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半年货币政策取向建议 |
| 宋立，王元 2006-09-15 |
| 摘 要： |
在分析我国上半年广义货币以及信贷增长比较快的基础上，作者认为，下半年人民银行必须认真及时注视货币信贷形势变化，观察政策效果，根据形势的动态灵活及时使用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经济手段控制流动性扩张趋势，巩固调控效果。并且，还要抓住时机，深化金融体制、财政税收体制改革。 |
| 关键词： |
货币政策，信贷投放，汇率改革，投资过热，流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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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货币、信贷增长比较快是现阶段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商业银行信贷行为变化，以及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主要原因在于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进一步加剧。由于国外净资产对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具有比较大的不可控性，在目前条件下，控制货币供应量主要是控制国内信贷。为了在不伤及国内经济的正常发展与增长的同时控制货币过快增长，下一步要对货币和信贷适当分开处理，首先需要从源头上解决广义货币的扩张势头，同时，斟酌使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工具，适当调整信贷投放，并从长远着眼，通过深化改革着力解决造成货币扩张的深层体制因素，包括影响基础货币被动投放的外贸政策、外汇管理制度和汇率问题、商业银行的行为模式以及财政压力驱动下的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对信贷扩张的影响等，改善金融运行环境，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鉴于当前经济金融形势的复杂性，宏观调控需要运用多种政策手段组合，以期达到预期目标。根据未来宏观经济趋势，下一步货币政策和金融调控可采取中度方案。
下半年必须认真及时注视货币信贷形势变化，观察政策效果，根据形势的动态灵活及时使用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经济手段控制流动性扩张趋势，巩固调控效果。
1、提高存贷款利率、尤其是存款利率。由于我国目前真实利率比较低，仍然存在比较大的加息空间。在可预见的期间（12－18个月）存在一定的升息空间。由于上次单边提高贷款利率0.27%，致使本来就高于国外一般水平的商业银行利差（3%）进一步走高，银行增加贷款的激励进一步加大，因此，存款利率的调整尤其必要，但存款利率的提高需要与其他政策配合，以缓冲存款利率提高后套汇热钱进入的压力。
2、继续运用窗口指导业务，巩固前期调控成果。
3、灵活运用公开市场操作。中央银行继续进行对冲操作，回收流动性。
当前整个经济流动性过于充足、货币信贷过快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收支资本账户和经常账户的双盈余，导致中央银行发放过多基础货币来平衡外汇流入。货币供应量的过快增长反映了外汇管理体制、汇率制度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存款和广义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以及存差的大量存在是现行汇率体制的必然结果，是汇率问题在国内经济上的表现。解决目前我国流动性过剩的问题，除了继续加息、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提高准备金率等辅助性调节手段之外，根本方法在于适当加快汇率改革、改革外汇管理体制，调整外贸政策，这才是从源头上化解流动性泛滥问题的有效途径。
当前货币信贷方面面临的问题是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以优惠政策支持的出口导向模式需要反思和调整。出口政策应该在近期从积极鼓励走向按产品类别区别对待。
要改变货币政策的被动局面，降低外汇流入对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影响，必须对结售汇制度进行改革。应尽快取消对无对应商品的资本流入结汇，抑制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的短期投机资本流入。
从前期汇率改革经验来看，其不利影响并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大，因此，必要时可考虑进一步适度扩大汇率波动区间，以从根本上解决被动的流动性过剩。此外，还应研究征收房地产汇率调节税，抑制外资炒房赌人民币升值。
从根本上来说，当前货币信贷方面面临的问题不单纯是货币信贷本身的问题，而是金融体制、财政税收体制深层次问题的反映。当前形势虽然需要高度关注，但估计不会造成过大的不利影响，正好为深化改革提供了比较有利的时机，应该不失时机地深化改革。
当前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大一统体制存在贷款的大规模、集中化投放的内在倾向，容易造成“贷款投放�局部过热�紧缩贷款�经济偏冷”的交替局面，导致宏观经济不必要的波动。这种情况在1999年以来已经两度出现，2005年以来的贷款增长过快即是2004年收缩之后的恢复性增长。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要进一步改革商业银行的组织结构和体系结构，以求商业银行整体信贷模式的合理化，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另一方面要规范政策性银行运行模式，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应该形成功能互补而不是竞争性的替代关系，以致造成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冲击。
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一方面源于现行财政体制下事权下放、财权上移所造成的地方财政压力，另一方面与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推波助澜不无关系。在现行财政体制不改革条件下，一味谴责地方政府没有实质意义。必须改革现行财政税收体制，将目前县乡政府承担的过多财政支出责任适当上移，开征物业税等地方税种作为地方政府收入，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政策灵活调整权，提高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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