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经济全面复苏和宏观政策“正常化” |
| 张平 2010-03-10 |
| 摘 要： |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国政府采取了强力的宏观激励政策，中国经济从2009年第四季度全面复苏，经济增长回到了潜在增长率之上。中国正处在城市化拉升期，因此投资对城市化是有效的，2010年应继续全面复苏。但强力的宏观政策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宏观政策的正常化是2010年的重要抉择。继续沿着原有的激励方式和城市化模式，必然加快土地城市化的扩张和高价房地产的模式，直接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因此应倡导稳速增效，提高城市化聚集度、改革政府体制，消解地方政府、大企业集团等带来的“倒逼机制”，让宏观政策正常化。 |
| 关键词： |
经济危机，城市化，宏观政策，经济复苏 |
|
|
一、宏观政策激励和全面复苏情景
中国政府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进行了强力的宏观激励。中国提出的两年4万亿元和每年大致5000亿元的减税计划，约占每年GDP总额的7%以上；而重灾区的美国的投入占GDP的5.5%，欧洲和日本只有2%，发展中国家激励也相对弱，中国是全球激励力度最大的国家。中国在采取了“积极财政”的同时，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宏观政策激励组合的历史看，同时采取了双宽松的政策是最为积极的。政府财政投资直接启动了这轮反周期操作，信贷快速跟进直接推动经济的发展，信贷新增贷款预计超过9.5万亿元，而2005年前新增贷款没有超过2万亿元的，2008年如不包含最后两个月大规模反危机放贷的话，新增贷款不到5万亿元，2009年的新增贷款几乎提高了1倍。信贷激增直接刺激了货币供给量的增加，M2增长远超出计划的17%，达到了29%，中国经济在财政和货币双积极政策的激励下，经过了两个季度低于7%后的增长后，迅速地回到了潜在增长8%以上，率先全球复苏。
当中国2009年保8完成后，经济已从2009年第四季度开始全面复苏，回到了潜在经济增长率以上（见图1），2009年11月份消费物价转正，结束了危机以来的通货紧缩，物价已跟随经济增长而提高。从季度数据看，产出缺口在经历了5个季度的负缺口状态后，在2009年第四季度由负转正，增长重回潜在增长水平之上，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得到改善，失业状况有所缓解。经济增长动力中的自主性投资、工业扩张、能源消耗和PMI等多指标都明显地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扩张信号，资产价格也回到了冲击前的正常水平，房地产价格上涨已经超过了2007年泡沫高峰期的水平，经济增长进入全面复苏情景中。
图1：产出缺口在2009年第四季度恢复正值
中国经济复苏主要依赖于投资，大规模的投资拉动了进口，刺激政策效应产生了“外溢”，导致了净出口下降拖累了经济的正常复兴。假设投资刺激政策下降，投资增速下降，进口的需求也同样会下降，净出口下降幅度可能会变小，整体增长速度有可能不会降，但强烈的以我为主的宏观政策往往是政府反危机时采取的第一政策反应。
反思这次危机发现，对中国实体经济最大的冲击来自于大宗商品价格的直接冲击，大宗商品价格在短短1-2个月内下跌均超过了50%，石油下跌了70%，海运指数下跌了92%。中国近年来对外部原材料的需求依赖度非常高，在突然价格崩溃的冲击下，国内企业短期内“无法定价”，对购入和卖出产品的定价和需求造成了混乱，导致生产的最低限度维持或干脆停产，销售和购买都出现了停顿现象。中国经济2008年11月份体现得最为充分，财政收入负增长，而中国财政收入是流转税为主体的，即企业运行就收税的体制，只有停产才会导致财政收入下降如此快。大量的工厂受价格冲击而“恐慌”，处于停产或半停产，而后才是实质上的外需订单下降等引起的出口部门的衰退。中国经济已经走向了一个外向型的经济，因此它受到了外部的冲击已经是多方面的，冲击并非只是资金紧张冲击或需求冲击，这次是价格信号冲击首当其冲。
从资金逻辑看，中国在被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之前，已经是产能过剩，大量资金从实体中析出跑到了房地产和股市中了，那时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已经有了很强的上涨趋势，中国这次遭受外需收缩，产能更为过剩，加上政府的资金激励和国际热钱再次涌入，流动性过剩是有过之无不及。
二、宏观政策激励与城市化带动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源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和机构发生了危机，发生的最为严重的问题是信用和流动性问题，其政府实施的货币政策主要是量化式的宽松政策增加流动性，财政政策是直接购买公司债务等方法来担保公司信用，以维持其生存，仅有少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技术改造等传统凯恩斯反周期的需求管理方法。在危机结束后其退出的机制也多是在资本市场操作，福利效果偏向了金融机构，而不是解决更多的一般性就业。中国则完全不同，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直接以实物为基础的，大量集中在基础设施上，因此其政策激励方向的核心是城市化，希望通过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带动经济，其政策激励应该说是非常有效的。
中国经济已经过两次大的调整，每一次都是靠改革来创造出新的持续发展方向。上世纪80年代靠农村改革，刺激了农村部门和轻工部门发展，俗称“80年代靠老农”。到1988年农村部门开始衰退，经济开始进入大的调整，1991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打开了开放的大门，而后土地要素的价格改革和宏观经济架构的建立，如，分税制、汇率超贬、银行法实施等，为中国经济走向外向型经济和稳定宏观打开了大门，所谓“60年代靠老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更重要的是1997国家允许住房消费信贷，1998年取消福利住房，而后银行撇帐上市稳定了金融系统，并积极推进了加入WTO等开放格局，直接启动了新世纪以来的城市化进程。
2008年金融危机时，中国正处在大规模城市化提升阶段，经济和社会基础建设工作正需要大的投资，国家通过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推动经济社会的基础建设是有的放矢的。从经济理论逻辑来看，当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系统性的高收益、高增长部门时，动员资源集中投资在这些部门，就会产生规模收益递增，即结构配置带来的规模收益递增的赶超增长速度（钱纳里，1989；琼斯和罗默，2009）。工业化过程中，集中农业资源到工业上来，就会产生明显赶超增长；从封闭的国家变为开放国家也可能得到全球化的收益；而城市化带来的空间集聚也会产生很大的规模递增收益，从而形成赶超速度。这些由于结构非均衡配置资源导致的规模收益递增过程，会在一定时期内大幅度提高一国经济潜在的增长率。
存在着结构性规模收益递增条件下，政府实施积极宏观政策就有了其内在经济逻辑和动力，投资对加速增长是有效的。只要增长收益能够抵补财政成本、金融损失和经济波动福利损失，增长激励就有效。但当结构收益出现递减或激励过度导致上述成本无法抵补，则宏观对经济增长的激励效率下降，宏观政策的增长激励会变得无效，甚至产生很多问题。
发展中国家另一个特征是宏观政策传递的不完善性，不可能仅靠完善的市场进行参数操作就实现宏观调控目标，而是要大量依靠数量性工具，并配合相关政府动员机制才能完成宏观政策的激励和反馈。而这一机制连同增长的特性决定着宏观政策实施的主体、目标和效果。特别是政府作为激励主体由于缺少必要的制约性因素，其目标和效果难以优化，并有自我强化的特征，政府退出激励一直是艰难的。
中国2008年城市化率为45.68%，处在城市化加速时期，具有明显“规模递增”的特征，采取积极激励政策是有增长收益的。我们依据国际城市化经验计算按照诺瑟姆（Ray.M.Northam）的城市发展S曲线，世界城市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城市化水平小于30%，此时城市人口增长缓慢，当城市人口比重超过10%以后城市化水平才略微加快。第二个阶段城市化水平在30%-70%之间，当城市人口比重超过30%，城市化进入加速阶段，城市化进程出现加快趋势，这种趋势一直要持续到城市化水平达到70%才会逐渐稳定下来。第三个阶段城市化水平大于70%，此时社会经济发展渐趋成熟，城市人口保持平稳。城市化的第二阶段又分为两个阶段，30%到50%期间称为“遍地开花”的城市化阶段，人们就近进城；50%到70%之间称为大城市化阶段，人口从中小城市向大城市转移，寻求就业机会，大城市通过提高人口密度和基础设施的规模化运用，其集聚效率大幅度提高，促进服务业和工业化发展。我们以1978年为基期，拟合城市发展曲线，预计在2012-2016年间，增长速度开始走向平缓，到2025年城市化水平接近65%左右，城市化增长速度会有较大幅度下降。
中国的城市化从1992年才正式按市场方式开启，土地从传统体制下的无价划拨到有偿转让，土地才成为了生产要素，但购买者主要是法人，个人还不能参与这个市场，城市化一直缓慢地进行。1997年开始了住房消费信贷，1998年取消了福利住房，1999年更进一步推动住房市场化改革，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呈现加速增长的态势，以1996年城市化率超过30%计算，中国的城市化率水平每年平均增长1.22%。依据模型预测到2014年是这一个上升期的转折点，会有一个顶部平稳期，现处在城市化加速和规模提升阶段。
中国经济受到外部冲击后，积极宏观政策激励“内需”的根本就放在城市化的再启动上，如果宏观短期启动经济政策与可持续城市化发展的方向一致，则宏观政策激励的短期效应就会具有长期的持续性效果，否则短期的政策对长期增长只是扰动。
城市化加速和规模提升需要大量资金，财政和货币激励直接推动城市化规模扩张，但城市化过程也很容易引起资产泡沫。启动城市化的方式有很多，一种是沿着原有的城市化的路子继续，通过扩张货币，以过剩的流动性来保持现有的房地产价格，短期内也有保增长的效应，但只会导致泡沫的更严重化，是不可持续的；而实行政府通过这次危机调整城市化模式，就会激发出城市化的真实需求，其发展的道路是可持续的。
由于城市化的推进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而且对城市化的扩张不论在GDP、税收和土地转让金等各个方面都满足了地方的增长和福利等地方发展的目标，因此城市化的土地性扩张成为了中国当今发展的主流。城市化最大价值是人口资源的聚集，发挥其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促进城市本身的持续发展，如果仅仅只是土地等的扩张，到处都是巨大而空旷的城市，以及昂贵的房价，人口、服务业、工业都难从城市化中获得收益，城市仍会衰败。
当前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房地产价格上升过快，不论房价收入、租价比、月供收入比、房价上涨与GDP增长比都超过2007年，而住房销售又有大量的投资性住房，它们在不断挤占一般老百姓的消费刚性和改善性需求，引起人口城市化无法继续的问题。这里除了城市化模式选择的战略问题外，资金超量供给是一个重要原因。
三、货币超量供给推动了资产价格和消费物价的上升
中国的货币一直处于超中性的供给状态，经过反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货币供给更是激增，从M2／GDP的角度看，早年超速发展源于市场化和货币化过程，大量物价资源被市场化和货币化定价，1995年开始越过了1倍，主要是由于1994年人民币贬值导致了国际化步伐加快，货币供给速度加快，此期间不但没有引起通货膨胀而且导致了通货紧缩。2002年开始再次越过1.5倍，城市化进程是这一时期的新引擎，土地等城市化要素从无价变高价，不动产成为了货币的新吸收者，房地产价格一直处在上升趋势中。在新世纪已经有过两次货币供给过多引发的两次物价上涨，货币供给增加推动资产价格和消费者物价上涨已经显现。这次反危机后这一比值快速攀升，假定2010年货币供给20%，经济增长9.5%，则预计到2010年超过2倍，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成为了货币供给和经济总量比最高比例的国家，而现在的货币供给吸收者只能是资产价格和消费物价了。
按传统的费雪方程，货币供给直接导致物价的上涨，但中国的实践证明，M2供给过快不一定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出现了“迷失的货币”，很多学者对此做了大量分析：市场化和货币化改革吸收了货币，国际化也导致了货币和产能的输出，吸收货币供给，城市化又将大量隐蔽的土地资源进行了资产定价，吸收了大量的货币需求，这方面研究都表明货币可被非中性吸收。国际上的研究和实践也表明，假定完成了市场化、国际化和城市化的货币非中性供给，仅仅存在着资产市场和商品市场，货币供给可被资产吸收，会引起资产价格的上涨，但不一定马上引起消费物价上涨，即所谓的格林斯潘式泡沫。格林斯潘2002年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激励了美国的住房和资本市场，通过住房和资本市场带动经济，形成了持续低通胀的经济繁荣，但结果却酿成了次贷危机的资产泡沫。货币供给已经不是简单地直接表现为通货压力，而且也表现为资产价格泡沫上，这就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给我们上的最为重要一课。
中国的超量货币供应直接拉动资产价格上涨，货币供给直接拉动了住房价格的上涨，2009年住房回升迅速，在货币供给（M1）的带动下逐季上升；同样我们测算了M1与股市的市盈率相关系数达到0.63，货币的供给使得股指上升，更直接拉高了市盈率。资产价格与实际利率水平均呈现负相关性，因此货币条件宽松，则资产价格上涨是必然（见图2）。
图2：地产严重依靠货币供应量
中国2008年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5，资产收益分布更不均，在现有的收入分配的格局下，货币大量释放后进入分配环节，货币向着有权和钱者集中，他们相对是高收入者，其消费倾向低，投资倾向高。以房地产市场为例，北京、上海和深圳投资性住房购买分别占总住房购买的62%、51%和57%，一半以上用于投资，房地产已经不是供给人民住房需求，而是资产投资需求了，可见房地产价格上涨已经对人口城市化起到了抑制作用。城市化过程中的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社会保障费的支出都通过成本因素直接影响了城市劳动力供给的成本，进而会形成成本推动性价格上涨。
中国货币供给一方面被房地产和股票等资产市场所吸收，另一方面也会直接传递给物价。我们利用季度数据的产出缺口、物价滞后和货币供给对物价的影响构造了一个物价计量模型，取得了满意的模拟和统计结果（见表1）。依据模型我们可以看出：（1）产出缺口作用最大，因此产出缺口为正时滞后一期就会产生很大的作用；（2）M2滞后4个季度对通货膨胀有正向作用；（3）物价的滞后效应是明显的。
表1：物价与M2和产出缺口的模型
|
CPI=1.74+0.72*CPI(-1)+0.14*M2(-4)+0.66*产出缺口*(－1) |
|
T值 |
10 |
1.67 |
6 |
|
P |
0 |
0.1 |
0 |
|
调整后R~2=0.89,DW=1.89 |
从模型中可以分析出，当2009年物价和产出缺口均为正的条件下，2009年第四季度的M2的增速对2010年第四季度就有明显影响，2009年第四季度 M2增长速度预计高达29%，则对2010年第四季度新增因素贡献为4%的上涨因素，如果2010年在第三季度产出缺口扩大加快，而物价只要保持正，则产出缺口和货币供给二者就会合力影响物价水平，在第四季度超过5%，因此2010年必须将速度平稳化，货币供给量下调，才能减轻对物价压力。假如2010年第一季度仍保持25%以上的增幅，而经济增长速度仍在加速，则2010年第四季度的通胀压力就会非常的大了；而且依次类推，货币不能被有效控制，保持20%以上的增长，通货膨胀会有加速效应，2010年第四季度到2011年都可能受到通胀严重威胁。
中国物价除了总量性因素外，受国内农产品和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影响，特别是农产品的影响明显，2010年如能继续保持丰收，就不会由于非核心 CPI的扰动加剧价格波动，当前最为重要的问题仍是资产价格。
四、倒逼机制和宏观政策“正常化”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全面复苏阶段，而全球经济也保持了复苏的状态，机构预测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将超过9%，全球经济增长达到3%，发达国家经济也将走出衰退，保持1%以上的正增长，2010年的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会比2009年好。
2009年中国的宏观政策采取了非常时期的非常激励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激励效果，中国率先复苏，经济增长回到了潜在增长率上。中国经济面临着新的开放和发展格局，宏观政策的激励需要依据经济增长的正常化进行“正常化”性调整，即保持政策连续性的同时加快“正常化”性的政策供给，为2010年后政府“退出”反危机政策做好积极的准备，让经济重新回到市场配置资源的轨道上来，政府的宏观政策目标回到稳定经济上来。
但政策正常化必须通过一套“正常化”的激励机制才能完成，而不是被国内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国企大集团等这次政策激励的收益者利用“倒逼机制”逼迫重新回到继续宽松的激励政策的路径中，不能走到经济过热才采取调控手段的老路上。
中国历次宏观激励的主体也因时而变，上个世纪90年代初应对经济衰退，主要是通过对外开放、提高市场化程度等改革措施来激励企业发展，配合信贷政策进行了激励；而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主要靠中央政府直接基础设施投资，并通过开启消费信贷和取消福利住房等政策激励消费者投资购房，转变银行的供给渠道。这次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作为财政政策的承担者，进行基础设施投资，而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承担了信贷发放的承载体，重新开启了“银政”、“银企”关系。由于地方政府和国企具有很强的软预算和投资饥渴症，其投资冲动是很强的。市场化的改革一直在规范“银政”和“银企”关系，甚至很多改革措施都是为斩断这一关系而努力的。但面对危机时政府以此作为启动主体，其效率最高，因为它们可以不计成本进行投资，只要有银行资金供给，投资饥渴是永远的。这次地方政府县以上建立了3800多亿元融资平台，中长期信贷中的大部分都是注入到这些融资平台中，形成了这一轮激励核心运作主体。
宏观政策激励与资源约束，政策的激励目标是重要的，中国的激励目标就是“保八”，目标单一因此效率很高。而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重视经济增长的指标，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大型国有企业集团争相进入500的强的政绩都是从增长中来的，因此保增长的激励效率是非常高的。这一激励基本上是无特殊约束的，只要可动用的资源仍然足够多，激励政策的资金量就会按保增长这一目标“倒逼”出来。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的国家，不论是居民、企业和政府储蓄都很高，而且外汇储备全球第一，因此可动员资源是足够的。中国动员资源的方式是政府性的，其激励政策的资源约束比较小。
中国这次宏观政策扩张已形成新的“倒逼”机制，银政、银企关系再次构成这次倒逼机制的主体；而宏观政策由于又是直接投入到基础设施，在成本约束短期并不显现的条件下，宏观政策退出是非常难的。中国处在一个具有投入规模递增的阶段，宏观政策激励的成效有可能抵消其成本。值得重视的是，随着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宏观激励政策成本会越来越升高，而且其福利效果也可能进一步偏移，激励效果更有利于现有既得利益集团，如垄断企业、行政部门和资产占有者，这些利益集团直接会阻碍政策的退出，这就给宏观政策退出管理提出更大的挑战。宏观政策除了进行正常化的目标牵引外，政府体制改革，特别是考核机制的转变才是最为重要的。
我以为，2010年的短期宏观政策管理目标应是：
（1）宏观政策的正常化。在保持积极财政激励的同时，货币政策从2009年的过于宽松转到2010年“适度”的货币供给，将M2的货币供给压到15%以内，新增贷款逐步回到7万亿元，再逐步减低到激励前的5万亿元正常水平，投资增长保持在20%就能完成8%以上的增长，减少激励的外溢效应，经济增长的目标要放在稳速增效，提高经济和社会效益。
（2）将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预期管理纳入到宏观管理中来，提高宏观政策管理水平。中国实体经济一直受到产能过剩的困扰，产能过剩导致资金一直处在从实体经济析出的阶段，大量资金转向了资产市场，2009年又大规模增加了流动性激励，加上当前国际上发达国家套利资金的不断到来，流动性冲击会引发严重的资产泡沫和价格上涨，因此必须在此期间将流动性配置好，管理好，让流动性为我国发展服务，而不是“冲击”。为此首先要继续保持现有的盯住美元的低浮动的有管理的汇率体制不变，直到货币政策完成紧缩，财政政策退出，否则货币政策紧缩是无效的；第二是针对当前的热钱过多扰动，可效仿巴西收取托宾税，并启动货币对冲机制；三是减少信贷增长的压力，加大资本市场融资，特别是债券市场的发展，增加地方债务发行，让地方债务透明化，化解地方债务的风险等，通过债券和股权的融资吸收国内和国际资金，并依据市场信号加以配置，有效地配置流动性。
（3）开征物业税，加大保障性住房的供给，特别是面对中等收入者的公共租赁房的供应。中央政府必须运用政府公积金、国债等自己直接介入公共租赁方的建设和出租，再通过租赁租金进行资产抵押等方式有序地扩大资金的来源，向社会提供更多的租赁性住房，减低房地产泡沫产生的可能性。积极开征物业税，将政府短期卖地行为长期化，通过收紧房地产的金融条件，让城市化发展良性化，减低房地产泡沫产生的可能性。
（4）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激励力度，走内外需并重的内生经济发展道路。短期内对创新和规模化重组发展应给予一定的减税激励和信贷支持，特别是对就业帮助大的小型和民营企业都要有一个扶持计划，并积极推进成本正常化条件下的国际竞争，内外需并重依然是我国一个长期的重要战略选择。
为了配合中国中长期发展，特别是2010年中国人均GDP超过3500美元，将进入到中高收入的阶段，也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期间（世界银行，2008）。如果过度依赖政府激励，泡沫重生，则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难度会变得更大，必须协调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转变政策激励重点，同时改变政策运行机制，增加经济体的弹性，让市场积极发挥其基础性配置资源的作用。
一是加快政府的“转型”和“退出”，充分发挥市场基础性配置资源的作用。政府反危机时作用重大，如果中央政府过度使用资源配置权，并逐步形成更为牢固的利益结构，宏观激励将会被不断“倒逼”，无法退出。政府无法退出会极大地干扰市场的基础性配置资源作用，而且会不断强化既得利益集团，导致经济发展和福利分享更为不均衡。政府在2010年要加速转型，从建设性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改变政府和政府官员的激励目标。在2010年后加快退出反危机周期是最为重要的举措，首先应该有意识地减低直接激励性政策，增加参数性激励干预；第二，逐步消除既得利益的“倒逼”，改变政策的运行机制；第三加速政府转型，变建设型政府为服务型政府，考核和财税体制转型是关键。
二是将投资重点放在推动城市化空间集聚和提升产业现代化。全球城市化发展的经验表明，一国城市化水平与单位资本GDP间高度相关。原因是人口和资源的空间集聚产生了规模收益递增的效应。对于工业化的城市，聚集效应更明显，因为知识和新技术在交流、竞争和传播等方面效率更高，城市运行成本低（因公用设施密集），产出效率高。可以观察到，以东亚为主的新兴经济体走的正是大城市圈为特征的，围绕工业化而展开城市化的路子。随着空间要素集聚水平、人口密度和规模的提高，服务业会被快速推动，使得城市发展的多样性增加，服务业就业和产值占GDP的比重会快速上升。不论是工业还是服务业其竞争力都受到城市化带来的成本上升压力，必须获得更大集聚效率才能保持产业竞争力，提高空间集聚水平、密度和规模性是发展服务业，保持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提高人口城市化的根本是取消户籍制度，并加快配合以身份证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人口流动和集聚。
中国经济工业化也处在了一个从工业化到工业现代化转型的重要过程，工业现代化的标志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管理现代化和创新能力，增加可持续增长的核心竞争力，如降低能耗、环境消耗等。随着低碳经济的时代来临，注重效率、创新和可持续才是中国工业现代化的方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