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收入分配的失衡与国际收支失衡 |
| 江春，曹棣泉 2010-08-16 |
| 摘 要： |
导致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根源是中国国内收入分配的失衡。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宏观收入分配的失衡，即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占GDP的比重过高且不断上升，而居民收入增长率长期低于GDP增长率且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二是功能性收入分配的失衡，即中国的生产要素没有按照其对生产贡献的大小获得相应的报酬。因此，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收入分配失衡问题，则中国的国际收支失衡状况还将持续下去。这意味着，解决中国国际收支失衡问题的关键并不在国际收支本身，而是要在制度改革上有重大突破，即通过“对个人放权让利”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收入分配失衡问题，并以此形成真正的市场机制。 |
| 关键词： |
收入分配，国际收支，生产要素，制度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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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必要更深入地分析导致中国国际收支持续失衡的根源
中国长达十多年的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已成为国内外广泛关注的重大问题。国际收支的双顺差意味着部分国内资源没有得到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而由此形成的外部失衡也给中国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虽然中国为解决这一问题采取了种种措施（如扩大内需、人民币适度升值、增加进口或对外投资等），但中国国际收支的顺差仍有增无减，外汇储备规模不断扩大，这说明，中国目前所采取的措施并没有切中导致中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要害，或者说，我们还没有真正找到导致中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根源所在。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导致中国国际收支顺差的根源可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点：（1）内需（即一国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在国内被消费及投资所吸收的部分，又称为国内吸收）不足；（2）中国政府所实行的“鼓励出口”和“吸引外资”的政策；（3）人民币汇率低估；（4）国内金融市场的低效率，等等。而目前我们所采取的解决中国国际收支失衡问题的诸多对策也基本上是根据对中国国际收支顺差根源的认识提出的。由于中国目前根据这些认识所采取的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因此可以说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所提出的中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根源”其实还不是真正的根源所在，这就很有必要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以最终找到导致中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真正根源。
从理论上来说，内需不足是导致一国国际收支顺差的基本原因。事实上，由著名经济学家Alexander于1952年提出的国际收支吸收理论早就指出了这一点。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学术界从不同角度提出的导致中国国际收支顺差的其他种种因素事实上都是通过造成内需不足及储蓄大于投资而起作用的，如中国之所以实行“鼓励出口”和“吸引外资”的政策，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内需不足，因而需要扩大外部需求（出口）及投资需求来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再如，中国之所以力图避免人民币的过度升值，同样也是因为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必须刺激出口；此外，由于中国金融市场效率低下，导致大量储蓄难以转化为有效的投资（这又形成内需不足），因而不得不大量引进外资，等等。因此，可以说，内需不足是导致中国国际收支顺差的基本原因。但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导致中国内需不足的根源又是什么？
中国的内需不足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并有许多人进行过研究。曾经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内需不足的根源在于中国居民的储蓄率过高，但自2005年以后，这一观点受到挑战。一些学者（Blanchard and Giavazzi，2005；Kuijs，2005；Aziz and Cui，2007；李杨和殷剑峰，2007）基于国民经济核算概念上的统计分析，并根据中国的国民账户及资金流量表进行计算的结果发现，导致中国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不足）的原因在于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而同时，政府的可支配收入、政府储蓄及企业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却持续上升。或者说，中国消费率低下因而内需不足不是中国居民消费倾向过低的问题，而是作为消费主体的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收入份额下降所导致的。从统计数据的角度来看，这一观点最有说服力。目前，这一观点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但遗感的是，目前学者们还没有将这一新的研究成果与中国国际收支的持续顺差联系起来进行思考，虽然李杨、殷剑峰（2007）等人在论证中国内需不足的原因在于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持续下降时，曾提到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持续下降也是导致中国国际收支（主要指经常项目）持续顺差的重要原因，但他们并没有在此基础进一步深入研究下去，同时，他们也没有考虑中国的功能性收入分配（即国民收入分配中各生产要素根据其对生产贡献的大小所应得到的收入份额）对中国国际收支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学术界也很少有人系地将中国国民收入的宏观分配（国民收人在居民、企业及政府之间的分配可称为宏观收入分酉己）和功能性收入分配与中国整个国际收支（包括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的持续“双顺差”联系起来进行深入的研究。Alexander在其提出的国际收支吸收理论中曾指出，一国货币的贬值会产生收入再分配效应，从而会影响该国的吸收，进而影响该国的国际收支。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吸收理论意识到了收入分配会对国际收支产生影响。但是，吸收理论是从货币贬值会引起收入再分配效应这一角度来探讨收入再分配的变化会对国际收支（主要是经常项目）产生影响，而没有分析收入的初次分配或国民收入的宏观分配对一国国际收支的影响，更没有考虑一国的功能性收入分配对－国国际收支的影响。因此，将中国整个国际收支的持续“双顺差”与中国国民收入的宏观分配及功能性收入分配联系起来进行深入的研究将是－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二、中国经常项目持续顺差的根源在于中国宏观收入分配的失衡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内需不足意味着国内生产能力（总收入）大于国内的吸收能力（总支出），或者说国内的消费量小于国内的生产量，在这科情况下，大于国内消费量的国内产出部分就只能通过外部需求（出口）加以吸收，结果就会导致本国经常项目的顺差。
要考察一国的国内消费量或国内吸收状况，可分析一国的支出法GDP。根据有关统计数据（表1、表2），通过比较中国与国外的支出法GDP，从居民消费这一构成一国内需最重要部分的情况来看，从.1980年到2007年，中国的居民消费虽然也不断增长，但却落后于同期GDP的增长，中国居民的消费率从1994年的43.5%下降到2007年的35.45%，而正在这同一时期，中国的净出口率从1994年的1.26%上升到2007年的8.88%。从世界各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率来看，世界平均水平约为60%。从国际比较来看，凡是居民消费率高的国家，其净出口率都较低或甚至为负数；凡居民消费率低的国家，其净出口率一般为正数且相对较高。这说明，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一国的居民消费率高低是影响该国净出口及经常项目的重要因素。可见，正是过低的中国居民消费率造成了中国的内需不足，因而大于国内消费量的国内生产量只得通过大量出口才能被消化吸收，这就必然导致中国经常项目的顺差。
表1：中国支出法GDP及其构成
由于Blanchard和Giavazzi（2005）、Kuijs（2005）、Aziz和Cul（2007）、李杨和殷剑峰（2007）等人的研究已证明，导致中国内需不足（特别是居民消费不足）的原因在于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而政府的可支配收入、政府储蓄及企业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持续上升，因此，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导致中国净出口及经常项目顺差的根源在于国内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过低，或者说导致中国净出口及经常项目顺差的根源在于中国宏观收入分配的失衡。
表2：世界有关国家（地区）支出法GDP构成（%）
具体来说就是：由于中国的宏观收入分配失衡，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中国居民收入过低除了是因为劳动报酬过低以外，还与中国居民的投资收益和财产性收入及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性支出过低有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GDP的增长就不可能被居民视为永久性收入稳定增长的信号，因而居民消费率就不可能提高。而由居民消费率下降、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上升所导致的国内吸收不足就不得不依靠外部需求（出口）加以吸收，从而导致中国出口及经常项目持续顺差（表3）。同时，居民收入比重低，对消费品的进口需求就不可能高。事实上，中国的进口主要集中在机器设备、铁矿石、原油和其他原材料上，消费品较少，这说明，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过低也必然会限制（特别是消费品）进口。总之，中国净出口及经常项目顺差的根源在于国内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过低。这种因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下降而形成的经常项目顺差意味着国内是以抑制居民消费的方式为国家或政府积累国外资产。
表3：1992-2005年政府、企业及居民储蓄率及比重（%）
二、中国资本及金融项目持续顺差的根源则在于中国功能性收入分配的失衡
从中国国际收支中的资本与金融项目来看，中国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顺差主要源于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持续顺差。从理论上来说，“FDI是资本、技术、市场和管理的综合体”，或者说，FDI实质上是外国企业家在东道国投入资本或运用技术知识及管理经验，以组合东道国的其他生产要素从而获得企业控制权及持久利润的投资活动。从这一角度看，一国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和土地）的成本高低无疑是影响FDI进入的重要因素，这特别表现在中国目前比较优势仍主要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而不是资本、知识及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由于中国的劳动报酬占GDP比例很低，在国有部门因效率较低而难以吸纳大量劳动力且国内私有部门因处于“融资困境”及“市场进入障碍”而难以发展壮大，从而导致中国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的情况下，一旦政府鼓励“引进外资”，FDI必然会大量进入中国以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表4、表5、表6）。
再从土地这种生产要素（还包括一切与土地有关的自然资源，如矿藏、森林及水资源等）来看，在中国目前的土地产权制度下，地方政府往往代表国家行使土地所有权，而许多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往往竞相压低工业用地价格，使工业用地价格完全不能真实反映土地的稀缺程度、供求状况及工业用地最优利用时的经济价值，某些地方政府甚至将“零地价”作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招牌，其结果是大大降低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土地要素成本。同时，由于中国目前还没有对水资源及森林资源等自然资源征收资源税，因此导致中国资源价格过低，既没有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中国人均资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又没有反映资源耗竭成本和外部环境成本。如中国水价仅为发达国家的10%-15%，中国原木价格仅为世界市场价格的一半。此外，虽然中国对矿产资源课税，但税率过低，而且长期以来中国矿产资源的补偿费很低，只有1.18%，国外与中国矿产资源性质基本相似的费率一般为2%-8%，这意味着中国的矿产资源也被低价使用。还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的排污收费（这代表自然环境的使用价格）标准也很低，仅为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成本的50%，某些项目甚至还不到污染治理成本的10%，等等，这些都人为地降低了外商在中国的投资成本。可见，中国土地及自然资源等要素价格过低也是引致FDI大量流人、从而导致金融与资本项目大量顺差的重要原因。
表4：1996-2007年中国收入法GDP及构成项目占比
表5：世界有关国家收入法GDP构成（亿本币）
表6：1992-2005年各部门在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中的收入占比
正是在中国的劳动、土地及自然资源等要素的价格较低，且政府大力鼓励外资进入的情况下，外商才有很强的愿望大量投资于中国的制造业，以便用较低的成本加工生产出口品（加工贸易），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得持久利润，这就既形成中国经常项目的顺差，又继而创造资本及金融项目的顺差。
由于要素价格的决定过程既是成本的决定过程，同时也是报酬或收入的决定过程，因此，要素价格的决定实质上也是一个收入分配（即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问题，这种收入分配属于功能性收入分配。功能性收入分配是根据生产要素对国民收入的贡献大小来决定国民收入在各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配，它要解决的是“如何生产”及“为谁生产”这两个重大问题。由于只有在各生产要素能够根据其在生产中的消耗大小得到相应补偿，或根据其在生产中的贡献大小获得相应报酬的情况下，才能产生足够的激励促使各生产要素流动到最有效率或最有经济价值的用途上，以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创造产出，因此，从促进国民收入增长的角度来看，功能性收入分配是最重要的收入分配。
而中国的工资、土地及自然资源等要素价格过低，就意味着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收入分配－－功能性收入分配严重失衡，这种失衡导致中国的生产要素没有按照其对生产贡献的大小获得相应的报酬，从而使得本应属于国内生产要素的一部分报酬转化为外资的额外收益，而这正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人、从而导致中国资本及金融项目顺差及“双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国内要素价格过低也降低了国内要素所有者的收入，从而抑制了国内需求并进而导致经常项目的顺差。可见，中国的功能性收入分配失衡是导致中国资本及金融项目的顺差及“双顺差”的重要根源。这种因功能性收入分配失衡而形成的资本及金融项目顺差意味着中国是以减少国内要素报酬的方式为外国提供投资机会的。
四、只有先解决中国的收入分配失衡问题，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得到以下重要结论：
1、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根源在于中国收入分配状况的失衡
具体来说就是：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根源是宏观收入分配失衡，即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占GDP的比重过高且不断上升，而居民收入增长率长期低于GDP增长率且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中国资本及金融项目的顺差以及“双顺差”的根源则是功能性收入分配的失衡，即中国的生产要素没有按照其对生产贡献的大小获得相应的报酬。
2、如果不解决中国居民收入增长率长期低于GDP增长率且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以及中国的生产要素报酬低下等问题，则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状况还将持续下去
而由这种宏观收入分配失衡及功能性收入分配不合理所导致的国际收支顺差是难以通过调节人民币汇率水平以及扩大进口或对外投资等措施加以调节的。还应指出的是，如果在不解决中国宏观收入分配和功能性收入分配失衡的基础上，仅仅依靠增加政府投资来扩大内需，这从长期来看反而会加大国内生产能力与国内吸收能力的差距，从而不利于解决中国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因此，大幅度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并真正推进中国要素市场的改革，让中国居民拥有更多的生产要素（这是扩大中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根本措施），赋予中国居民真正的权利，使人们有充分的自由通过创造财富而获得更多的收入，才是真正扩大中国的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从而真正实现中国国际收支均衡的根本途径。
3、增加中国居民收入的实质是要形成能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市场机制
让中国居民拥有更多的生产要素，增加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仅仅只是为了扩大消费，而且还在于扩大中国居民的个人投资，并大大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使国内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市场而不是政府，主要依靠国内居民投资而不是外资，这就有利于减少资本及金融颐目的顺差，从而有利于实现中国国际收：支的均衡。
总之，解决中国国际收支失衡问题的关键并不在国际收支本身，而是要在制度改革上有重大突破，通过“对个人放权让利”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收入分配失衡问题，并以此形成真正的市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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