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力资本：调整我国初次分配关系的政策着力点 |
| 焦斌龙 2011-03-24 |
| 摘 要： |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的比重在决策层面临的“两难困境”和政策工具选择的困境，促使我们寻找一条实现初次分配公平与效率统一的多方共赢路径。人力资本回报低是我国初次分配矛盾的症结，人力资本的不可替代性和其在企业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中职工的谈判力，为实现资本和劳动长期互利共赢，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我们应该将提高人力资本回报作为调整初次分配关系的政策着力点。 |
| 关键词： |
人力资本，初次分配，劳动者报酬比重 |
|
|
近年来，初次分配中资本和劳动所得比重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据测算，1995-2006年，劳动者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从59.1%下降到了47.31%，资本收入份额则上升11.79个百分点（白重恩、钱震杰，2009）。劳动份额的下降基本同时转化为资本份额的上升。社会大众要求提高劳动报酬比重的呼声越来越强，政府决策层试图运用政策手段干预工资形成，各地相继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但是，这种做法也遇到了企业的抵制和政策操作上的困难。本文将在深入分析提高劳动报酬比重的政策困境基础上，探讨从人力资本角度审视和解决初次分配中劳资对立的新途径。
一、提高劳动报酬比重决策的“两难困境”及其分析
提高劳动报酬比重从决策层面来看，存在着提高与不提高的“两难困境”。一方面，维持当前资本和劳动在初次分配中的格局不利于经济长期发展。劳动报酬过低已经成为社会众矢之的，不调整难以向民众交待。劳动报酬过低造成居民收入增长慢，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1990年的55.36%下降到2009年的42.8%，严重影响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内需难以提高，阻碍了我国经济结构由过度依赖出口向投资、消费、净出口的协调转变。劳动报酬过低，使企业热衷于依托低成本优势的“代工”，不愿意进行技术创新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也阻碍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劳动报酬过低，资本回报过高，使随着资本积累越来越多的财富向资本集中，普通劳动者相对收入越来越低，贫富差距拉大，陷入“资本积累陷阱”，埋下了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另一方面，提高劳动报酬比重又会影响我国中短期的比较优势。提高劳动报酬，必将增加企业成本，降低企业竞争力，影响我国经济复苏。当然如果企业主减少一些自己所获得的剩余价值，这一情况会大大缓解。提高劳动报酬，将降低资本所得，降低企业投资意愿。提高劳动报酬，也将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成本，制约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影响我国就业。提高劳动报酬，还将会降低我国比较优势，造成外资外流和产业转移，影响我国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发展，威胁我国“世界工厂”的地位。
分析提高劳动报酬“两难困境”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对当前我国劳动在初次分配中是否得到了公平的补偿，当前劳动报酬低是否是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现象，是否存在资本吞噬劳动成果现象等问题的回答。如果劳动报酬是公平合理的，并不存在资本侵占劳动的现象，那么劳动报酬低就是我国在目前阶段必须付出的代价，不存在决策方面的“两难困境”。否则，就必须改革初次分配制度，我们要通过制度创新解决政策操作层面的“两难困境”。我们首先对我国初次分配中劳动和资本的所得的公平性进行了考证。
收入分配中的公平包括起点公平、过程公平（规则公平）和结果公平。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实现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结合，要按要素贡献分配。按要素贡献分配就是要鼓励各种经济要素同台竞技，激励各种经济要素作用的发挥。因此，过程公平应该是主导初次分配的主导性原则。
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各要素回报来看。1978～1995年之间我国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资本收入、生产税净额之间的比例变化很小。1995年之后格局发生了变化。1995～2006年，生产税净额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变化不大，仅有轻微上涨，劳动收入份额却从59.1%逐年下降到47.31%，资本收入份额则相反上升了11. 79个百分点（白重恩、钱震杰，2009）。劳动份额的下降，基本同时转化为资本份额的上升。这是否正表明了是资本侵占劳动呢？显然不能轻易这样认为，因为劳动和资本报酬比重的变化与其在生产中的贡献直接相关。1995～2006年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达到了42.5%，劳动的平均贡献为11.6%，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贡献为45.9%。劳动的贡献相对来讲较低，资本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变化趋势来看，1995年以来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基本呈现出曲折下降的态势，2006年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降为6. 8%（李斌、赵新华，2009）。
从这个角度来看，劳动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下降，与其贡献下降正好相对应，似乎并没有违背经济公平。但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对劳动报酬的计量中采用的指标是劳动者收入，它与资本所有者收入对应，既包括简单劳动者的收入，还包括技能型劳动者的收入。但是，在对要素贡献的分析中，则将简单劳动和技能型劳动等人力资本区别开来。1995～2006年简单劳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确实下降了，但是体现劳动者质量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是轻微波动，并没有明显下降。从各要素贡献与收入的变动幅度对比来看，1995～2006年，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从41.6%提高到了46.9%，提升了5.3个百分点，简单劳动的贡献度则从11.4%下降到了6.8%，人力资本引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从47%下降到了46.3%，简单劳动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之和从58.4%下降到了53.1%，下降了5.3个百分点。但是在这段区间内劳动者报酬却直线下降了11.8个百分点。两者下降幅度之差高达6.5个百分点。固然在工业化过程中，资本的贡献一般要大于劳动的贡献，按照过程公平原则，劳动收入比重下降也在合理之中，但是不应该下降如此之多。如果不考虑收入调整对贡献调整的滞后因素，简单相比后可以粗略地讲，在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的11.8个百分点中，5.3个百分点属于劳动贡献下降带来的收入下降，而6.5个百分点则应该是资本侵占劳动的结果。白重恩等并不认同存在资本侵占劳动的现象，认为造成下降的原因在于结构转型与产业影响，即使如此，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结构转型本身就是一个资本主导的排挤、侵占劳动的过程，劳动贡献下降收入比重降低是一个客观过程，但是，在转型过程中，贡献与收益的较大差异表明必然存在资本侵占劳动的现象。
二、提高劳动报酬比重的政策操作困境及其分析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目前的确存在资本侵占劳动的现象，我们必须改革初次分配制度，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但是从政策操作层面看，存在着如何调整的困境。
初次分配发生在企业内部，由企业自主决定，劳动和资本报酬主要根据各自的贡献来决定，通过政策强制调整劳动和资本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将会扭曲价格，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下降，有政府过度干预之嫌。这事实上涉及到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角色问题。一般而言，政府主要承担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职责，初次分配则主要由企业按照市场规律进行。但初次分配遵循市场规律并不等于政府不能够调控初次分配。一方面，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的分配制度是政府按照所有制性质确定的，这一分配制度在微观层面就是要通过初次分配来实现。即使要素贡献与要素收入对等，但只要这种初次分配结果造成了社会的收入差距过大，政府必须进行调控，改变初次分配格局。更何况我国目前出现的问题是劳动者的报酬远远低于其贡献。另一方面，客观上存在的市场失灵要求政府进行调控，收入政策从来就是任何国家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政府干预初次分配是其职责所在，并不存在侵害市场之嫌。
既使国家强制调整劳动报酬比重合理，也存在政策工具的选择难题。就目前国家和各地推行的相关政策措施来看，其效果有待进一步观察。就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言，一是它只能保障最底层员工的收入，企业员工工资多数都在最低工资之上，多数员工的收入仍然难以提高；二是最低工资总量有限，难以真正解决劳动报酬比重过低的难题。因此，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并没有触及到初次分配问题的症结所在。我国广东等地充分发挥工会保护职工权益的作用，试行工资共同决定机制。但工会事实上难以承担代表职工与资方博弈的职责。有的学者提出可以通过降低国家税收来增加劳动报酬。这种建议看似有道理，事实上它没有搞清楚劳动报酬比重低的原因，根据前文引用白重恩的测算，国家税收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我国的问题出在了资本对劳动的侵占，我们很难保障降低的税收能够转化为劳动者的报酬，而不被资本再次侵占。有的学者提出可以通过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来增加劳动报酬。这种办法的确可以大大改善职工的生活水平，但是，统计中的劳动者报酬主要是工资，并不包括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水平提高了，劳动报酬比重仍然较低。退一步，即使国家强制提高工资收入，也会因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出现劳动者个人报酬提高，但劳动报酬总量不会提高。
三、人力资本：实现初次分配公平与效率统一的新思路
国家强制性调整初次分配的“两难困境”和资本对劳动的不公正侵占，促使我们急需寻找一条变革初次分配的多方共赢路径。人力资本正适合了这一客观要求，它可为我国提供一条解决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的新视角。
1.劳动者人力资本回报不足正是我国初次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关键症结。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简单估算劳动报酬比重下降的11.8个百分点中的5.3个百分点是劳动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下降带来的，6.5个百分点则是资本对劳动的侵占。贡献率下降报酬比重下降无可厚非，但关键是资本对劳动侵占中相当部分来源于人力资本的贡献。1995～2006年劳动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简单劳动的贡献下降。人力资本引致的全要素生产率对我国增长贡献度并没有发生大幅下降，1995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47%，2006年为46.3%。但是我国人力资本拥有者并不能获得同等的回报，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要远低于物质资本。相当部分的人力资本所有者仅领取其相当于简单劳动的回报，其贡献与报酬之间的差额被物质资本所有者侵占。尽管我们不能够就这样简单地讲资本对劳动的侵占就是对人力资本的侵占，但是资本对人力资本的侵占为主要因素应该是肯定的。
2.人力资本存量是工资集体协商的基础。目前，国内进行工资集体协商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我们要注意到，工资是劳资双方博弈的结果。在我国简单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供给充分且具有很强的替代性，天然处于弱势地位，与资方进行工资协商的能力较弱。若劳动者仅仅是供给过剩的简单劳动力，是很难实现工资协商共决的。即使通过工会力量，提高了简单劳动力的报酬，也不具备持续性。因为简单劳动的无限供给属性将会迅速导致工资再次降低，或者企业被迫裁员，造成非自愿失业。人力资本则不同，人力资本是知识、技术、信息的结晶。一方面，人力资本所有者提供的不再是简单劳动，而是复杂劳动，具有很强的不可替代性，这种不可替代性奠定了与资方进行一定程度的平等协商和对话的基础。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企业中一般担任技术核心部门、管理部门的职务，其对企业运行影响较大，又与资方容易接近和沟通，由其担当普通劳动者的代表与资方博弈，容易达成共识。
3.提高人力资本回报为初次分配提供了一个劳动和资本互利共赢的新模式。首先，提高人力资本回报将增加资本的长期利润回报。经济增长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共同作用的过程，然而，目前我国大量存在着人力资本制约资本效率的现象。据调查，2008年全国劳动力中大专以上学历仅占6. 6%，且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力资本所有者被当作简单劳动力使用和获取低廉的报酬，大学生的预期工资甚至低于农民工的预期工资。过低的报酬抑制了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降低了物质资本的运行效率。提高人力资本回报必将调动人力资本所有者的积极性，创造出更大的财富，为物质资本带来更充足的回报。其次，提高人力资本报酬能够提高简单劳动力的收入。提高人力资本回报不仅不会侵害简单劳动力的利益，反而会带动生产规模扩大，可以为普通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有利于简单劳动力的转移。同时，人力资本回报提高将带动整体薪酬水平的提高，从而增加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
4.提高人力资本回报将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步伐。我国长期延续粗放型经济增长路径，自主创新能力难以提高，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确立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没有形成有利于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机制。提高人力资本回报有利于激发劳动者的创造活力，激励广大劳动者提高素质，在全社会树立人才强国、人才强企、创新为先的理念，大大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推动我国经济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同时，随着人力资本回报的提高及其带动的劳动者报酬的提高，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内需扩大，改变内需不足对经济增长制约的状况，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四、结论与建议
从人力资本角度审视我国初次分配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将提高人力资本回报作为我国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比重的重要政策着力点，在现实操作中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1）在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立过程中，充分发挥高层次人力资本所有者，即企业技术骨干、管理骨干的核心作用。由他们作为工资协商制度的职工代表，或者担任企业基层工会的主要或重要领导职务，或者作为职工董事进入企业董事会等方式，与资方进行谈判。
（2）推动企业建立与经营绩效挂钩的年薪制、技术骨干留成制度、管理骨干提成制度等制度，提高年薪与经营绩效的挂钩系数、留成和提成比例，实现人力资本所有者收入与企业绩效同步增长。
（3）在技术含量高、成长性好的企业推行职工持股计划，让更多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普通职工拥有企业股份，分享企业成长的成果，实现职工收入和企业业绩共同增长目标。
（4）推动企业树立人才兴企，人力资本强企的理念，尊重人才，承认职工的人力资本，确立其人力资本产权，明确普通劳动力与不同层次人力资本的薪酬标准，使人力资本所有者可以获得劳动力价值之外额外回报，建立与人力资本水平相结合的薪酬制度，杜绝将人力资本所有者等同于简单劳动者现象发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