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形势下如何提振中国经济 |
| 叶玉，王玉柱，薛磊 2020-04-28 |
| 摘 要： |
2020年春季将至之时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数万名受感染者的中国家庭带来深重的痛苦，亦使得无数人放弃假日团聚计划，转而投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疫情阻击战，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干扰。在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下，自2月3日以来，包括湖北省在内的全国各地新增确诊病例数量呈持续下降势头，并逐步趋于平稳。人们在“抗疫”的同时，亦开始关注如何做好“疫后”生产秩序的恢复。那么，该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对本已承压的中国和世界经济而言到底会有多大影响，应如何加强应对，本文对此加以初步分析。 |
| 关键词： |
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疫后”生产秩序恢复，经济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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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政府和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积极成效不断显现，除湖北省外，中国大部分地区在继续动态调整疫情防控措施的同时，也启动了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恢复键”。这是中国中央政府根据疫情发展及时做出的重要政策调整，体现了“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也反映了中国政府致力于把疫情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降到最低，努力实现2020年政府确定的各项任务目标的决心。
当前，国际社会在继续高度关注来自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前线消息的同时，也日益关心疫情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以及对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
显然，无论是当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在全球经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位置、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能力，还是当前世界经济和政治的态势，都和17 年前“非典”发生时的情况迥异，简单的历史类比难以帮助人们准确判断疫情对当前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影响程度。为此，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加复合、动态的分析框架。
本文分析指出，研判这场疫情对中国经济乃至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最重要的变量是疫情什么时候能够得到基本控制。课题组依据的判断是：虽然目前武汉和湖北的疫情形势仍然较为严峻，中国其他地区则相继进入平稳期，正在有序恢复经济和社会生活。当然，由于各地的疫情情况不同，各地政府仍然在尽力平衡“抗疫”和“恢复经济”两大任务，企业、社会各界对于恢复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的响应也有差异。总体而言，中国其他地区的疫情在一季度内得到有效控制应该是个大概率事件，短期内疫情虽然对中国经济冲击较为严重，但全年看其负面影响仍然可控。不过，要特别关注当前中小企业“复工难”，以及重灾区的复工复产仍不可预期对产业供应链的长期影响。本文同时指出，疫情也会给中国的医疗、远程网络服务等产业带来快速发展的新机会。
判断疫情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另一个重要变量是政府当前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工具箱包括两大类。一类是短期纾困型政策，包括财政、金融、货币、税收等支持政策，以及包括用工上的各种费用减免等，以此缓解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因为疫情引发的短时资金和用工困难。另一类则是侧重中长期的政策支持。本文提出了包括探索动用外汇储备采购应急物资以缓解政府支出压力，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以及通过社会动员构建新的劳资共识，助力企业纾困等几个政策工具。
中国抗击疫情本身将有助于为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开放提供新动力。一是有助于进一步形成高质量发展的社会共识。二是有助于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社会经济综合抗风险能力的提升。尤其是此次疫情的发生暴露了中国在防控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上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方面存在的不足，为下一阶段启动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动力。三是将有助于促进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力和经济结构的优化，激发新的增长活力。此次疫情给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按下了“快进键”，诸多技术理念受到真实场景需求的推动，有望迎来产业的大发展。
本文还基于一些国际重要经济分析机构的数据预测，分析了疫情爆发对世界经济的可能影响。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巨大，以及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重要地位，疫情的外溢影响不仅在于短期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和国际旅游、国际教育等服务贸易下降，还可能对全球产业供应链稳定造成新的不确定影响。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目前相对有限，影响美国经济和中美经贸关系趋势的更关键因素仍然是中美能否落实第一阶段双边经贸协定。
当然，本次疫情最终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还是取决于中国防控疫情的速度和能力，以及国际社会合作共同阻击疫情的集体行动能力。正如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最近在G20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期间所言：“国际社会合作抗击病毒传染、减缓疫情的经济冲击至关重要，尤其是在疫情还会持续和扩散的当口。”本文也再次强调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密切的相互联系和依存必然导致“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凸显了国际社会应当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紧迫性。
一、年内中国经济受到的冲击
此次疫情首当其冲打击的是旅游消费行业。总体看，此次疫情较之2003年的“非典”，致死性更弱，但传染性更强，涉及范围更广。自1月23日以来，不仅武汉及湖北其他地区“封城”，包括西藏在内的全国各省份均先后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本应是全球最大规模的消费人流戛然而止。“贺岁片”被搁置，“年夜饭”被取消，“米老鼠”亦只能空守乐园迎接其“本命年”的到来。中国民航局数据显示，1月27日至2月12日，中国航空公司的客运总量较2019年春运同期大幅下降70%。上海到北京全天41趟高速列车中，多趟已暂停运。
2月份以来，影响正逐步在供给侧和供应链显现。理论而言，2月10日起，全国各地政府均原则上允许企业复工，但是由于医疗物资紧缺，防控“主体责任”条件难以满足，外地务工人员返城困难且返回后亦须接受14天隔离观察等限制，真正能及时复产的企业并不多。即便能够按时复工，亦面临原料、物流等供应链不畅、资金流断裂的严重制约，而出口型的农产品、快速消费品等行业，还会因进口国新的海关措施而出现需求侧阻断，使本来就因外部环境变化、去杠杆等因素而承压的企业处境更为艰难。而且，此次疫情源自中部地区湖北省武汉市，除河南、江西、湖南等中部相邻省份受影响较大外，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活跃的地区受波及也更严重，特别是广东、浙江等省。这些地区人口密度高、消费能力强，也是中国生产、贸易和金融中心，其成为疫情重点地区，直接影响中国整体经济表现。
不过，此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程度，根本上取决于疫情控制进展。如果疫情确实能控制在一季度，其影响将相对可控。2月3日中国股市如期开市出现7%的跌幅，但其后便迅速反弹，走出了“V”型曲线，表明市场对疫情走向的情绪向好。但是，疫情影响和应对能力的不对称性受到经济学家们的更多关注：一是中小企业“复工难”问题更为突出。如在上海，像特斯拉这样的“重点企业”更有能力按时复工，亦受到更多的惠顾，而占全国企业数量九成以上的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能力不足问题，但是他们贡献了全国八成以上的就业、七成以上的创新、六成以上的GDP产值以及五成以上的税收，若因员工、资金或物流等断链而出现大面积破产倒闭，其影响的将不仅是GDP的数值。二是重灾区的复工仍不可预期，供应链影响持续更长。目前看，疫情能在一季度得到控制的可能性较大，以上供求两侧的影响将是短期性的。事实上，自2月17日起，北京、上海等地复工的白领们已带着一种欣慰，在其“朋友圈”分享久违了的交通拥堵照片。但是，疫情重镇湖北省尚有大量存量病例等待救治，其生产和消费的正常化仍不可预期。湖北不仅是中国中部重要的交通枢纽，还是地位不断上升的制造业中心，生产全国近9%的汽车和13%的重要工业原料硫酸。湖北省省会武汉市GDP在全国排名第七，高于杭州市，其“光谷”生产的光纤、光缆设备领先世界，彭博社测评其供应链地位在中国多个城市中居第13位。
不过，疫情的发生亦给一些行业带来重大利好。如医疗等与疫情控制密切相关行业及可以帮助人们获得远程通信、教育、娱乐等线上服务行业均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自3月1日起，上海市教委为全市中小学生以电视直播的方式开展在线教育，以使不得不继续居家躲避病毒的孩子们能够赶上学习进度。
总体而言，较之于2003年“非典”的有惊无险，此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更大，其不仅因为病毒本身的传播力更强，更因为当前中国经济一体化程度更高更脆弱，内外环境也更为复杂。但是考虑到政府将采取的强有力调控措施，如果此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集中体现在一季度和湖北省，其影响仍相对可控。综合大部分经济学家和研究机构的估计，2020年一季度最差的情形可能会出现环比负增长，但由于春节的翘尾因素，同比仍有望保持增长，全年而言，影响可能在0.5%-1%。
二、从中央到地方的应对举措
（一）已经采取的措施
自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就疫情防控作出专门批示以来，全国上下展开了一场力度空前的抗疫斗争。中央各部委和各地政府迅速出台了一系列针对疫区和受感染人群的应急救助措施，并十分注重疫情信息的及时发布和对民众关切的回应，对于加大应急物资供应、稳定民心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一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亦再次显现，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建立了全国支援武汉、16个省支援湖北其他16个市的“一省包一市”救援方式，有效地防止了病毒的扩散。无数的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为落实抗疫举措付出了巨大艰辛，不过也多亏了移动支付这样的技术普及，因疫情而隔离的老百姓可以通过手机下单，便可获得“不见面菜篮子”送来的新鲜食材。
2月初以来，随着疫情好转迹象的出现，湖北以外地区均开始实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两手抓”。关于支持企业渡过第一季度难关的举措包括：
一是货币、财政政策齐发力，增加流动性和可用资源。201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立了2020年货币政策“灵活适度”的稳健基调，较2019年的“松紧适度”更为宽松。疫情的爆发加大了货币政策灵活化的需求。2月以来，央行已多次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措施释放流动性，促进利率下调，以更好地支持疫情防控，并稳住资本市场。1月CPI同比上涨5.4%，但主要是猪肉价格上涨因素较大，整体通胀仍然可控，因此理论而言，总量货币政策并非毫无空间。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建议，可进一步考虑适当降低央行基准存款利率。财政部亦提前下达2020年新增地方债务限额1.85万亿元，不少专家预期2020年财政赤字可能会突破3%的限度。
二是适度放宽监管，确保释放资源的可及性。从帮助企业克服困难的角度看，增加流动性本身远远不够。2月1日，央行、财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管理局等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强化金融支持疫情防控的文件，为重点疫情企业提供3000亿元低成本专项再贷款，今后还会加大对其他企业的支持力度。银保监会提出适当放宽对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的银行机构不良贷款的容忍度，以促进其敢贷、愿贷，使新增的流动性能够真正惠及企业。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表示，2019年化解了2.3万亿元不良资产，银行的拨备覆盖率达180%以上，因而有能力应对不良资产的上升。此外，政府、法律部门和行业协会等还为受疫情影响而不能及时履约的企业和个人提供“不可抗力”救济、信用修复等其他支持。
三是减税降费，降低企业负担。2月2日江苏省苏州市率先出台关于支持中小企业应对疫情难关的十条举措。其后不久，全国很多省市纷纷拿出各自的救助措施。如在2019年财政收入“零增长”的情况下，上海进一步出台了支持企业渡过难关的28项举措，承租政府所有房产的企业可获2个月租金免除。在中央层面，2月18日，国务院要求各地阶段性减免企业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单位缴费，其中除湖北外各省从2-6月可对中小微企业免征上述三项费用，2-4月可对大型企业减半征收，湖北省从2-6月可对各类企业免征。6月底前，企业可申请缓缴住房公积金，且对职工受疫情影响未能正常还款的公积金贷款，不作逾期处理。
四是分类施策，确保政策效益的最大化。以上不少政策均针对中小微企业，并对重点疫区特殊支持，除此之外，各地政策均明确供应链重点企业受到特殊保障。当前经济活动的正常化面临的最大障碍仍是各地为落实抗疫“属地责任”而实施的各类交通和行政管制，但即便是遭遇“封城”的湖北武汉，亦为其生产存储芯片的重点企业长江存储开工提供全力支持，确保其正常出货和生产。
（二）仍可探索的政策空间
如张五常等研究指出，减税等财政政策在中国历史上被反复证明是有效的。但不论财政补贴还是减税都会导致政府债务规模的再度上升，有悖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初衷。我们认为中国至少还可在如下三方面进行探索，缓解疫情对经济的冲击。
一是探索动用“准财政”属性的外汇储备采购应急物资，缓解政府支出压力。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是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贸盈余迅速膨胀背景下形成的。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这部分外汇盈余以“外汇占款”的形式成为人民银行重要的基础货币发行方式，也是重要的通胀来源。当前，如何定性外汇储备的“准财政”属性，并打通相关政策渠道，是缓解政府大规模“抗疫”支出的重要资源储备。这一问题的解决亦符合民众和社会关切，一直以来民众对于外储购买美债有着各种声音。当前，动用外储在当地市场采购物资不仅有助于满足当前“抗疫”需求，同时，推动配套领域政策改革，除“抗疫”物资外，对所购药品纳入特别医保限价清单，能够间接降低财政的医保支出负担。此外，还能够推动对外贸易平衡，这亦符合中国推动外部经济和持续发展的政策实践。
二是资本市场开放仍有一定的空间，可缓解新冠疫情的冲击。迄今为止，中国政府一直在开放与稳定之间寻求平衡，对于资本市场采取较为严格的管控举措。中长期看来，开放资本市场，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是推动中国增长的重要动力之源。2019年中国上海自贸区新片区改革实践中，已经提出在科创领域开放资本市场的改革举措，通过利用国际资本服务国内市场科创产业发展是重要的改革创新之路。相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发展本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国际分工参与世界产业体系，当前，利用国际资本服务国内科创发展将有助于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的创新能力和内生动力。实际上，开放资本市场给中国经济带来的益处远不止这些，通过开放资本市场吸引外资流入将有助于降低企业流动性压力，使得企业有更多资本投入到研发和生产环节中。以沪深股市为例，上市企业是国内规模以上企业的典型，一般认为中国股市市值的严重低估客观上限制了相关企业通过股票资产进行质押融资的能力。
三是通过社会动员构建新的劳资共识，助力企业纾困。社会动员具有非正式约束特征，经济可持续发展正推动和召唤社会自救意识的觉醒。这种自救意识也越来越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相比一些国内经济学家呼吁降低最低工资标准、取消公积金缴纳等举措，越来越多的企业员工开始意识到自身发展与企业共荣共存的关系。传统劳资矛盾有所缓解，新的劳资共识正在形成。疫情发生至今，通过社会救助形式参与“抗疫”已获得广泛共识。比如，诸多物业经营租赁机构积极通过减租和免租的方式降低企业经营压力。对于生产型企业而言，通过社会动员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具有更大探索空间。我们认为，未来可以通过社会动员，呼吁企业员工的自我奉献精神来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比如，通过“补班”形式弥补停工期间的企业劳动工资支出；通过工会、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鼓励企业员工在一定期限内自愿无偿加班，一同协助企业渡过经营难关。
三、新冠疫情对中国长期改革发展的促进
此次疫情虽然对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不小的冲击，但习惯“辩证”思维的中国人认为，该疫情的发生对促进中国经济的改革与长期发展亦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一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社会共识进一步形成。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需要新的发展共识以推动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此次疫情中，政府在公众安全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权衡使得百姓进一步相信中央层面政策执行的决心。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理念，但一直以来，地方政府部门和市场主体存在一种高速扩张的本能，使得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疫情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冲击将对转变这种集体认知起到重要催化作用，推动新的社会共识加快形成，从而推动社会和经济治理领域的深刻变革，使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成为可能。
二是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社会经济综合抗风险能力的提升。对于中国这样超大规模人口国家而言，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是社会应对突发风险的重要制度性保障，是一个国家制度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客观而言，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实现上下同心，政策实践协调一致。在中国经济几乎按下“暂停键”的那一刻，所有居民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不计个人利益得失，居家不外出，秩序井然，充分显示出民众对于政府能够把握发展全局的高度认同。中国政府的行动亦极其迅速，短短的时间内，大量临时医院被搭建、红十字会等救助机构的工作流程得以优化，并“现场罢免”一些行动不力的官员，在民众面前维护了公信力。
但此次疫情的发生亦暴露了中央和地方层面在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方面存在的不足，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正如生物机体在应对病毒侵袭过程中会形成抗体来进一步提升其抵御外界病毒侵蚀的能力，任何一次自然灾害或疫情的发生亦会推动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使其应对风险冲击的防御能力进一步提升。此次疫情发生后，在社会力量的强大驱动下，这种能力建设和制度完善已同步展开。疫情监测管理、灾害救济、援助物资的筹集、管理和发放等领域都将出现重大制度变革。在治理能力现代化领域，诸多政策创新开始得到实践的检验。比如，前几年中国政府积极推动电子政务和营商环境政策改革，在疫情期间得到了深刻的检验，很多政府审批事项真正地实现了“不见面审批”“数据多跑路、百姓不跑路”的政策设计理念。
三是促进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力和经济结构的优化，激发新的增长活力。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2018年数字经济占中国经济体量的比重达到34.8%，包括房地产企业在内的近六成中国企业均在开启数字化转型之路。此次疫情给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进一步按下了“快进键”，诸多技术理念受到真实场景需求的推动，有望在未来迎来产业大发展。比如，京东智能配送机器人成功地将医疗和生活物资从京东物流武汉仁和站运送至武汉第九医院，智能会议、远程医疗、网络教学、远程协同办公、大数据检测等技术实现了从理念和小范围试用到应用普及的井喷式发展，有助于促进企业生产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疫情还将促进中国经济结构和资产配置的优化，如疫情催生的居家办公模式使得商业地产等物业企业面临的发展困境加剧，促进社会资本远离不动产行业。相反，疫情亦推动企业和居民对于不确定性风险认知意识的显著增长，从而更多将资产配置到保险领域，而多元化资产配置渠道将有助于居民和企业资产的结构优化，逐步改变一直以来的“房地产经济”发展困境。此外，疫情的发生也将推动企业更加注重产业链的安全稳定。疫情对全国道路交通和物流造成的影响给企业上了深重一课。随着内陆省份制造业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将考虑到产业链的配套安全和便利性，区域内产业体系进一步健全。
四、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外溢性影响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占到全球GDP的16.3%，2019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38%。因此，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的重大冲击也自然会波及至全世界。
（一）影响世界经济的主要途径
首先，在货物贸易领域，由于在两三周内，中国经济活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原材料等方面需求处于冻结状态。其直接结果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其中以原油价格跌幅最为显著。同时，受到大规模人员旅行限制及交通管制的影响，主要经济中心城市港口处理进口货物速度减慢，众多货物进口也受到影响，以农产品为例，原先为中国春节假期做好出口准备的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的农产品出口商只能通过其他手段处理库存农产品。
其次，在服务贸易领域，中国游客出境旅游人数的断崖式下降对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冲击最为明显，同时也影响到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及欧洲国家等中国游客增长较快的目的地国。出于担心疫情在本国蔓延的恐惧，美国率先于2月1日宣布禁止中国公民进入美国，此后澳大利亚等不少国家相继效仿，从而导致原先作为重要旅游目的地的这些国家短期内将受到重大影响。同时，大量海外中国留学生在春节之前返回家乡，目前则面临相关国家的禁止准入措施而无法返回学校，中国留学生居多的美国、澳大利亚等国都面临这一问题。这也将造成大量中国留学生在校学习课程被迫延迟，从而也会影响到这些学生的在校支出消费。
最后，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的是供应链风险。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破坏已成为逐步显现的重大危险。中国作为全球生产网络中具有关键性的枢纽，当前较为普遍性的停工停产将对全球供应链产生非常巨大的冲击。苹果公司近期正式降低其收入预期，疫情使得苹果手机产量受限，同时抑制了中国消费者的需求。而一位华尔街分析师在2月2日则将对苹果Iphone手机的出货量的估计降低了10%。根据 IHS Markit的估计，2019年中国占全球制造业增值部分的份额已达到30.5%，而在全球高科技产品增加值方面占据份额达到26.3%。
（二）疫情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可能影响
首先，美国经济已经呈现出趋势性增速放缓态势，2019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2.1%，从而使得2019年成为特朗普就任总统之后经济总量增速最为缓慢的一年，2017年和2018年分别为2.4%和2.9%。从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来看，个人消费者支出仍旧是支撑美国GDP增长最为重要的力量，占到总量为27.1万亿美元的美国经济的68%，2019年个人消费者支出增长达到2.6%，低于2018年的3%。实际可支配收入在2019年的增速为3%，也低于2018年的4%。在1月29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就1月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也指出美联储认为美国居民消费从“强劲”下降为“温和”。同时，美国国内私人投资依然处于下降期，这成为制约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发起的对华贸易摩擦以及大范围施行的对源自中国产品进口加征关税政策，尽管有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是多数之前已经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并会对美国国内投资及企业利润造成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在疫情影响之下，美国经济也遭遇更为复杂的负面冲击。首当其冲的是华尔街，包括道琼斯、标准普尔及纳斯达克等多个美国股市指数都已从2019年末的创纪录增长进程中逆转，美国股市在2020年初呈现出净损失状态。当然，随着中国疫情发展走势逐渐明朗化，华尔街股市也会再次得到支撑，而前期高位所承载的压力也可以通过近期大幅下跌得以释放，有大量投资者正试图入市“低位吸纳”，因此股市指数可能会逐步趋于稳定。就美国整体经济而言，由于其自身的相对封闭性，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将较为有限。另一方面，在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增长相对停滞的情况下，美国市场已成为国际资本的主要安全港，近期美元币值回升以及美国国债市场收益率下降都是受这一趋势影响。从这一角度看，危机对于美国经济反而还会有促进作用。但是，对于在华投资较大及经济联系较为密切的美国企业而言，疫情的影响可能对其全年盈利造成一定程度的减损。目前星巴克、苹果及迪士尼等公司已经关闭其在华营业场所，达美航空、美联航及美国航空等公司也将逐步暂停中美之间航班，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及菲亚特克莱斯勒等汽车企业也已经停止在华工厂的运作。对于这些企业而言，从中国市场获取的利润已成为公司总利润中重要的一部分，从而势必影响到这些公司全年的业绩表现。
当然，疫情对于中美经贸关系造成的最大影响在于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实施延缓问题，尽管中国政府近日采取包括降低对价值750亿美元的自美国进口产品所加征的关税以及扩大对进口美国产品关税豁免的范围等措施，以期通过市场作用加大对美国的产品采购和进口。然而，受到疫情防控管制措施的影响，对美国农产品及能源产品的采购势必会受到影响。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仍在考虑进一步的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措施，甚至将民用大飞机发动机也纳入考虑范围，这一举措必然对达成中国自美国进口额承诺形成严重阻碍。因此，疫情之下以及之后的恢复期内，中美双方仍需加强沟通和磋商，以消除实施协议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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