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货币政策范式，中国可能作出世界性贡献 |
| 李扬 2009-03-09 |
| 摘 要： |
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应当确立以增加就业为目标并以此来带动经济增长的战略思想。这种转变，正体现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要求。在此前提下，新增投资应当选择就业效果显著，产业链较长的领域，否则将会出现发展经济学中所说的有增长无就业的不利局面。所有的货币政策工具中，主要是对信贷的调控发挥主要作用，我们改革开放30年中货币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改革，就是中央银行从控制信贷转变为控制货币供应。货币政策范式需要调整，而且是一种世界性的调整，中国的经验或许可以做出世界性的贡献来。 |
| 关键词： |
货币政策，政策范式，就业优先，新增投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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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我们固然需要回顾过去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更需要深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认清新形势，为未来30年的健康、稳定发展奠定思想和理论基础。
一、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关于中国要发展怎样的经济体系问题，过去几十年讨论的比较充分，结论也比较明确，那就是要在中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所以重提这个问题，主要原因在于，正在发生的美国金融危机已经演化为全球的经济危机，而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很多西方国家的政府，特别是一向被我们认为是市场经济典范的美国政府，均采取了大量的非市场化的手段，甚至不惜实行国有化。面对这样的现实，人们自然就会提出疑问：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还该不该坚持；如果要继续坚持，我们应当从这次危机中汲取怎样的教训？
此次美国和全球金融危机酝酿、发生、发展和处置过程清楚地告诉我们，那种极端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是行不通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只是对西方世界发展成功经验的误读。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应当是市场和政府共同发挥作用，并根据发展变化的现实经济过程，不断调整两者的作用领域、配合方式、运作强度和主从次序。
将这种认识引申到中国现实，结论自然就应当是：我们不能因为现在西方国家普遍发生危机，在危机中各国政府纷纷从后台跳到前台，而否认中国应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
对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中最突出者，就是作为市场经济运行最基本要素的价格，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市场化，尤其是诸种要素价格，如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环境价格等等，都还不能准确反映出其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以扭曲的相对价格在引导全社会的资源配置，由而产生了被我们深恶痛绝的不注重质量、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经济发展方式。也正因如此，党中央才郑重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
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从增长优先到就业优先
面对新的国内外形势，我们急切需要从过去那种比较粗放、不讲效率、不注重质量、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更科学、更有效率、更具可持续性的发展方式。这就是我们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意义所在。为了实现这个转变，我们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其中，调整宏观调控目标是题中应有之义。
如所周知，全面的经济发展要实现四大目标，即：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有一种意见认为，增长包含了就业，有了增长就会有就业。这种看法是偏颇的。我们知道，作为需求约束型经济，促进增长的着力点有三：一是增加国内消费，二是增加出口即国外消费，三是增加投资。在目前条件下，国内消费的增长十分有限，出口增长受到越来越强的国外市场约束，短期内均难有明显的效果，于是，如今及未来一段时期内，要想让GDP保持增长，主要还须依赖投资增长。但是，不同的投资领域、不同的投资项目会有不同的就业效果。如果我们的投资集中于那些劳动密集的产业内，则无论在投资发生过程中还是在投资形成生产能力之后，增长和就业将同步发展，但是，如果投资集中于那些资本密集的大项目上，其增加就业的效果就相当有限。
仔细分析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便不难看到，最关键的问题事实上是就业。要倾全力来阻止经济下滑，其根本的落脚点是要在保持现有就业水平的基础上努力增加新的就业岗位。过去30年，我国平均每年新增就业大概为1000万～1500万，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毋庸置疑，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对中国而言，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中，我们仍然需要保持这样一个就业增加速度，否则就会产生贫富不均、收入差距，并可能演化成社会危机。
因此，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应当将就业置于更加突出的地位，宏观调控目标应当明确地从单纯的促进增长转变为促进就业。简言之，我们应当确立以增加就业为目标并以此来带动经济增长的战略思想。这种转变，正体现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要求。
如果将目标确定为就业优先，当下的4万亿投资以及连续不断出台的刺激投资方案，就须小心仔细地选择投资领域。毫无疑问，那些可能导致未来产能过剩的投资应当坚决杜绝。在此前提下，新增投资应当选择就业效果显著，产业链较长的领域，否则将会出现发展经济学中所说的有增长无就业的不利局面。
说到以投资促进就业，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今后应当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要发展金融、高新科技之类的新兴服务业。但如果战略的选择是要通过增加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我们的投资就必须大规模地安排在那些可能产生较强就业效果的领域。这样看来，所谓要通过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金融业来解决当前中国就业问题，并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
三、宏观调控的机制和政策体系需要与时俱进
讨论了宏观经济运行的目标，进一步则须讨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和机制��宏观调控体系的改革问题。毋庸置疑，经过30年的实践，中国的宏观调控体系和机制也到了需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并进一步进行改革的时候。
宏观调控体系涉及很多领域，其中最重要的当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财政政策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里，我们的财政状况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改革开放开始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基本的情况是，政府的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是逐渐下降的。对此，我们曾有过“两个比重下降”的概括，它指的就是：在全部的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收入所占比重下降，同时，在政府取得的收入中，中央政府所占的比重下降。面对这种局面，上个世纪的将近二十多年的时间内，政府财政政策调控的重点就是努力“提高两个比重”，从而增强政府的财力和调控能力，满足全社会对公共消费和公共投资的需求。进入新世纪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两个比重在不断上升，发展到今天，两个比重下降的问题已经不复存在，而两个比重上升过快则可能是新的问题。按预算内的窄口径计算，我国的政府收入已达GDP的21％。如果把预算外以及体制外收入加进来，有学者估计，以政府为主体的收入已经占到接近GDP的40％。
政府收入的过快增长已经产生了某些副作用。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目标是要提高国内消费占GDP的比重。消费的主体是居民，要增加居民消费，首先必须增加居民的收入，就此而论，要贯彻落实扩大内需、增加国内消费的战略，必要前提之一就是要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当然，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政府增加转移支付，增加公共消费支出，从而总体上提高消费水平，但是要最终解决问题，必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有很多途径，根本途径是减税让利。在这个意义上，下一步在总体上降低税赋，恐怕是宏观调控的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
与财政政策等量齐观的又一套调控政策体系就是货币金融政策。经过长达30年的发展，我国的货币政策也到了要进行调整的时候了。对货币政策直接提出的挑战，是这样的事实：近年来，我国采取的货币政策的措施之多，强度不可谓不大，但是货币政策的效率却在逐渐下降。
如果将货币政策调控效率降低的原因归诸我国央行调控不力，那是有欠公平的。相反，对于仅有14年历史的中国货币政策而言，我们经过学习、借鉴、初创、发展和创新，基本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一百余年方才走完的历程，如今，无论是从组织体系、政策目标、调控工具、操作艺术来看，还是就调控理念、从业人员素质而论，中国的货币政策体系已可跻身世界前列。
我们的研究显示，货币政策效力下降，并非中国特有，它具有全球的普遍性。而造成这种现象普遍发生的主要原因，在实体经济层面，在于信息科技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乃至生活方式；在金融层面，则在于金融创新、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因此，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效率的根本途径，仍然在于与时俱进，改革我们的货币政策范式。
举例来说，我们的货币政策长期以来以调控货币供应为主要任务，这样一种操作范式可能就有问题。近年来，如果说货币政策有用的话，那也主要体现在对信贷的控制上。所有的货币政策工具中，主要是对信贷的调控发挥主要作用。但是，中国传统上是管制信贷的，我们改革开放30年中货币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改革，就是中央银行从控制信贷转变为控制货币供应。现在，如果要让我们重新启用控制信贷的老工具，心中总有些别扭。好在这是一个国际趋势，我们在其他国家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更令人心理平衡的是，我们发现，一些国际前沿的经济学家也在讨论所谓货币政策的“新范式”。这个“新范式”的重点就是否认调控货币供应的有效性，肯定调控信贷的有效性。面对这一事实，货币政策范式需要调整，而且是一种世界性的调整。就此而论，我们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央行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对此，我们感到庆幸，也感到兴奋。因为，基于此，中国的经验或许可以做出世界性的贡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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