成一套社会监督体系来约束政府行为，从而在经济发展中保障社会利益不受侵害。在一个合理、规范、透明的制度框架之下，市场化将能更有效地缩小收入差距。
7．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减小收入差距。目前失业保险对减小城镇吉尼系数的贡献有2个百分点。但养老和医疗保险显示了相反的作用。这说明需要警惕这些体系的设计和运行过程中是否有忽略最低收入阶层的倾向。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方面，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是如何尽快地将低收入居民纳入基本社会保障的范围，并使之能够切实从中受益。
8．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实现的收入再分配在缩小城镇收入差距方面贡献了0.4个百分点。但考虑到其规模，财政转移支付在减小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不理想，而且偏向城市和某些地区，从而对接受地区的农村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反而有扩大的作用。这提示财政转移支付必须建立一套明确的原则、使用方向、操作规则和监督检查制度，否则可能造成资源分配不当和巨大浪费。
三、城市化、就业与城乡收入差距
我们对比2002年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城市化率和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数据，可以明显看出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两个变量呈负相关关系，即：城市化率越高的省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总体而言越低。中国在过去20多年改革开放时期，由于城市化的发展，至少为上亿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否则农村贫困问题会更加严重得多，城乡收入差距会更大。
然而，我们的研究还说明，各地区的城市化和城乡收入差距有沿时间同步扩大的趋势，看来城市化的短期效应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而中长期效应是使其缩小。这正好与库兹涅茨50年前的发现相吻合，即：农业人口向非农业和城市转移会在一个阶段内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但在随后的阶段会导致收入差距缩小。
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情况也非常相似。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短期效应与中长期效应方向不同。
一些研究表明，目前城乡收入差距是造成中国高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而今后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主要还是要依赖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城市化进程为低收入的农村人口提供向非农业转移和就业的机会。也即：在中长期，城市化以及与之相应的劳动力流动和就业效应，应该是缩小收入差距的一个最重要途径。
四、教育与人均收入差距
严重的收入不均等来自机会的不均等。教育水平对人均收入有重要影响。根据国民经济研究所一项尚未发表的关于农民工收入的2004年最新调查结果，全国3000名随机抽样调查的进城农民工和来自农村的个体经营者按照学历分类的平均月收入如下：小学未毕业769元，小学毕业815元，初中毕业960元，高中毕业1268元，大专及以上1554元。这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教育程度对收入水平的重要影响。
在我国，教育机会在各阶层人群间的分布是非常不均等的。以2003为例，北京市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10.2年，而云南省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只有6.0年。北京的高中入学率为96%，而安徽、河南、内蒙和云南都不到35%。2003年全国城市初中毕业升高中的比例为77%，而农村和县镇合计初中毕业升高中的比例仅为29%。有资料显示，2004年全国高校生均学费约5000元，而同年全国农村人口人均纯收入仅2936元；农民家庭中能负担得起大学生的是少数，城市居民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居民家庭无力负担。据抽样调查，有25%的高中应届毕业生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不准备读大学。这些数字说明目前教育机会的分配是相当不平等的。
由于教育水平对人均收入有非常重要的贡献，教育机会不均等是导致过大收入差距的一个关键，因此，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的另一个重要途径，应当是为全民提供更加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更大力度地普及全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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