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外”与“三化”协调性分析 |
| 常修泽 2007-07-06 |
| 摘 要： |
本文主要探求了“三外”与“三化”彼此的关系，指出“三外”与“三化”总体协调，但也存在不协调之处，比如，“三化”滞后于“三外”；外贸顺差过大，国际收支盈余过多；体制、结构和增长方式问题。要协调“三外”和“三化”的关系，就要切实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注重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和层次，加强外汇管理，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并推进经济的市场化进程。 |
| 关键词： |
外资外贸，外汇管理，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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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三外”是指外贸、外资和外汇；所谓“三化”是指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这里要说明，“三外”并不能代表对外开放的全部，“三化”也不能代表改革发展的全部。在这里，只是以此作为标志性指标，探求“三外”与“三化”彼此之间的关系，关注对外开放与国内改革发展之间的这一“接口”问题。
以“入世”的2001 年为基数研究，当年进出口总额是5097亿美元，到2006 年达17607 亿美元，五年期间增长245%。从累计看，2002年至2006 年五年的进出口总额达58095亿美元，占改革开放28年进出口总额的58%。尤其是出口增长更为强劲，2001 年出口总额为2661 亿美元，2006 年为9691 亿美元，增长264%。成为世界第三出口大国。外贸顺差，2001年为225亿美元，2005年超过一千亿为1020亿美元，2006年增加到1775 亿美元，5 年间外贸顺差增长688%。
在利用外资方面，制造业已全面开放，160多个服务部门已开放100多个。2001年外商直接投资468.78亿美元（不包括金融机构外商直接投资），2006 年达695 亿美元，五年期间增长48%。五年累计外商直接投资总额2967 亿美元，占改革开放28 年来外商直接投资总额6919亿美元的43%。
外汇储备2001 年是2121.65 亿美元，2006 年底超过“万亿美元大关”，增加到10663 亿美元，增长403%。2007 年第一季度末超过1.2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
2001 年工业增加值为43581亿元，占GDP比重为39.8%,2006 年工业增加值增加到90351 亿元，五年增长107.3%，占GDP 比重提高到43.1%。根据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中期，工业一般占40%-55%的经验，我国工业基本处在这一区间。但这里有一个问题，从结构看，高技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据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司的数据，2005年规模以上高技术产业占当年工业增加值只有10.2%，高新技术产业比重明显偏低。
2001 年，大陆城镇人口为4.8 亿人，2006 年增加到近5.8 亿人，五年期间新增近一亿，增长率为20%。随之，城镇化水平也由2001 年的37.66%上升到43.9%，五年提高了6.24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25个百分点），特别是第一次出现城镇化水平（43.9%）超过工业化水平（43.1%）的局面。
从企业、市场（包括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及政府等多方面综合考虑，估计总体市场化水平约在55%左右（估计不会超过60%）。当然，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提高总体市场化程度并非易事。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说，距离发达国家80% 左右的水平还有不小差距。
加入WTO以来，中国政府认真履行入世承诺，五年来中国在“三外”方面取得的突飞猛进的进展，是符合全球化潮流的，也正是在对外开放的带动之下，国内的“三化”取得长足的进步。从总体趋势看，“三外”与“三化”的关系是协调的，而且在实践中也是协调推进、相辅相成的。不能认为二者之间有方向性的、战略性的冲突。
从“三外”与“三化”的增长势头及其在国际上的比较来看。入世五年来，“三外”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三化”的增长幅度，其在国际上的位次也名列前茅（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外资利用世界第四，发展中国家第一，外贸出口世界第三）；而“三化”虽然增长势头也很强劲（工业增加值五年增幅超过100%，特别是城镇化水平首次超过工业化水平），但是，国内“三化”的进展滞后于“三外”的发展，在国际上达到的水平还比较低。
一般来说，外贸顺差比外贸逆差要好得多，国际收支盈余也比国际收支亏损要好得多，但是，凡事都有个“度”，超过了一定的度则要引起注意。从2001 年到2006 年，外贸顺差额分别为225.5 亿美元、304.3 亿美元、254.7 亿美元、320.9 亿美元、1020亿美元、1775 亿美元，一路直线上升，表明经济增长过多的依赖外贸增长，内需尚未到位，长此以往对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是不利的。
从国内的“三化”来看，也有一个如何适应对外开放新形势的问题，这不仅表现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增长势头方面，更重要的表现在体制、结构和增长方式方面。例如上述高新技术产业只占工业增加值的10% 的比重，表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任务还相当艰巨。更重要的是开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例如，外资从中国资源型企业获利过多导致国家利益的流失问题，与我们资源税改革滞后和体制改革不到位有关。
其一，从“短边”出发，片面放慢对外开放的步伐，这是一种消极平衡，是不足取的；其二，忽视“三外”本身存在的局部性矛盾和改革本身的滞后性，而继续复制现有的存量格局，这种思路与现实也不相符。其三，基于对“三外”和“三化”两个系列变量的快慢程度分析，我倾向于采取双线互动的方略：即一方面要解决“三外”本身存在的局部性矛盾问题（当前重点是外贸顺差过大和国际收支盈余过多问题），推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适当调整利用外资策略；另一方面，努力推进国内“三化”，特别是市场化进程。具体提出以下五条意见：
迄今为止，我国外贸增长方式依然存在惯性运作的情况。面对当前我国外贸顺差过大的问题，恰好是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好时机。鉴于我国资源紧缺和环境严峻的现实，务必按照“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要求调整出口商品结构，这不仅是一个短期的“三外”和“三化”的协调问题，而且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基于目前出口层次的现状，在保持必要的加工贸易规模的同时，尽力提高出口产品的加工度和增值含量；还要根据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要求，合理调整进口商品结构；针对新的贸易保护倾向和贸易领域的具体业务矛盾，建立贸易摩擦应对机制。此外，进一步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和贸易便利化进程，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服务。
不能认为利用外资已经饱和，但是利用外资的策略应该有所调整，不应过分追求外资的规模和数量，而应追求外资的质量、水平、层次和效益，尤其是资源和环境问题应成为利用外资的新视角。对于利用外资与经济安全的关系应讲“三不能”：一不能渲染计划经济的所谓安全性。二不能搞“泛安全化”，到处贴安全的标签，以致阻碍正常的对外开放。三不能认为对外开放领域不存在安全问题，美国国会阻挠中国企业收购尤克斯公司，不也是出于对美国经济安全的考虑吗？对于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来讲，这一问题更不能忽视，关键是要寻求中国利用外资与保障国内经济安全的最佳平衡点，这才是问题的症结。与此同时，还应进一步拓宽投资领域，研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投资的新动向，从当前及下一步外商在中国大陆投资的趋势看，现代服务业将是国际跨国资本继制造业转移之后产业转移的一个新领域。此外，还应做好中国资本的外投，这方面大有文章可做。调整外汇结构，分散外汇储备风险，推进外汇体制改革等。
与对外开放相适应，应建立中国工业在全球格局中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战略框架。要看到经过近些年的发展，中国工业领域的矛盾已经发生新的变化，突出的是“不小”与“不高”的矛盾，所谓“不小”是指工业的总体规模已经不小；所谓“不高”是指产业层次和水平不高。这是当前工业化进程中必须正视的矛盾。应注重借鉴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最新成果，来提高工业部门的技术含量，特别是推进工业由过多依赖要素投入向技术创新发展的进程。针对中国城镇化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实际，应稳妥推进体制创新，给城镇化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中国的改革可分为两大类：即“内生性改革”和“外生性改革”（或者叫“倒逼式改革”）。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是农民自己搞起来的，属于“内生性改革”；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按照WTO规则来“变法”，“外生性改革”的色彩更浓一些。这种倒逼机制是有相当大的冲击力的。不管是否意识到，加入WTO 五年来，中国实际上已走上现代市场经济的“不归路”。现在的问题是应调整方略，变“被动适应”为“主动‘变法’”，以切实推进国内的经济市场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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