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砖四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
| 关秀丽 2009-08-12 |
| 摘 要： |
从危机原因及“金砖四国”经济基础看，相对其它经济体而言，此次金融危机对“金砖四国”影响有限。“金砖四国”在未来世界经济发展中，在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构建中都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将提醒中国在发展与大国、与周边国家及与能源资源国家（或地区）之间关系时树立新的思维方式。 |
| 关键词： |
金砖四国，金融危机，能源资源国，金融资本 |
|
|
一、全球化条件下主导国际经济发展的因素更加复杂
从2007年2月13日美国次贷危机浮出水面，到22个月后由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在短期内，不仅使全球金融系统面临崩溃的危险，而且对实体经济所造成的负面冲击也日益加剧。尽管各国纷纷出台经济干预政策以避免经济衰退，但金融市场的持续动荡仍不可避免地遏制住实体经济的增长步伐。为化解此次危机，各国展开了史无前例的“联合行动”。从对金融危机原因分析看，存在不同解读。多数认识尚停留在传统的实体和金融之间关系上，没有上升到实体、金融、资源之间的“新三角”关系上，也就无法正确认识到此次危机的真正根源，无法准确判断世界经济，包括“金砖四国”经济未来走向，更无法正确认识全球衰退和反衰退的出路。因此，解析此次金融危机的实质，把握当今主导国际经济发展的诸多复杂因素，就成为我们认识问题的起点和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了。
（一）非全球化下，实业和金融资本主导国际经济发展
英国工业革命后，实业和金融相结合形成的市场经济，以其鼓励竞争的内在力量，淹没了几乎全部非市场经济地区，全球都被“资本”统一了，美元和华尔街最终成为全球市场游戏中的最大力量。在自由市场没有扩张到全球之前，实业和金融资本获得自然资源的方式主要是政府支持下的巧取豪夺，比如通过战争掠夺资源。然而，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民族国家版图的最后完成和各国国内产权制度的最终确立，各个民族国家和个人对自己的自然资源有了现实的所有权，这样自工业革命和殖民主义以来，市场先行者和占领者那种通过武力掠夺和低价占有各种自然资源实现实业扩张的模式也就走到了尽头，实业和金融资本获得自然资源的主要方式只能是掏钱购买了。
（二）资源资本化成为国际资本运动的新形式
二战后，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和迅速繁荣，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日益强烈，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和因稀缺性带来的经济效应也迅速凸现出来。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就是这种自然资源产生效应的第一次全球性大爆发。在这种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下，金融资本渐渐从与实业的亲密关系中分离出来，拿出巨资强势进入资源领域，资源资本化和资源金融也就成为近30年来国际资本运动的最大潮流。
（三）资源与资本的较量，增加了国际经济发展的复杂性
物极必反。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同时，也给实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培育了一个天然的竞争对手，这就是自然资源及其所有者的力量。资源和资源所有者开始对实业和金融及其形成的资本说不。资源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的游戏就这样悄然展开角逐了。事实上，这个潜规则已经成为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国际经济的主要游戏。次贷危机只不过是这种游戏中极其复杂的一部分。可见，传统的实业和金融之间的关系，正演变为实业、金融、资源之间的三角关系，这个历史性的大事件酝酿多时。而当资源的金融化遇到了华尔街，人性的贪婪（或说国家的贪婪）将这一历史性大事件展现在了世人面前。
（四）危机反思：是过度的资源资本化酿成了世纪“大祸”
200年来，华尔街是实业和金融“二人转”时代的经济文化和金融文化的集大成者，对美国和世界实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近20年来，华尔街的银行家和投行家们开始不相信或者说假装不相信作为西方经济学积极成果的货币实在论（即货币必须与一定的实体财富相对应）。他们宣扬“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而回避这一借贷行为的实质是“花别人的钱圆自己的梦”的本质。他们开始不相信或者说假装不相信作为西方经济学的另一积极成果的市场条件论，即市场交易是创造财富的条件，而不是创造财富的机器。他们宣扬“别针换别墅”的游戏，而不管谁是最后的接棒者。
那些大都在上世纪80年代学习成长起来的华尔街的银行家和投行家们事实上只信奉三大教条：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和数学模型。他们相信并且努力让客户也相信，整个资本市场和金融制度能够创造出货币来，只要选定预期明确且能用数学模型计算出来预期收益的标的物，经过一系列的金融包装和一棒接一棒的纯交易，就能衍生出更多的货币财富。
当三大教条瞄上以稀缺性（最容易和所谓的理性预期结合）为讨价还价筹码的自然资源，华尔街就慢慢变成了好莱坞。他们贩卖美国土地资源，开始讲故事，鼓吹“美国将永远繁荣”、“美国的房子将永远升值”，因此，可以少付款甚至不付款就可以买到美国房子，只需用铁定升值的预期（其实这都是假设而己）来分期还房贷就可以了。华尔街用几乎无人能看懂的数学模型将次级房贷包装成最大的理性预期，先由住房银行向其实不合格的借款人放出次贷（这些人原本没能力购房，更没有什么信誉），并迅速把它卖给投资银行或者基金，后者又把它变成贷款抵押证券卖给普通投资者和保险公司等机构。如此倒来倒去，链条拉长了，风险也就无处不在了。
与此同时，世界范围的原油和铁矿石等金属资源的金融化和期货化也达到顶峰。2007年以来，迅速攀高的原油价格和金属价格，带动了整个世界资源的价格出现飙升，大大压缩了制造业和其他服务业的利润，减少了人们的生产收入，提高了人们的消费成本。这一问题首先击垮了储蓄率极低的美国次级房贷还款人，不还款者迅速增加，金融机构接连破产，金融多米诺骨牌轰然倒塌，世界金融界随之哀鸿遍野。现在看来，高油价（2008年7月曾经达到140美元/桶）或许正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美国的次级房贷绝不是此次世界金融泡沫破灭的唯一原因。“令人向往的美国土地”、“不断减少的世界原油”、“疯狂的金属”等大宗资源期货，共同构成了压倒全球制造业的“泡沫铁三角”。也就是说，此次世界金融危机有多个病灶，是整个世界性资源金融危机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
在资源经济学看来，这是一件现代版的“皇帝的新衣”，而且这件现代版的“皇帝的新衣”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金缕玉衣。近年来，世界范围内资源过度吸收货币的现象，恰似金玉镶在死人身上。金融对自然资源的倾斜和偏爱，不但大量抽取了实业领域的资金使其不能更有效地扩大再生产，而且通过垄断和提高资源价格大大抬升了实业的生产成本，对实业和消费者形成了双重挤压和榨取，造成了近两年来全球实业的历史性不景气。造血的实业、输血的金融、吸血的资源，颠倒了本来的关系，这就是导致此次危机的独特“三角关系”。
二、“金砖四国”经济基础决定了危机对四国的影响
渠道有限，影响程度可控鉴于此次金融危机是资源金融化过度造成的。因此，受危机影响最大的将是那些金融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如英国。而以制造业见长的国家，如中国、印度。以资源见长的国家，如俄罗斯、巴西，虽然都不同程度受到危机影响，但由于其金融开放度有限，危机不会改变经济基本面。截至2008年11月上旬，金砖四国外汇总额仍占全球外汇储备的41%。这给四国应对危机提高利好前提。
（一）“金砖四国”涵义
“金砖四国”是指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四个发展中大国。四国英文名称首字母缩写拼出的BRIC与砖块（BRICK）发音相似，加之四国都是非常具有发展潜力的发展中国家而由此得名。最早提出“金砖四国”这一概念的是高盛证券公司。2003年lO月1日，高盛公司发表了一份题为“与BRICs一起梦想”的全球经济报告，高盛估计，巴西将于2025年取代意大利经济位置，并于2031年超越法国；俄罗斯的经济状况将于2027年超过英国，并于2028年超越德国。到2050年，世界经济格局将会剧烈洗牌，全球新的六大经济体将变成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巴西、俄罗斯。届时，现有的六大工业国将只剩下美国与日本。
随着“金砖四国”这一全新概念的诞生，韩国总统卢武铉率领上百名重量级政商人士展开“金砖四国外交”；G7财长会议2005年首度邀请金砖四国代表列席；日本丰田汽车等跨国企业的全球棋盘因此重新部署。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更是积极打造应对策略。金砖四国的崛起，对当今国际关系和未来国际体系与国际格局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金砖四国”有利因素分析
近些年，巴西国民经济稳步快速发展，表现可谓是活力四色。2007年，巴西经济增长率为5.4%，国内生产总值15047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950亿美元，通货膨胀率4.36%，外汇储备1979亿美元（截至2008年5月底）。巴西农业、采掘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较为发达，劳动力充足。巴西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法）在拉丁美洲位居第一，对世界市场影响日益扩大。主要出口商品有：咖啡，大豆，铁矿石，橙汁，钢铁，飞机。巴西的投资与GDP比率为17.7%，而其他经济体，如中国印度投资与GDP比例则高达42.3%和31.8%。
俄罗斯：1997年俄罗斯联邦经济有所复苏。1998年的财政危机导致了当年8月卢布的贬值、债务的加剧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严重下滑。但是，在1999至2001年间，凭较高的石油价格和疲软的卢布，俄罗斯经济再度复苏，平均每年增长6%。这次复苏，加上新政府对经济基础进行改革，已经提升了投资者信心。但是俄罗斯依然十分依赖天然资源的出口，特别是占总出口80%的石油、天然气、金属以及木材。截至2008年11月28日，俄罗斯国际储备为4549亿美元。而受金融危机影响，在一周时间内，截至2008年12月5日，俄罗斯的国际储备为4370亿美元。一周内国际储备减少了179亿美元。
印度：拥有较充沛的外汇储备，印度货币汇率相对稳定。印度有很多人精通英语，受过良好教育，印度是主要的电脑软件服务出口国，拥有大批出色软件工程师。
中国：政府不断强调增加个人收入。政府也将外贸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因此，20多年间建立了五个经济特区和超过2000个规模不一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外资提供更宽松的政策以及更好的投资环境，以吸引外国资本。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证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十分成功。1978年以来中国内地人均GDP已经增长四倍。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GDP总额则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中国内地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8-10%左右。
（三）结论
一是在“金砖四国”中，巴西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因为巴西尚未走进世界经济中心。二是金砖四国对FDI的依赖并未达到严重程度。1990年代，巨额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新兴市场，特别是中国。然而，FDI净额占金砖四国GDP的比例都不到10%，意味着金砖四国对FDI的依赖并未达到严重程度。在发展中国家，虽然中国仍然是FDI流入的第一目的地，但中国对FDI的依赖正在减少，原因是FDI占GDP比重正在下降。尽管如此，FDI占中国GDP的份额仍然比较高。因此，FDI流入减速会对中国造成冲击。三是FDI占印度GDP比例逐渐升高。到2008年6月，已占GDP的3%，是20年来的最高比例。
四是资产净流入占GDP的份额比外国直接投资所占份额还小得多，均未超过金砖四国中任意一国GDP的4%。巴西资产流入占GDP份额的快速增长归因于2006年和2007年创纪录的资本投资，外国投资者购买了巴西2006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2/3。但到2008年，资本流入开始减速。
从2008年的全球竞争力评价结果显示，中国很多指标排名上升，全球竞争力明显增强。在全球134个参评经济体中，中国大陆排名由07年的34位上升到30位，继续领跑“金砖四国”。印度则由2007年第48位下降至第50位，俄罗斯由去年第58位升至第51位，巴西由2007年第72位升至第64位。全球竞争力排名前10位的依次为：美国、瑞士、丹麦、瑞典、新加坡、芬兰、德国、荷兰、日本和加拿大。
2008年的134个参评经济体中，共有超过12000位企业领导者接受调查。调查内容涵盖影响每个经济体商务环境的众多因素。世界经济论坛认为全球竞争力指数水平由基础条件、效率推进、创新与成熟性三大因素决定，三大因素又被具体为12项：制度、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稳定性、健康与初等教育、高等教育与培训、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市场效率、金融市场成熟性、技术准备、市场规模、商务成熟性、创新。
与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相比，市场规模是支撑中国全球竞争力的强大优势。中国面临保持快速增长和价值链升级问题。随着工资成本的上升，生产率必须随之提高。这对中国意味着两点：首先，必须提升竞争力的基础因素，即制度、基础设施、公共健康和初等教育等方面的质量，并继续保持有效的宏观经济管理。其次，还需要改善效率推进因素，特别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增强对信息通讯技术和其他从国外引进技术的利用能力，并提高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市场效率和金融市场成熟性。
三、未来改革的多层次性，决定“合力”将起决定作用。“金砖四国”
必将在化解危机中凸显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重建的重大贡献全球化使当今世界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也是继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十九世纪工业现代化浪潮，二十世纪低成本的运算及通讯科技等三大世纪趋势后最重要的趋势。从全球经济板块的变动，国家势力的消长，企业全球布局，穷与富的重新洗牌，乃至失业与赢利机会的更迭。这个变局是机会，也可能是危机，视如何应对。
（一）改革是必然的，因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变化
尽管有跨国公司和国际性NGO组织这种全球舞台的新兴力量，人们还是普遍认为，国家仍是国际关系的基本主体。决定国际关系的是国家的行为，而决定国家行为的则是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目前国际关系的主流学派大多承认国家利益和力量的物质性前提，强调物质性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即使是奉行“弱势物质主义”原则的建构主义理论，也并不否认国家利益主要构成中的生存、独立、经济财富等物质性因素。可以说，迄今所有重要国际关系理论都承认一个前提：即国家和国际利益必须依托一定经济基础而存在。既然如此，当世界和各国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发生重大变化以后，作为国家行为基础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的内涵将随之改变，国际关系也将不可避免地产生重大调整。
一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人类社会的重大进步和经济的飞跃发展，总依赖于技术进步。就像蒸气机创造了大工业时代那样，信息技术的出现与应用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它首先是创造了一大批电子、微电子产品，而后开创出了全新的经济领域――“IT”产业，继而通过信息技术对金融风险进行细分，创造出大量金融衍生产品，并通过对所有经济领域的渗透，包括对管理机构和社会组织的改造，渐渐把人类引入信息社会。
二是经济全球化。20世纪90年代是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高峰，这与信息技术的突破发展和市场观念的推行直接相关。全球化的精髓是在全球实行资源的优化配置，于是出现了在世界各地生产的戴尔计算机、耐克鞋和福特汽车，还有目前即将出现的波音飞机，这些所谓的“美国制造”实际上都是不折不扣的全球制造。通过信息网络，分布在全球的生产过程得到了统一管理和适时控制，电子商务使得供应链的衔接更加有效。而世界贸易组织作为推进全球自由贸易的组织已经拥有超过150个成员国，剩下的国家也正在加入这个最具全球化特征的组织。就如“金砖四国”中俄罗斯，尽管与欧盟有这样那样的分歧，但争取欧盟支持其加入WTO，仍是双方博弈的条件之一。
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不可避免地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每一个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国家，除了要让度在加入WTO组织时所承诺的部分主权外，也要顾及自身行为对国家利益的多重影响，这包括处理国家间冲突的选择。2002年5月，印度和巴基斯坦处于一场战争的边缘，在班加罗尔等地有大量外包业务的Wipro公司让印度领导人认识到，一场战争将使印度丧失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于是改变了瓦杰帕伊总理的态度。这一事件为“全球供应链上的任何两个国家之间决不会爆发战争”的“戴尔理论”提供了一个例证。当然，其后发生的美伊战争似乎为“戴尔理论”提供了反例。但可以肯定的是，全球化下的经济联系的确影响着国家安全决策。
三是金融成为经济的核心。以往的金融活动主要是为需要大量资金的现代工业和服务业提供资金，金融嵌入在产业网络中，从属于实物生产经济部门。据1996年的美国经济统计，货币交易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占到80%，无关的占20%。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金汇兑本位”货币体制被颠覆，货币供应彻底摆脱了“物”的控制，开始大规模膨胀。这一方面创造出大量的信用和衍生金融产品，导致货币交易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到1976年，美国货币交易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量下降到20%，无关的则上升到80%；另一方面膨胀的信用刺激了海外直接投资和风险投资的发展，催生了一大批巨型跨国公司和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高科技企业。经济活动的重心由产业部门转向了金融部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指出：20世纪70年代传统经济结构依然存在，“其主要构成方式是由较小的金融机构附属部门支撑生产体系”；但到80年代末，传统经济结构已让位于新的经济结构，“在新经济结构中，急剧膨胀的金融部门获得了高度独立性，并高高凌驾于实体生产体系之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者詹姆斯.托宾在1984年就对“金融市场的赌场性质”表示了担忧。到1997年，世界当年贸易总额为6万亿，而货币交易额为600万亿美元，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只占1%。2005年全球金融资产总值为140万亿美元，是同年全球商品和服务年总产值的三倍多。据预测，全球金融资产的增幅将比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增幅高出50%。这种以金融产品交易为主体的经济模式，被英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创始人苏珊.斯特兰奇叫做“赌场资本主义”，而中国经济学家则称之为“虚拟资本主义”。正是这一经济模式把人类社会引入了金融主导经济、政治和社会的金融化时代。
以上阐述告诉人们：在技术、产业和资本的联合下形成的资本的全球扩张，已经完成了对我们时代基础的改变。这也就奠定了“币缘”这种国际关系新形态得以诞生和发展的根基。对今天的国家或国际关系来说，金融不是一切，然而它却是理解和把握这一切的关键。
（二）金融化是“金砖四国”等新兴经济体向产业链高端攀升的台阶
关于什么是金融化，存在不同的定义。有的学者认为，金融化是金融体系主导模式的转换，是资本市场型金融体系越来越主导银行型体系的过程；有的则认为金融化体现了生产模式的变化，是“日益通过金融途径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途径获得利润的积累方式”；也有的学者认为，金融化就是指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参与者和金融机构在国内和国际经济运行中地位不断提升，还有的将金融化引入政治领域，认为金融化是食利者阶层政治、经济势力不断增强的过程。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上述关于金融化的界定，就可以发现最狭隘的定义是把金融化看作是金融领域内部的变化，是指由于金融工具爆炸式增长导致的资本市场逐步主导银行体系的过程；宽泛一些的见解，则时把金融化视为人类社会一种新的生产和财富积累模式，在这一模式中生产和贸易等食物领域的经济活动日益受到金融力量的支配；更加宏观的看法是，不仅导致了实物经济和金融经济在数量上此消彼长的变化，而且改变了社会总体经济结构，因而，金融成为了国内和国际经济的主导力量；颇具全景眼光的看法是，金融化不仅是经济学概念，也是政治学概念，它体现了食利者阶层势力扩张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变化。应该说，把金融化理解为金融逐步主导经济，进而影响经济和社会的过程更能揭示问题的本质。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金融化并不局限在一国界限之内，而是一种全球性的趋势－－金融强国实际上充当着全球食利者的角色，以强势地位和纯熟使用金融工作攫取制造业国家的财富和支配资源类国家。然而，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大脑，承担着对复杂经济运行的协调，没有发达的金融活动，经济就无法高速运转和快速增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美国和欧盟这样拥有全球货币体系核心货币的国家与国家集团所主导，世界各国或主动推进或被动接受地开始了金融化的过程。
“金砖四国”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关键是对金融化要趋利避害。对这些国家来说，可以利用金融化这个过程，向食物链（或说产业链）高端攀升。金融化对国家力量的影响必须高度关注。据美国政治学研究者摩根索的看法，国家力量与地理、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军备、人口、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外交素质、政府素质这些因素相关。
地理是“一国权力所依赖的最稳定的因素”。地理的稳定性主要在于土地作为国家财富的基本来源难以被侵占。然而今天的欧盟国家，统一了货币，拥有一体化的市场和《申根协定》，确保了商品、资本、人员和服务可以跨国自由流动。这种国家“空间边界模糊”现象，对国家最稳定的地理因素造成了广泛的冲击。与之伴随发生的是“空间支配权转移”，即许多发展中国家建立了总量不容小觑的经济特区和开发区，其中土地的所有权被买卖或转让了50一70年的使用权，这种由国际资本直接投资推动的“空间支配权转移”现象显示，地理因素稳定性正在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产业转移和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所撼动。同时，由于产业大规模转移，导致先导工业对发展中国家的土地、水资源污染，出现了大范围的“空间禀赋恶化”现象，这也是对国家稳定的地理因素的重大影响。除上述变化外，还有被称为“空间压缩技术”的信息技术和当代交通技术的影响也不可小视。这些技术不仅使世界连为一体，而且降低了地理因素在国家安全上的作用。
依赖自然资源的采撷，是以农业、工业、林业以及天然气和石油等其他资源为基础的“前工业”经济的特征，工业经济则使用能源和机器技术从事商品制造，而后工业部门主要依赖知识和信息交流的加工处理和提供服务，这一产业变化轨迹，揭示了资源与工业能力在国家能力中所占地位的下滑。不断上涨的石油期货价格，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基于石油的供需平衡，而是源于金融投机和美元贬值。作为一种期货，存在着物质和人力成本的石油产品被几乎没有成本的美元控制着。石油期货买卖的主要不是石油的使用价值，而是对石油的升值预期。由于核心货币国家操纵金融工具，形成了对资源类产品也包括对制成品定价机制的垄断，实物经济难以发展成对虚拟经济的制衡机制。在金融成为当代经济的核心时，维护金融利益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政府外交事务中的重心。这与以往集中于安全和贸易事务的外交有很大不同。要衡量和评估政府这方面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政府对国家金融利益的认知和维护金融利益的手段的运用。在这方面，1985年日本政府贸然签订《广场协议》曾提供了一个教训。当时签订协议的竹下登首相显然没有理解国家核心利益的变化，这个后来被日本称之为“平成战败”的事件，成了日本经济10年停滞的诱因。
通过对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金融化现象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所谓金融化过程并不是一个自然过程，它是由美欧等大国和跨国大金融机构根据其金融利益推动、有利于维持当前并不公平的世界财富分配模式的经济政治过程。对处于世界体系边缘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也是他们与中心国家围绕金融利益分配展开博弈的过程。值得关注的是，金融化为世界创造更多的财富，也引发了对金融利益的竞争，但同时促进了国家间利益的融合。基于这个理由，一些国家为实现区域内利益最大化而推进的各种自由贸易区，各个层次的区域经济合作，及其不同形式，将会作为国家间实现其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的重要载体。
（三）“金砖四国”将在世界经济与政治舞台上发挥重大作用
1、“金砖四国”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可忽视
2006年四国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8.6%，远高于传统的美、欧、日三大经济板块。2006年全球股市“金砖四国”表现最佳。四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GDP的比重由2001年的8%上升到2006年的11%以上，而同期美国则由占世界GDP比重的32%下降到27.5%，日本由13%跌到9%。2007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5.2%，其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为8.1%。全球经济增长的50%来自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8年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率将分别为10.0%、8.4%、4.O%和6.5%。世界银行等机构的研究报告认为，2008年全球经济增长的50%来自中国、印度和俄罗斯，整个新兴市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60%。
2、“金砖四国”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
金砖四国的崛起在国际上的影响表明他们非但没有造成对其他国家的威胁，而且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为世界经济的均衡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作为当前全球经济的最大新兴市场体，“金砖四国”无论是市场消费总量还是发展潜力都堪称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新动力源。
3、“金砖四国”改变不合理和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
经济上，“金砖四国”的崛起需确保自身的核心利益和发展，它们的大量外汇储备要求合理增值，不可能继续长期放在一、两个国家而受制于人。金砖四国正在成为世界新的制造业中心；国际分工结构的调整和由此引起的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将带来全球贸易结构的调整、金融结构的调整。美元独霸世界金融市场的局面将难以持续。
4、“金砖四国”加速了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成为重要的平衡力量
几百年来，欧美国家一直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主角，他们几乎垄断了全球的主导权，国际体系和规则基本是按照他们的利益确定的。现在的新兴国家大都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目前他们的总体实力还相对较弱，但随着彼消此长的力量变迁，世界将会发生历史性变化，世界格局将进一步朝多极化方向发展。“金砖四国”等新兴经济体正在颠覆以往的全球经济版图。它所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世界经济不再依赖美国而增长，“金砖四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表现已成为世界经济稳定的来源。这些国家以“大国”的姿态崛起并以集团的形式现身于世界舞台，这就很可能引起连锁反应和国际政治改组，而最终结束无可争辩的美国世界霸权。经济增长动力源的多元化必然削弱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经济基础，推动国际经济格局的多极化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这是后美国时代的必然过程。
四、对中国的启示
从分析危机实质可以看出，此次金融危机所产生的影响将取决于三个方面：实体经济、金融开放水平，资源拥有情况。化解此次危机需要新经济学和经济学家。这是反衰退的基本出路。
首先，要坚决控制好金融在资源领域的随意作为。既然资源型金融危机的实质是金融抛弃了实业，那么就要限制金融运动的边界。切断资源和金融自由发展关系的依据是：实业和金融构成市场，价值规律是市场的基本规律。而价值规律在资源问题上可能会不起作用，左右资源问题的关键是稀缺性和外部占有。切断金融与资源的过分结合，意味着以华尔街为首的金融业，需要告别在资源上的过度炒作甚至说是赌博，需要回归资本服务实业的本性。迄今为止，美国人对金钱的两大玩法，一是华尔街，一是拉斯维加斯。前者曾是投资的天堂，后者曾是投机的圣地。要切断金融和资源的既成关系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不少政府目前采取的多是限制性措施。但长远来说，这是一个必须切断的关系，因为仅以稀缺性为筹码的资源金融最终必然导致赌博。
其次，要大力发展金融和实业的良性互动。历史演进表明，先有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有英国金融的崛起；先有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后有美国金融的崛起。这是实业和金融良性互动发展的经典成功案例。我们必须认清金融的本质，认清金融大国崛起的必由道路，我国也不能跨越。踏踏实实地坚持扩大内需和自主创新，靠制造业和实业的崛起最终带来金融的崛起，而不是相反。
要充分认识到金融化对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的影响，也要认识到金融崛起论的局限性，不能走过头。这样才不会为金融而金融，才不会本末倒置。最近，国家经济政策明确指向内需、自主创新和振兴制造业，其深远意义正在于此。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提出的以发展新能源为核心的绿色复兴计划，恰恰是通过发展实业领域的新能源，达到既振兴实业又抑制包括能源在内的资源价格的双重目的。新能源区别于传统能源，恰恰在于新能源的卖点是新技术而不是稀缺性。可以预料的是，金融仍可能在这些领域制造“新能源金融”泡沫，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不仅要继续鼓励新能源和新材料的发展，而且应当作为重点支持的产业来发展。
最后，要建立起实体（以及为实体服务的金融）和资源的良性互动关系。实体经济问题归根到底是利润问题，资源问题归根到底是资源所有者向实体和金融收取地租的问题。在这种关系中，自然资源将被赋予更多的合理发展经济的责任，而不仅仅是以泡沫的形式过度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也就是说，资源所有者应该和实体以及金融从业者友好地协商价格。资源的定价及其价格改革问题是切断金融和资源自由关系后要做的首要事情，也是目前困扰世界经济学家和各国政府的头疼事。
大危机需要大改革。最近，国家发改委关于资源价格改革原则的提出，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经济学家特别是金融学家和各国政府应继续努力，尽快达成基本共识－－在全球范围内限制资源金融化的泛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把资源定性为公用事业，把资源类股票视作不温不火的公用事业股，或许是一个不错的改革思路。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