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趋势看中国金融发展战略 |
| 巴曙松 2009-11-12 |
| 摘 要： |
经过金融危机的冲击后，如何改革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成为国际金融界关注的重要课题，不同的经济体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提出了不同的改革意见和建议。从国际货币体系所主要包含的储备货币体系、国际收支平衡调节和国际资本流动等角度看，这些改革的设想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潜在趋势。中国应当根据这些新的趋势，设定新的国际环境下的金融发展战略。 |
| 关键词： |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趋势，发展战略，金融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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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过去10多年来，国际金融市场经历了两次影响较大的金融危机：一次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一个是当前正在经历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十年之前，东南亚金融危机促使亚洲和全球不少经济学家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行研究与思考，有研究者把当时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不同的观点归纳为“两大阵营”：一方主张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彻底全面的重构；另一方则强调新兴经济体的政策调整。由于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被看作是新兴市场的危机，对于整个主流国际金融市场来说可能只是算作一次边缘性危机，跟美国和欧洲中心国家关联不大，所以第二种观点在论战中占据上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国际金融机构把一些号称“最佳实践”的标准在亚洲积极推广。
10年之后，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正在扭转这一方向，并将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从金融史角度看，这是新兴经济体第一次未能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中心”。这次发起于美欧中心国家的金融危机，使得一些新兴市场对西方国家所倡导的金融架构和运作模式产生了不少的怀疑，并引发了对全球货币体系的反思。美国前财长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有一句被广泛应用的名言是“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our currency，your problem），这实际上是要求应该更多从发展中国家的视野应对全球性问题。
理论上讲，一个完备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具备三个方面的功能：国际储备货币、国际收支平衡与国际资本流动及管理。从这几个角度看，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均存在一些缺陷。这次金融危机，也促使中国对国际货币体系作更多的反思。
二、从三个视角看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一）从国际储备货币视角看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从历史经验看，以一国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具有无法克服的困境：储备货币发行国在实现国内目标和履行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之间往往面临艰难决择。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美国通过大量发行美元以刺激国内需求。然而，这必然威胁到美元的价值稳定，并直接影响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和价值储藏工具的吸引力。相反，如果美元专注于履行其国际储备货币职能，那么美国的国内目标将无法实现。“特里芬难题”仍然是储备货币发行的重要约束之一，同时在储备货币国和使用储备的国家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利益转移，最终还是由相对单一的国别货币来承担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能。这种格局不仅对发展中国家不利，实际上也不利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平衡。因为这种几乎唯一的储备货币地位，使得国际剩余储蓄自然会选择流入这种货币，就会促使该国的国际收支持续失衡。综合各个方面的研究看，未来的国际储备货币演变主要存在三种备选的建议：
1.重新修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体系
综合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这种可能性大概也具有最大的现实可行性，而且在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恢复对美元的信心，也在客观上有助于全球金融稳定。然而从根本讲，美元能否长期维持其地位则取决于美国国际收支赤字的减少和未来通货膨胀的控制，以及由此形成的全球金融市场对美元的信心。同时，这种格局并没有改变此次金融危机中所呈现出来的一系列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
2.美元逐步失去中心地位，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
短期内，虽然美元仍是主导性的国际储备货币，欧元、英镑、日元等只能是潜在的“同类竞争者”。然而根据IMF的测算，到2020年，北美、“欧元区+英国”、“金砖四国+日本”三大区域经济在全球GDP总量的份额将分别为：20%、21%、31%，这意味着届时世界将演变成大致均衡的三极。理论上，区域经济多极元是国际储备多元化最有力的促进因素。因此，从中长期来看，随着美元的不断衰落，国际储备货币格局将走向多元化和分散化。
3.创造一种新的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
这种主张最早来自于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设想。早在60多年前，他曾建议以30种代表性商品为基础设计一种“Bancor”的国际货币。这个建议对于改进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存在的一系列缺陷具有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实际的金融制度调整中，创造一个新的超主权货币，更需要的往往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平衡，以及一些原来占据有利地位的国家的智慧和勇气。从目前的情况看，权宜之计是逐步扩大SDR的作用，逐步使之发挥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一些职能。
（二）从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整机制看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安排
一个运转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能够调整国际收支不平衡。历史上，金本位通过“价格-铸币流动机制”进行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布雷顿森林体系则通过美元“双挂钩”的固定汇率安排进行失衡调节。然而，当前美元信用本位下的国际货币体系在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机制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美国对经济失衡的汇率调整的效率并不高。这样以来，国际收支不平衡成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常态和典型特征。然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国际收支不平衡不可能长期持续。因此，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要从根本上纠正国际失衡。
1.全球储蓄率结构“再平衡”
从时间序列上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储蓄失衡已是一种客观现象。自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储蓄率的分化则变得更加突出。从数据上看（数据来源：2008年IMF世界经济展望，附录数据库，国研网网站http：//www.drcnet.com.cn/），1998～2008年世界平均储蓄率水平为22.5%，同一时期亚洲发展中国家、中东、美国的平均储蓄率则分别为35.1%、37.9%、15.2%。高储蓄国家超出世界平均水平13～15个百分点，而低储蓄的美国则低于世界平均水平7个百分点。从单个国家来看，中国2008年的储蓄率高达51.3%，为历史最高；而美国仅为12.6%，则是历史最低。尽管理论上，储蓄率的决定因素涉及到民族文化、家庭与人口结构、经济增长与收入水平等方面，并且关于全球储蓄失衡的学术研究也并没有提供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但是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警醒就是这种客观存在的全球储蓄不平衡必须得到有效纠正，否则，它将继续威胁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
2.新兴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再平衡”
全球储蓄失衡的另一面即表现为：高储蓄国家消费不足，需要出口；低储蓄国家消费过度，需要负债。目前来看，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因为依然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键阶段，投资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在经济增长格局上仍对出口较为依赖，短期内还难以转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GDP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推动。表现在统计数据上，投资占GDP的比重在过去的几十年不断上升，2008年更是达到39.7%，而美国的同期水平仅为16.6%。然而，金融危机本身既说明美国过度消费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同时也说明新兴市场的出口驱动型发展模式同样面临挑战。因此，西方国家正在考虑如何增加储蓄，减少赤字，这种转变意味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国内消费必须提高，内需市场必须作为拓展的重点。
（三）从国际资金流动与全球治理看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安排
国际货币体系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在国际金融系统遭遇破坏性冲击时提供流动性资金支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大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正是为实现这个目标而设立的。IMF负责向成员国提供短期国际资金借贷，保障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世界银行通过提供中长期信贷促进成员国经济复苏。然而，简单考察一下金融危机的历史，从1980年的阿根廷银行业危机、1994年墨西哥国际收支危机到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再到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发生的次数更加频繁、传播的范围更加广泛，危机的破坏性也更加严重。尽管IMF并没有引起危机，但是危机本身却显示了IMF应对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例如，IMF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的表现就经常被批评，因为当时IMF非但没有加强国际性投机资本的监控与约束，反而对实施援助附加苛刻的条件，并要求东亚国家加大紧缩力度。格林斯潘也在1999年批评亚洲没有“备用轮胎”，也没有准备足够多的外汇储备。这直接促使东亚国家形成一种逻辑：提高国内储蓄和积累充足的外汇储备，依赖自己的能力防范和抵御金融危机，而不是依赖于IMF或其它国家。东亚国家的这种政策反应直接加剧了全球金融失衡。2009年，面临全球性金融危机，虽然G20通过决议将IMF的资本金增加到1万亿美元，但是，这对于拯救整个银行系统这一使命而言，任务还相当艰巨。更何况，IMF的资本金主要控制在几个大股东手里，而这些大股东才是全球金融稳定的关键。
因此，已经高度全球化的金融市场，客观上需要一个更能够同时体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更公平、更合理的治理结构。在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安排中，中国需要一个真正能够适应全球化时代要求的全球治理机构，来更为积极和灵活地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促进全球金融稳定。中国最近看到不少的研究者开始建议，把国际清算银行（BIS）、金融稳定论坛（FS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整合成统一的“国际金融稳定基金”（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bility Fund，IFSF），使之成为全球监管者、全球危机管理主体以及全球最后贷款人。这种建议是否可行还需要继续研究，但是至少表明改进全球治理的客观要求。
三、从金融危机看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
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良好表现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如果从理论上来尝试进行总结的话，中国的金融体系始终以一种审慎的态度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需求，而对投机性较高的市场保持谨慎。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对于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特别是杠杆率有着严格的要求，这一点与此次危机中一系列大型金融机构所具有的过高的杠杆率和主动承担的过高风险形成鲜明的对比。可以预计，中国的金融体系在参与国际金融市场活动时，也会始终持一种服务于实体经济需要、同时相对审慎的稳步推进的策略。
当前，在国际金融研究界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发起于美欧中心国家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预示着亚洲和新兴市场作为一个整体的崛起，并必将在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重构成为重要的一极。实际上，从当前的发展程度观察，在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金融资产的规模、金融机构的竞争能力等方面，从总体上说亚洲市场仍无法与美欧相比。从IMF数据看（IMF 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October 2008），2007年全球GDP为54.5万亿美元，经济体规模从大到小依次是：欧盟（15.7万亿）、北美（15.2万亿）、亚洲（11.8万亿，但是除去日本只有7.5万亿）。全球的金融资产，包括银行资产、债券和股票，共有229.7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421%，其中欧盟的比例最高，为GDP的549%，北美为442%，亚洲接近全球平均水平，为419%（但是除去日本只有370%）。换句话说，亚洲金融资产的杠杆水平远不及美欧那么高，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亚洲的金融市场不够发达。
在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下，中国的选择面临不少的挑战（沈联涛：“世界金融秩序的三种可能”，http：//www.caijing.com.cn/2008-12-09/ 110036403.html）。从目前的研究看，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推进：
（一）当前的重点：通过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本土金融市场发展来促进全球货币体系的逐步改进，支持全球经济从金融危机中尽快恢复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目前的效果来看，在及时推出的政策带动下，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基本已成定局，这对于支持全球经济复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例如，中国的经济增长带动了大量的进口，对于稳定全球资源市场和促进国际贸易恢复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带动作用。同时，从国际货币体系平衡的角度看，中国还可以从促进经济转型和本土金融市场发展方面，来促成国际金融市场的平衡。
1.实体经济领域：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加速推进城市化，促进消费和内需的增长
2008年底以来中国经济的复苏，可以说完全由内需推动，出口对中国经济的带动作用为负值（2009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7.1%，其中内需贡献10个百分点，而出口贡献负2.9个百分点），中国经济的内生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实际上，家庭消费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一支主要引擎，它也是中国实际GDP增长的第二大贡献因素，在1988～2007年间（数据来源：博源基金会，“中国经济观察”，网址www.boyuan.hk），家庭消费平均为每年的实际GDP增长贡献了3.5个百分点，而同时期投资的贡献率为4.0个百分点。为了应对此次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促进农村地区的消费，使得中国的消费增长在危机中并没有出现明显下滑。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区域不平衡格局明显改善，这次经济增长中中西部地区增长高于东部沿海地区。同时，中国通过在金融危机时期加速推进城市化，不仅有效带动了内需，而且增大了对国际市场的进口，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2.金融领域：推动本土化金融市场发展，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从特定角度看，这次发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新兴市场几十年来第一次没有成为“金融风暴中心”，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西方发达国家家庭、企业与金融机构的“过度杠杆化”：家庭过度借贷和过度支出、金融机构高风险的借贷活动等。这种“过度杠杆化”本质上反映了发达国家实体部门与金融部门的不对称。金融的发展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创新背离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金融工具异常复杂，庞大的影子银行体系长期游离于监管者的视野。
然而，新兴市场的状况却恰恰相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等新兴市场实体经济发展很快，国内金融业的发展虽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是依然需要继续赶上。事实上，正是因为中国本土金融市场不够发达，才使大量储蓄和国际收支盈余流出到国际金融市场，从而面临“资产错配”和“货币错配”风险。同时，中国特定的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以及中国富有活力的增长空间，使得中国可能会在较长时期内面临贸易和资本流入的“双顺差”格局。理论和实践都表明，这种国际收支不平衡格局的校正，不可能完全依靠汇率的调整，而更多地需要推动国际收支结构的调整。从中国角度看，积极推动居民和企业的对外投资，也是一个重要的平衡策略。目前中国在居民和企业对外投资上的管制已经大幅放松，从趋势看，这种放松的空间还广泛存在。
（二）中期的重点：积极参与亚洲区域金融市场的发展，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区域格局的改进
全球金融动荡对东亚地区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反思和重构本地区的货币体系和金融架构，这是东亚新兴市场参与未来国际货币体系重建的必备前提。然而，从目前的情景看，东亚地区在跨国货币合作、汇率制度的选择与货币政策独立性方面要进行合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与欧洲货币一体化的蓝图相比，东亚差距甚大。然而，此次危机同时提醒全球以及亚洲国家，东亚区域经济与货币、金融合作具有积极的意义。
尽管目前东亚尚未达成正式的货币合作协议，但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地区在汇率和货币合作方面其实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东亚金融危机之前，全球的产业转移，使得当时基本上所有的东亚货币都采取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美国是亚洲商品的最终消费者，美元也是亚洲最主要的贸易结算与投资货币。东亚金融危机对这种非正式的货币与汇率合作带来重创，并迫使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多数国家开始积极调整，并逐步转向参考一篮子国际货币等其他形式的货币制度。更为重要的是，东亚经济体也开始尝试与本地区的其它货币保持联系。可以预测，从中期趋势看，全球储备制度将逐步从一种储备货币向多种储备货币转变，尽管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应当已经逐步成为趋势。对于东亚而言，这意味着一种艰难选择，这需要东亚经济体能够在正式货币与金融市场合作方面实现大的突破。从亚洲金融界的研究看，已经出现了不少类似的研究和讨论，例如，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的中央银行，负责促使各个国家在汇率政策方面达成一致性安排，并为出现金融或国际收支危机的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发挥最后贷款人角色。还有的研究建议考虑“区域中心货币”的可能性。同时，推动亚洲本土金融市场的发展也十分重要。
（三）长期的重点：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重建
从发展趋势看，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在迅速提高，这就在客观上需要一个国际化的货币，因此，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必然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之一。而人民币的国际化，不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且对全球货币体系的更为均衡也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加快了区域货币合作的步伐，开展了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推动货币互换，扩大人民币海外发债规模，人民币已被广泛用于中国周边经济体与中国之间的跨境边贸结算，人民币的境外市场也在逐渐形成，人民币国际化迈出重要步伐。未来，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应当会循着这一趋势逐步推进，并在完成国际化之后，共同承担作为一个储备货币所应当承担的职责，促使国际货币体系更为稳定健康。
纵观全球金融市场，经过全球经济体的共同努力，全球经济已经度过最为艰苦的时期，逐步步入复苏之途。在经历了一次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之后，加强对危机的反思，促进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建立一个更为公平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对于下一步的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
本文为巴曙松研究员参加“2009日内瓦中国对话”论坛的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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