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来十年中国改革的八个问题 |
| 李扬 2007-08-02 |
| 摘 要： |
本文讨论了未来十年中国改革的需要调整的八个问题：第一个是宏观调控应该有一个科学、统一的框架；第二，公平收入分配，成为核心；第三是加强金融监管的协调；第四是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第五是货币政策的(泛指)需要调整；第六是资本市场应该有更深入的发展；第七是房地产问题，应当有一个大的思路。第八应当注意中国经济在开放过程中的新问题。 |
| 关键词： |
中国改革，宏观调控，公平收入分配，金融监管，资本市场，房地产 |
|
|
未来十年中国改革的问题是很长期的问题，几乎各方面都需要调整。这里只谈到八个问题：第一个是宏观调控应该有一个科学、统一的框架；第二，公平收入分配，成为核心；第三是加强金融监管的协调；第四是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第五是货币政策的(泛指)需要调整；第六是资本市场应该有更深入的发展；第七是房地产问题，应当有一个大的思路。第八应当注意中国经济在开放过程中的新问题。
一、宏观调控应该有一个科学、统一的框架
宏观调控几乎成了人人都说的一个词，但是我们注意到，不同的人、不同的部门在说这个的时候概念不统一。简单地说，大家说高投资，就投资本身来说，确实是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投资只是需求的一个部分，需求要和供应相配合。所以高投资问题，投资高还是不高，如果不在这个框架中去分析的话，我觉得它就失之片面。再比如出口问题，大家都觉得出口很多，造成了外汇储备增长很快。高出口确实遇到很多问题，但是如果把出口和国内储蓄过剩联系在一起，可能就不高。所以我觉得应当重申宏观经济平衡的基本等式，储蓄等于投资加出口。这个基本等式，我觉得大家在讨论的时候，或者是忘记了，或者是没有明确地提出来。因为你想，GDP增长起来了，消费不了的部分就是储蓄。现在有些提法是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率，出口就两个：一个是投资，一个是进出口。所以在储蓄率不能够有效降低下来的情况下，中国储蓄率很高，有很多的原因。最近我们有好几篇文章分析这个问题，比如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工业化的发展，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入，都是造成中国高储蓄的很重要的体制原因，而且这些原因可能都不是货币原因。在储蓄率不能有效降低的情况下，如果降投资率和降出口，是不现实的，而且可能是有害的。我觉得就是这个图一定要拼得起来，一定要加起来是1，不能说讲投资就讲投资如何如何，讲进出口，平衡国际投资，好几个部门说三年内平衡国际投资，就投资管理来说是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你平衡了以后，压出来的那部分，短期的消费由谁来弥补？或者是投资，投资已经很高了；或者是消费，消费本来就不足。所以我要说的就是我们要做这样一个工作，当然也许对一些高层领导，专业不是做经济研究的，也许勉为其难，但是理论界至少框架要统一。我们在院内开会的时候，多次说过这个问题，不是说高投资一定就好，而是说不得已。没有这个投资，储蓄吸收不了。不是说高出口就好，而是说没有这个出口，储蓄就不能平衡。我觉得这个框架应当稳定地建立，不稳定建立的话，对形势判断可能就有问题，另外采取的措施可能会损害国民经济的有序增长。
二、公平收入分配应当成为宏观调控的核心
我们对这个问题做过一个研究，也是对高储蓄率引申过来，这是总体上来看的。也分析了高储蓄的各方面原因，但是进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分辨国民经济部门中，究竟哪个部门在储蓄，然后你才能有的放矢。我们用的是资金流量表的数据，研究三个结论：
第一，居民储蓄是下降的。由于资金流量表的数据滞后两年，所以我们得到的是2003年的数据，从1992年-2003年，居民储蓄率从22.6%，降到了18.1%，这个下降还是比较显著的。现在居民储蓄占总储蓄的42.1%，是这样一个状况。最近两年，因为数据不能及时，但是根据参考的数据可以看到，居民储蓄率还在下降。储蓄率下降无非两个原因：一个是国民收入占比下降；第二个是拿到收入之后，它的储蓄倾向下降。其实这些年来，居民储蓄倾向有所上升，因为各种各样的改革措施，使得居民必须多储蓄，实际储蓄倾向是上升的。因此这个问题归结为，居民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它的比重在下降。这是比较强有力的数据支撑了，这是第一个结论。
第二，企业储蓄是上升的。1992年到2003年，企业储蓄从11.5%上升到17%，还是比较高的。世界银行友好人士说，中国企业这几年效益在提高。三大原因：第一，成本太低。你想想，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劳动力工资翻多少番，这个各位都很熟悉。第二，工资水平下降。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资金成本是很低的，当然原因很多，全世界的低利率，使得企业资金成本降低。第三是大量的垄断，这几年非常明显。
第三，政府储蓄急剧上升。从这十几年的情况来看，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1年比较平稳，有点波动的上升；2002年之后，剧烈上升。这个我们可以回顾，大家都很熟悉，曾经在90年代初期，我们主要任务是提高两个比重，因为两个比重在下降。因此在花了很多的气力，包括税改，希望把这两项提高，一开始没有明显的效果，甚至有所下降。但是进入新世纪之后，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效果。2004年之后，增值税超收五千，2005年超收五千，2006超收七千，今年还没到。仅从这个部分，可以看到政府的储蓄上升非常快。政府储蓄上升，同样可以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来看，初次分配，政府现在非常深的参与初次分配，企业也在参与初次分配，而且再分配，我们用的资金流量表可以看出，再分配是负的，也就是说政府多收了一部分资金。至少统计里面，再分配里面，政府是负作用，没有改善再分配，而是加剧了再分配的不公，数据显示这样一种情况。而且政府收入这样，我们从1992年-2003年，从6.55%提高到9.39%，占总储蓄的39.7%，这两年提高更快了，估计现在应该在30左右。加上有很多未统计在内的。当然了，土地出让收入这一块，现在是想进来了，但是还是没有统计进来，还有其它一些依据政府权力来收费，各种各样的费项，加在一块的话，应当是相当高的。
所以现在有时候在谈，比如大家说调控投资，有一个自然的思路，调控投资就是压贷款。现在问题是，是企业有钱，政府有钱，它们有钱是不通过贷款的，现在自有资金60%左右，过去我们看数字，谁都会说它们哪有钱，都是银行有钱，现在真正实实在在的是它们有钱。政府投资，货币不可能调控政策的，货币不可能调控大投资的，它现在还讲贷款。这么多的企业一上市，一搞几千亿，这是资本金。所以我们作为金融研究，我们特别关注银行资产负债表中，负债的变化，而不是同时观察负债和资产变化。过去如果说投资上升还是下降，一定是资产要看的，有贷款增加在前，有存款增加在后。现在不是，贷款可以保持很平稳，但是现在所谓负债调整什么呢？A企业的存款变为B企业的存款，不在负债资源里面，不增加总量，不改变总量。我们看到好几个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负债面的变动比以前要大，不像过去联动，增加贷款。由于是这样一种分配格局，使得我们很多宏观调控，是没有把它根本做实。政府很多的钱愿意做投资，现在投资主力是这两块，政府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为它有钱，有着自有资金。
如果是这样，下一步的任务，而且是个长期任务，就很明确，应当公平收入分配，调整整个的收入分配格局，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公平收入的目标。我们想，中国经济从1949年以来，算是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文革结束之前，是阶级斗争为核心，阶级斗争为纲的阶段，这个也无可厚非，一个新政权；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到本世纪初，是经济建设为核心阶段，这也无可厚非，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因为经济的发展，现在已经更多的依赖市场经济，依赖企业自身，经济增长这个问题，不需要政府在那么多的去鼓励、去自己投入其中去参与，要靠市场、靠企业，这个时候政府的功能，发展的战略就应当是建立和谐社会。所以我们是举双手拥护和谐社会的建立，到了这个时候，收入的源泉不断涌流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注意它的公平收入分配。
措施有很多，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恐怕就是注意提高收入，不只是农民工，还有一般的就业者。在座的论坛成员、公务员，大家想想我们的工资是没有跟上GDP增长，刚才小敏说的腐败等等，那是一系列的问题。广大的公务员、农民工的收入都需要提高。当然我们在提这个政策建议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考虑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中国是不是已经开始到了转变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阶段，因为这个事情你不可能都得到，你现在是低成本的优势，低成本优势造成很多问题。你现在提高工资、提高成本，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国以后在劳动力成本、竞争力上下降，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核心竞争力的转变，因此而开始向提高节约型、提高技术含量要效益，我觉得是到了这个时候。所以那边在提高工资的时候，同时要想到我这边的竞争力是怎样的，我就要想到出路。第二个是全面的向公共财政转型，这是刚才说的，完全一致。重点在三个方面：一个是社会各种福利支出，过去欠帐的赶快还；第二个是增加社会消费。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打着增加社会消费的名义，增加社会投资，我觉得应当转变。一修个路就要收费，你看北京那个，那个收费站就等于印钞机一样，早八百年就收回来了，还收。以前说贷款收费，要还款。现在我知道有一些人研究，中国的高速路很大一部分是赚钱的，收成本的部分已经过去了，还收。所以收费的那十几个人，可能比你很高级的技工收入还高，他就是在点钞票。
但是同样要看到，当我要说提高福利水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走北欧的老路，现在有一个这样的倾向。说政府有钱了，利用政府收入高的时候，解决一些临时性问题、一次性问题，可以。那个东西是刚性的，增加大家都高兴，一减少大家就骂政府，马上上街游行，就是说这个尺度要放在哪里，要很好地研究。
三、加强金融监管的协调问题
这个大家已经共识了，现在金融监管的不协调，造成了三个问题：第一是监管过度。现在被监管者已经是苦不堪言了，一个报表得报三四次，天天来检查。还有就是监管真空，有一些该监管的没有人管。第三是监管冲突，各个部门监管理念不同，出发点不同，想解决的问题不同。“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全部穿在那个针上，市场已经苦不堪言。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有监管协调了。这个问题就是本届政府一开始就提出来了，但是始终没有解决。现在也很认真地提出了，也未见得有解决的办法，寄望于下届政府能够解决。
我想关于协调问题有三个要点：
第一个，什么样的监管协调。现在我觉得因为基于各部门之上的这样一种讨论，大家主要讨论的是谁管谁，谁大、谁级别高，是讨论这样的问题。我觉得监管协调，它的含义应当是这样的，就在合理确定各专业监管当局、监管功能和监管职责的前提下，统一各专业监管当局的监管原则、制度、标准、程序、技术、方法，要统一这些规则。我想几个监管当局分立这种状况，肯定是长期存在，而且在国际上也有这种状况存在的。但是怎么协调呢？就是刚才说的原则、制度、标准、程序、技术、方法。第二个是促进金融部门之间信息统一。现在是不一样，一开会各说各的，同样一个事，各说各的，我知道银监会和银行信息共享，很难，信息不统一是很大的问题。另外是处理多家当局的综合问题，比如要增加大力发展的混约经营的问题。昨天我跟吴晓灵在路上还说，理财产品，理财产品在技术上说，是完全一样的，就是无风险的证券，然后里面嵌入各种各样的潜力，各种各样的便利，无非就是这样。但是出于银行部门的、出于证券部门的，出于保险部门的都不一样。我们做这个事情就是揭开你的面纱，指出你的本质，然后一个任务就是指出你的虚假性，现在好多宣传是很虚假的，说收益是4%，实际上到最后2%，这种情况比比皆是。这个问题应当是统一的。目标是保证金融稳定、促进金融发展，这是协调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应当使得我们现在的几个专业监管，从行政的和机构的监管，全面的转向功能监管。什么事归什么部门管，而不是说谁是你的“老子”，谁是你“婆婆”来监管，现在这个问题很突出。中国的监管当局，现在除了人民银行是主管机构，其它的是它的“引资婆婆”，所有的高级干部要打电话任命，在证监会所有的干部名以上不是这样，但实际上是。而且我们上一届政府把两个交易所收归证监会，是很怪异的事情。你副主席快退休了，就到那边当一个董事长，一年挣一个百多万，都是这种安排，这种安排肯定是不对的。就是说要回归功能监管。
第三是在这个基础上有一个有效的协调机制。协调机制，应该是常设性的论坛，还是联席会议，还是实体性机构，这是需要讨论的。但是鉴于中国是一个行政权力高度集中，而且行政权力最大的国家，可能这是一个实体机构，否则没有任何的权威性。当然这个里面，怎么协调，是需要讨论的。
四、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
晓灵还记得，我还在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时候说，我说中国只有财政工作，没有财政政策。那时候需要财政扩大支出，结果天天这么说，增收节支。我说增收节支的宏观含义是什么？增收节支是一项工作要求，不是一个政策，但是天天把这些东西当成一个基本的东西，天天说。最近一次，是15500亿的国债发行，到现在也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但是媒体老在说，中央有关部门也通过各种方式让我，我直接接到电话说你去做，我不知道你们到底干的什么？我只是根据我一个研究者的推理，根据我的学识推理，但是没有人告诉我你是这么做的。这个东西很成问题，而且涉及到这么两个部分，密切协调配合的事，据我所知，银行被边缘化，我到行里去，他们都说“你被财政部收买了”，我说谁也没收买，你也没付钱，财政部也没有付我钱。这个事情是需要高度协调配合的事，不配合、不协调，经过多少个来回，前面在讨论到底选一个什么样的机构，都不讨论。我就是说已经显示出这样了。如果说过去财政收入很低，只够“人吃马喂”，所以在提高两个比重的时候，这个事情就算了，因为你是在没有什么余地进行调控，现在已经是这样了，占比30%-40%，收入增长一年超收五百多亿，增长30%的速度，这个时候再不提的话就有问题了。我觉得至少有四个问题：
第一个，咱们先说个具体的，金融存款的问题。财政收入大家都知道，去年是三万九千亿，存了很多亿在那个地方。这个事需要极强的货币政策，基础货币。而且在世界各国，取消了法定准备金率的国家，像加拿大，靠的就是政府把A银行移到B银行，B银行再移到中央银行，转移来转移去实现调控。中国银行这个再不注意的话，跟外汇的冲击率是不差的。第二个，就是金融市场发展中的问题，财政政策的手段，特别是它的债务手段，是有很强的货币政策含义的，你不能只是考虑我自己，不顾及它的金融含义，不顾及它的金融影响，不顾及它的货币政策的影响，所以这个要协调配合。有很多事情，收益率曲线，现在各搞各的，我已经参加过三个会了，都让我去说，银监会搞一个“中贷指数”，证监会系统提出一个“交易所指数”，财政部推它的三年期、五年期的指数，中国市场就这么点大，指数都分割，市场发展了，没有一个无风险的，收益率曲线，做什么金融啊？大家说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就是无风险的，然后再嵌入别的产品，没有这么一个东西在，就不配合了，这是很不行的。一万五千亿，到底是中期还是短期，怎么发，这都不协调，对市场影响是很大的。第三，开放条件下，两大政策体系的配合问题，这个大家都很熟，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浮动的情况下，比如对大国来说，财政政策管外，于是汇率、外汇储备，有财政部门来承担主要的职责。国内利率、国内货币供应、国内经济稳定，由货币政策来承担。现在的发展很复杂，但是不管怎么样，要配合、要有分工，你让两个部门自己去，是不可能配合好，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事。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度越来越大，这两个问题不协调配合很成问题。你现在能体会到，央行的利率政策左右制度，又考虑汇率，又要考虑别的，问题是很多的，必须要有决定才行。第四，在经济效益上的配合。我们知道单纯的公共品很简单，财政管。单纯的私人品也很简单，市场来管。但是有大量的中间状态，而且现在全世界来看，公共服务有私人提供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金融怎么支持？刚刚提到了小企业，大家历来把它当做是半公共品，觉得它是一个稳定的问题、社会问题、政策性问题，但是现在最新的趋势，小企业可以在商业化原则上得到资产，在这里面怎么办？到底是政府直接拿钱还是贴息，还是最后担保，等等这些问题都很尖锐了。
五、货币政策需要调整
两位负责人辛苦极了，但是调控没有用，越调越高，越调越坏。我觉得它很多的原因，但是一个很根本的原因就是大家对货币政策寄望过高，货币政策是有用的，但不是万能的，它只能解决它能解决的问题，现在把所有问题压在它头上，是不对的，这是最基础的问题。第二个问题，现行的货币政策依靠调控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们现在说所谓“工具规则”已经退后了，目标规则比较清楚。它要有效取决于很多条件：第一你能控制住；第二，能实现最终目的的控制。举个例子，前几天有个大争论，对中国货币统计有一个争论，宋国青和梁红就有一个相关的争论。对于一个没法统计出来的东西，没法准确统计出来的东西，你把它当成财政目标，这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们说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全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在转，抛弃利率，转向越过工具，直接向最终目标，所以通货膨胀目标就是这样一个工具，从手段上还是那些，但是操作的目标和操作方式就有很大变化。比如像美国加息和减息，一加加十几次，按照过去的工具规则，是绝对不可理解的。一减减了十几次，要最后的东西，手段不断的用，不管你是多少次，只要到了一定的目标就停下来了。不要太把货币供应当事，你当不了事，宋国青一估计，差三五个点，是可能的，M1、M2是按照流动高低来排的。M2+CD，M6、M7、M8这么加下来，就有问题了。
在总目标下有几个问题需要明确：第一就是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应当再次提出，90年代就提了，90年代之前理论上就提了。90年代之前就提到了高层讨论了，但是还是没有那个。它独立于政府、独立于企业、独立于财政、独立于市场，所谓中央银行的独立，是多重含义，不只是说独立于那些部门，还要独立于很多方面。第二个，就是高度关注商业银行的贷款问题。货币学家最新的发展之一，就是强调信贷的作用，而弱化货币供应的作用。我们国家的调控事件也显示，真正要想立刻见效果，控制贷款会有用。但是，从这个货币政策操作的历史上来看，那个是很落后的东西，就是控制贷款是很落后的东西，跟传统计划体制相适应的，但是它又是有用的东西，这就需要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我们就提一下。
第四是加快现有的政策工具的改革，比如存款准备金制度，像中国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实际上扭曲了它的调控作用。
第五个就是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公开性、可信度。我觉得本届政府调控越来越神秘，越来越不透明，这跟历史潮流，与信息化发展是背道而驰的。最近的一次调控，让广大老百姓所嘲笑的，就是咱们的印花税，说是半夜鸡叫，干嘛呀，干嘛搞成这个样子，“半夜鸡叫”有很深的文化含义。强调一种出其不意，是过去的事情，是很老掉牙的调控哲学，应当抛弃。这是第五个问题。
六、资本市场应该有更深入的发展
中国资本市场在下一步肯定有大的发展。最近，银行资金向外走，我发现一个非常坏的现象，好多人采取措施把钱挤出去，实际上都是叶公好龙，你要翻翻两年前的所有当局讲话，都是把钱挤出去。现在钱出去了，又要把它吸进来。第一个，应该是监管当局驱动变为市场当局驱动，你就要放手。第二，产品上，特别是债券产品里面，要大量减少只是服务于金融部门的产品，现在债券很多，但是债券都是金融机构发、银行发、保险发、中央银行发、证券公司发，就很少企业发，很少是与居民相关的。变成一个金融部门自娱自乐。这个情况是非常扭曲的。第三个是服务对象，现在是服务大企业，小企业就没办法进入金融市场，所以要把小企业放在突出位置上。第四是监管部门分割，不多说了。第五是多层次，多层次指的是交易机制的多层次，现在我们缺的是报价驱动，投资银行为核心的原始交易市场，而不缺目前的纸类驱动，集中交易现在已经不缺了。但是对于一些小企业的、中等企业的需求，应当在报价驱动，投资银行为核心系统去打动，来展开。最后一个就是调控理念的改变，资本市场改变应当从政府调控股市、调控股指的做法，应当彻底抛弃这种做法。大家对股市有很多不正确的看法，甚至有些人说股市是多少为好？五千点，我们就搞到五千点，然后就稳定吧。这个都不符合市场发展的规律，世界各国都显示就是剧烈波动，实际上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割断银行资金和股市的联系，美国最近两次股债，从它的波动幅度来说很大，但是金融体制很稳定、股市很稳定，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银行体系没有传到企业。
七、房地产问题应当有一个大的思路
上午讲到廉租房制度，土地管理制度，城市规划，房地产体系。第二个问题，就是完善征地制度，促进城乡发展。住房制度说到底主要是土地问题，一般来说，土地涨价土地所有者获益，但是中国在整个过程中政府介入期间，所以土地价格的上涨的好处没有被农民获得。出现了很多问题，所谓“三无”的居民，所以我觉得应当趁着所谓《物权法》的通过，能不能够在这里让土地所有者就是它的拥有者和土地使用者直接连接，让土地增值收益全部进入农民手里，所以现在的很多地方都是这样。销产连房实际上就是这样，中间少了政府插手，而且政府插手是腐败的“温床”，现在所有落马的官员，几乎都与土地有关，所以这个问题应当赶快来做。第三个应当制订明确的规划，保证所有的公民都能根据自己的能力享有住房服务。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想说一点，到底是让所有人都买房，还是怎么样。任志强曾经说过，百分之多少是不应当买的，那天我见到他说，我说这个话是对的，但是这个话不能你说。我们知道美国的住房制度最高是6%，30%几是租房。根据中国的统计，高的时候，中国自有住房是88%，低的时候80%，如果真的低的话，都干嘛呀。有户口的人，80%几有房，那还闹什么？这里面问题到底在哪里？ 有户口就有房，有房的80%几，所以下一步所谓适当的住房应该有定义。各类人口，各种需要，有不同的发展规划。第二，比如说北京是84%，你看北京胡同里面，没有自来水、没有卫生设施，没有排下水道，这种算不算自有住房。
就算你没有露宿街头，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第二个是加快城镇住房和市场交易，改变住房供应现在过渡依赖新建设，现在为了防止投机，二手房交易可以重税，北京二手房市场很发达，但是北京房子是最多的。第三应该多建房，集资多建房。四，各级政府应该切实担起责任。五是利用税收鼓励节能、节地和商品住房。
第四个问题是完成住房的金融体系建设，我觉得是不是有这样几个要考虑的，一个是政策，应当体现普通居民购买住房的意向。开放商无属地开发，普通老百姓贷款的话，贷款压力越来越大，各国都是把居民购房贷款的利息减免税。就是说你利率再高、再低，跟购房者基本没有关系的，我记得晓灵曾经说过一次。
第二个是建立各种类型为主要功能的商业性、政策性以及政策性和商业性相结合的住房机构。现在很大的问题，包括要改革现有的所谓公积金制度，现在也是一个问题。防止大量住房储蓄资金，属于监管无力。第三个是结合征地体系建设，建立良好的体制。第四是提供担保保险，同时分散银行的金融风险。五是鼓励保险机制，进入居民住房的首付等各个环节。
住房的第四个问题，现在房地产有很多问题是宏观问题，但是市场结构。比如说有的人压房等等，不是加息减息等解决的，而是严格进入来解决的。这些年来在经济理论很重要的一个发展，就是所谓寻找宏观运行的微观机构，所以发展起来一个微观机构市场，这里面要解决很多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应当注意。
第五个，还是要增加住房的投资，增加住房供应，尽快改变供不应求。房价很多，有很多分析，但是多数人还是赞同的。现在所有的政策都在控制，这个还是要检讨，最近（刘住成）有一个提法，就是以增大投资来提高消费率。住房进入消费，进入CPI，不可能以投资价格比。你必须先有投资，才能有折旧，有大的存量才有更大的折旧品，这样的话居民消费中住房消费份额才会占很高。你比一比，大家说中国消费率太低，比一比发达国家，美国大概是三十几到四十，我们是十几。第二，替代各种休闲发展消费。就第一点来讲，没有存量，没有一种投资造成的存量，基于类似的折旧机制，就没有今后的住房消费比重的提高。没有对各种休闲发展设施的先期投资，就没有未来它在这上面消费很高，所以在这个地方投资，要看好投资的焦点，这是一个时间关系，我觉得这个非常有便利，而且和统计技术衔接了，这是我说的第七个问题。
八、应当注意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金融问题
这个事情我现在还没有把握说清楚，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事，而且是必须引起高度关注的问题。中国经济越来越成为全球经济的一部分，中国经济对世界有影响，世界经济对我们也有影响，所有这些问题我们不熟悉。但有两点，我觉得大致是看清楚了：第一个就是应当牢固树立基于全球来配置资源。不要局限在国内来谈问题，而应当在全球的眼光看中国的问题，现在大家谈投资谈的很多，说是资源优势，燃料等等，我觉得这是不能成立的，凡是可移动的资源都是可以通过贸易，通过国际交往，国际经济交易得到的，这并不是一个真的因素。就这个问题，我曾经和陈源谈了半天，两个多小时，他在全世界跑了以后，资源根本不是优势，他以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代的眼光说，“中国根本没有资源优势”，它矿砂不卖给我卖给谁，那个铜不卖给我卖给谁？中国完全可以在有些可交易的资源。讲到共赢的问题，日本方式的问题，中国应当考虑方式的问题。其实在中国当天，真正体现优势的是环境，不可再生、不可交易、不可移动，这个问题，所以我是很主张对于资源，与环境有关的各种各样的要素。但是像对矿砂、石油这样的问题，是有依赖的。我觉得大家不能低估技术进步的作用，在座的差不多都是那个年代的人，都读过《罗马报告》，那个时候什么都是问题，粮食是问题、土地是问题，现在看都解决了，不能够低估科技进步的发展，要回避这样的风险，科技进步一定会给我们找到一个解决的方略。这是第一个，要关于全球配置资源。讲这个问题，大家谈论比较多的就是一旦如何，一旦打仗，它控制住了我怎么办？我想这里面有两点大家要注意：第一，邓小平先生领导中国改革开放，有一个基本判断的改变，从打仗的天地转到和平发展，这么一个判断，使得各国以邻为和，那样大的状况不会发生战争。第二点，早些人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打仗的时候，一些基本的知识，资源国家不卖资源就没有钱，所以在打仗的时候，也要想办法进行交易，所以这个约束是有一些，环境约束是个真正的约束。
第二个就是要注意金融一体化的影响。全球化下的宏观调控和货币金融政策问题是我们新的挑战，没有经验，我有一些想法，但也不敢确立。大家注意，在回顾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是沈联涛发表的一篇文章，我看了后脊梁发凉，但是他说“祸起美元”，造成了资金自由流动情况下，造成了投资借日元投资于美元，进一步人们又投资于和美元挂钩的这些国家的资产，亚洲国家各国都是这样。然后资本可以迅速流动，借助全球化的一个动力，可以流动。就造成了这些问题。所以他这个研究，就说明了什么呢？很清晰地解析了汇率、国际资本流动、利率、国内信贷、资产市场之间的联动关系。我想沈联涛先生的研究，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都已经而且会越来越大规模的遇到，汇率不能不说利率，不能不说国内的资产顺差，这些东西不能忽略，仅仅谈那么一个问题，资本战略、开放等等，那是不行的，应当有一个全局的视角，我想谈谈这一点。关于这里面，我觉得有两点也是可以肯定的：第一个就是国内金融稳定，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最重要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要外部平衡而牺牲内部平衡，无条件地作为国际条件收支，会造成灾难的。第二就是国内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的合理性，国内经济结构的合理性至关重要。因为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应当说参与性很大，没有问题的话，就不会造成很大的灾难。
注：
本文为作者在7月28日“第三届中国经济50人田横岛论坛”上的发言稿。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