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部分出口企业对政策调整的反应 |
| 张燕生 2007-12-10 |
| 摘 要： |
本文介绍了广东部分出口企业对政策调整的反应及相关政策对企业影响，其中包括，企业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反应，企业对出口退税率调整的反应与企业反应强烈的问题。并提出几点建议：从机制和结构改革入手进行调整，短、中、长期措施衔接配合，政策调整的预期要审慎评估，要防止出口对价格和政策调整的硬着陆，切实解决中央政策与地方实践之间差距不断拉大问题。 |
| 关键词： |
企业改制，进出口管理，出口退税，价格调整 |
|
|
在东莞市调研的三家外资生产性企业，一家是北美上市企业，其2006 年的出口额达4.74 亿美元；一家是香港企业，其2006 年的出口额达6.59 亿美元；一家是韩资企业，其2006 年的出口额达1.12 亿美元。在中山市调研的三家不同所有制企业，一家是在行业内有竞争优势的民营出口企业，一家是国有改制后的外贸企业，一家是中美合资的出口企业。这些企业在本地有一定的代表性。
从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的影响来看，这几家企业都反映在一定升值幅度内对出口的直接影响不大。
一是外资企业采取了差额结汇方法，需要将外汇兑换成人民币用于本地采购和支付人工成本的金额较小。在接受调查的外资企业的成本结构中，中间零部件及材料进口比重往往高达70-90% 以上，深加工结转和本地配套的企业中80%以上也是外资企业。本地用工的工资支出仅占总成本的1.5-3%左右（据广东学者的研究，2005 年前的10年广东劳动力工资仅上升26 元），当地采购在外资企业成本结构中仅占10% 左右。
二是国际原材料涨价、环保标准提高等因素的影响要大于人民币升值的目前影响。
三是出口产品尚有一定的加价空间，可以将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对外转嫁，虽然减少了境外消费者的消费者剩余，并不显著减少出口数量。当然市场不同对出口加价的反应不尽相同，欧美市场由于价格承受能力强，市场信用好，普遍能够接受出口厂商的加价要求；而在拉美等新兴市场，出口加价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较大。
四是人民币升值产生了对企业创新和产品升级的压力。从民营出口企业的反映看，应对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对策，对内是努力挖潜，对外是不断出新，通过努力降低成本和不断推出新产品，来达到出口加价、扩大市场份额之目的。如有的民营出口企业每年都制定产品淘汰清单和限产清单，以适应汇率、政策和市场的调整。但不具备差别化竞争实力的民营出口企业就很难渡过难关。
五是一些加工贸易企业在进口关税不断下降和通关条件愈加便利的情况下，开始尝试转换贸易方式，如减少加工贸易比重和增加一般贸易比重，并逐步加大内销比重。
对于这次大幅调整出口退税率，所调查的企业反映不强烈。主要原因是这些出口产品都属于电子信息等国家重点鼓励的行业。既不属于“两高一资”，也不属于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对这次出口退税的影响，企业认为将在今年第四季度反映出来。政策调整迫使企业采取出口加价对策，将增加而不是降低贸易顺差，但出口加价的空间毕竟有限。
对这次调整出口退税率的影响，广东省外经贸厅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涉及到2244 项出口商品，占2006 年出口额3019.5 亿美元的38.7%，其中受影响的一般贸易出口在该省800亿美元一般贸易出口中占比64.6%，受影响的进料加工出口在该省1652亿美元进料加工出口中占比25.4%。涉及取消出口退税率和出口免税的商品占比都不高，调低出口退税率的商品在一般贸易出口中占比58.6%，在进料加工出口占比23.7%。综合影响是平均出口退税率约下调2%，对传统商品出口的影响较大。增加成本和减少利润空间约113 亿元。由于没有过渡期安排，对抗风险能力弱的民营企业的打击较大。对加工贸易商品分类政策调整（如台帐保证金实转等）的影响，涉及加工贸易直接与间接出口1500 亿美元以上。
一是内资企业为外资经济的配套仍停留在包装、五金、塑胶等低端产品结构，还没有形成能为跨国公司提供专业配套的内资生产体系，没有形成有实力与外资企业相竞争的本地企业，技术外溢效果不显著。我们考察了一家跨国公司的本地研发活动，企业反映，其设立在美国、奥地利的研发中心仅有200 名工程师，却承担了公司80%的研发项目，而设立在中国的研发中心有800 名工程师，仅完成20%的研发项目，与我国劳动力优势正好成反比。
二是接受调研的企业判断，外资产业集群目前不会转移到越南、印度、泰国等地。中国与这些国家投资环境的综合差距，仍大于目前价格和政策调整的幅度。但为了避免投资地过于集中我国可能存在的风险，外资开始在亚太地区实施投资多样化战略。
三是加工贸易企业反映很难承受台帐保证金“实转”所带来的资金压力及增加的财务费用。企业希望政策调整能增加企业对未来变化的可预见性及政策的连续性。
四是民营出口企业十分担心欧美市场对我纺织服装、钢铁等出口实施反倾销，担心外力压人民币大幅升值，担心产品质量、环境和气候变化等技术壁垒层出不穷，使企业失去出口市场。
五是民营企业希望政策调整能够与外资企业一视同仁，目前缩减顺差的政策调整受打击最大的是民营出口企业而不是外资，贸易摩擦受打击最大的也是民营出口企业而不是外资。有企业提出，政策调整应更多听取民营中小企业的意见，而不能仅听大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意见。外资企业则反映民营企业用工不规范，导致事实上的不公平。
六是企业担心周边新竞争者的快速成长。他们反映，越南劳工比中国人更勤劳，工资更低，而加工周期更短，机器化程度更高，效率高出我们约1/3。
当贸易顺差对汇率、税率、利率、货币、价格等名义总量调整不敏感时，应从机制和结构改革入手进行调整。其主要原因，除投机等因素之外，与出口和进口形成机制的不对称有直接的关系。如出口增长受国际产业转移和外需增长的影响很大。当加工贸易出口占比超过50% 时，当出口结构以低档品为主时，当过剩性产业和产能被迫挤压出口时，出口增长对价格变化的反应就不会很敏感。我们研究证实，占总出口近30%的高新技术产品，在研发强度、本地增值、人才密度等指标尚不具备高新技术产品的一般特点。在对中国从美国进口和对美国出口的同类高技术产品的比较发现，中美同类高技术产品的单位价值差距甚至高达上百倍。我国的出口结构决定在政策调整的一定区间内企业反应是化解压力而不是减少出口。而对于进口，主要是受内需、长期不利进口的体制和政策、美国等对华出口限制等因素的影响。表现出来是对人民币升值等政策调整不灵敏。因此，缩减贸易顺差应包括国际收支、人民币汇率、外储调整、扩大内需等措施的多管齐下，关键是贸易和投资激励机制的转变，而不是出口数量的减少和进口数量的增加。
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应包括缩减顺差的短期措施、结构调整的中期措施、体制改革的长期措施之间的相互衔接和配合。在短期，应以缩减短期资本顺差为重点，实施严厉措施有效控制短期投机资本的流入；在中期，应以缩减贸易顺差为重点，逐步实现贸易政策的中性化；在长期，应以调整外汇储备存量为重点，有效管理和运用外汇资产为未来20 年的经济国际化打下坚实的物质和技术基础。
由于外资企业在华投资仅是其全球生产体系中的劳动力加工组装环节，因此，人民币升值、要素价格上升、用工政策调整等，对外资企业的整体影响不大。但对正处于成长期的内资企业而言，政策调整的负担主要是落在他们身上。事实上，贸易顺差的最大创造者是外资企业。虽然外资企业的“两高一资”商品出口占比很小，但其根源仍在激励导向和业绩鼓励方向上，而不仅仅在企业出口行为上。因此，应把政策调整的重点逐步从鼓励出口和引入出口导向的外资，转向鼓励自主创新、自主品牌和自主营销上来；从追求出口和引资增长业绩，转向保护生态环境和资源节约上来；从相互指标攀比，转向改善体制软环境和提升企业竞争力上来。
目前，对出口的调整措施连续出台。如从5 月20日起，对83 种钢铁产品实行出口许可证管理。从6 月1 日起，对142 个“两高一资”出口商品新增出口关税；同时调低了209 个税目的进口暂定税率。从7月1 日起，调整2831 种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人民币升值速度目前也明显加快。可以预见，下半年还将有新的调整措施出台。这些措施虽然可以部分缩减顺差，但效果将明显小于预期。这可能给人以错觉，可以继续加大政策调整力度，最终可能产生政策超调，导致出口调整的硬着陆。
如中央要求缩减顺差，地方依旧下达招商引资的高指标，各地政府之间在相互竞争博弈较劲。要改变各地政府的行为，就必须改变行为背后的利益动机，以及体制机制背后的战略导向等问题。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