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制约因素与对策研究 |
| 谢志刚 2010-05-24 |
| 摘 要： |
东盟不仅是关系中国自身安全的重要地区，同时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对稳定和巩固中国的周边环境具有积极意义，也有利于维护东亚和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针对中国东盟区域合作面临的制约因素，本文提出了一些对策：加强双边政治互信和沟通；协调区域内外国家关系；扩大区域内贸易；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区域内投资发展，实施“走出去”战略；发展区域内金融体系；完善合作机制特别是争端解决机制；加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
| 关键词： |
全球化，自由贸易区，经济增长，实体经济，汇率政策，产业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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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大主流趋势。商品与服务的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各国之间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经过多年努力，双边经济合作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合作层次逐渐提高。2001年11月，中国和东盟在“10+1”领导人会议上就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达成共识。2002年，中国与东盟领导人在第六次“10+1”会议上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启动CAFTA进程，决定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一、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动机分析
（一）东盟视角
东南亚地区在国际政治中一直处于边缘地带，直到冷战结束后东盟才开始在地区事务中扮演较为重要的角色。东盟已经意识到发展与中国的合作有助于促进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在经济上可以形成与欧洲、北美相抗衡的强大的经济组织，从而进一步提高东盟的国际地位。
东盟大部分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内部市场的相对狭小使之形成对西方国家的长期依赖，严重削弱了东盟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外部市场的萎缩和经济波动将对出口国国内经济稳定构成巨大威胁，增加了未来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限制了东盟未来的发展空间。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三十年GDP年均增速超过9%。2009年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达到4.9万亿美元，进出口贸易总额2.2万亿美元。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中国将为亚洲和全球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做出贡献。借力于正在崛起的中国，东盟各国在经济上会获得更多、更稳定的利益。
（二）中国视角
中国的国际与周边安全局势日益严峻，争取持久和平的建设环境是中国在新时期处理国际事物的重要考量。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对外交往的日益密切，为维护国家安全与利益，中国有必要巩固周边战略边疆。东南亚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交界，是沟通两洋的重要通道，对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东盟不仅是关系中国自身安全的重要地区，同时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对稳定和巩固中国的周边环境具有积极意义，也有利于维护东亚和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东盟拥有十个国家、5.3亿人口，经济发展潜力较大。东盟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主要的外资来源地之一。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东盟国家特别是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将是中国潜在的投资对象，东盟还是中国主要的劳务输出目的地。中国与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必将进一步扩大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积极推动国外市场开拓，加速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二、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现状
（一）双边贸易持续稳定增长
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实力都在稳定增长，双边贸易合作不断扩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和东盟各国之间的贸易额以年均21%的速度稳步增长。1995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首次突破200亿美元大关，2007年贸易总额达到2025亿美元，提前三年实现双方领导人提出的目标。2008年和2009双边贸易总额为2311亿美元和2130亿美元。东盟成为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成为东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从贸易份额看，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外贸总额的9%，占东盟外贸总额的11.3%。从贸易结合度看，双边贸易结合度基本上在1以上。
（二）相互投资稳步增长，金融合作有序推进
2008年，东盟来华投资项目1323个，合同外资金额达81.85亿美元，实际投入金额54.61亿美元。中国对东盟的投资也在不断增长，目前中国在东盟累计投资项目857个，投入金额1087亿美元，分别占世界各国对东盟投资的8%，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8.25%。
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与东盟各国都开始重视在东亚开展区域金融合作，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2000年5月东盟与中日韩三国财长在泰国签订了《清迈协议》，决定在东盟和中日韩三国间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中国与东盟在储备货币合作与推进区域性直接融资市场发展等领域的合作有序展开。中国和东盟各国还在短期资本流监控、早期预警机制的建立以及加强金融政策等方面开展对话与合作。
三、扩大和深化中国东盟区域合作面临的制约因素
（一）东盟一体化建设进程不足
东南亚是一个多元社会，东盟十国具有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经济发展层次、不同的宗教和历史文化背景。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东盟内部的凝聚力削弱，区域内矛盾增多。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新加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缅甸、越南、柬埔寨人均水平的70到80倍，远高于欧盟内部16倍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内部30倍的差距水平。东盟区内成员国之间关于领土纷争和资源开发争端的矛盾突出。此外，东盟自身市场规模相对狭小，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严重，在一定时期内独立发展经济的能力较弱。东盟国家之间在东盟区域内的经济交流与合作绝对量有限。东盟地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来自东盟每个国家各自在经济上做出的努力，而不是来自经济合作。种种现实情况严重影响了东盟内部发展的一致性与协调性，也会直接影响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效率。
（二）涉及中国和东盟双边的制约因素
1、“中国威胁论”的干扰
由于历史、经济等原因，东盟一些国家对中国存在着疑虑和担忧。“中国威胁论”是西方一些国家炮制的为中国和平崛起制造国际政治舆论障碍的言论，在东南亚的市场较小。但面对中国经济的日益强大、吸收外资的增多、大量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涌入当地市场以及更多中国企业参与东盟的投资，让经济结构相对不成熟的东盟国家感到冲击与威胁。东盟国家有些政客基于选举的因素抛出“中国的经济崛起会对区域内的国家造成威胁”、“中国是东盟最大的经济竞争者”等言论。虽然此类论调在中国东盟的交往中不是主流，但对双方的合作氛围制造出不和谐的因素。
2、涉台问题与南沙主权问题
“台独”势力一直努力拓展其所谓的“国际空间”，试图打破在国际社会上越来越孤立的局面，东南亚是“台独”势力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1994年台湾当局就提出以突破东南亚国家外交关系为目的的“加强对东南亚地区经贸工作纲领草案”（“南向政策”），其目的在于通过开展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外交”，加强与该地区的经贸关系，进而建立“政治联系”。东盟与台湾的经贸合作仍在不断推进，双边“官方机构”和有关组织间的低调交往也一直未曾停止。台湾问题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属于中国的核心利益。如果东盟在台湾问题上处理不得当，将直接影响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合作。
从历史考证看，南沙群岛归属权无可争议地属于中国。如今菲律宾和越南等国都提出了对南沙群岛拥有或部分拥有主权，并武装占据部分岛屿，在南海区域开展经济开发活动。东盟国家在此问题上表现出空前团结，一致对外，并不惜让其牵涉众多国家以对我国施压。中国与东盟在南海岛屿的纷争，已成为中国东盟深入经济合作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
3、经济基础薄弱，并存在一定的竞争性
目前，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占各自的贸易总额比重不高，相互投资规模较小，区域内经济增长缺乏本土动力。主要原因归于区域经济基础薄弱，大部分成员国家的经济基础设施硬件水平不高。中国和东盟大部分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在比较优势方面都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见长，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具有较大相似性。同构性特点影响着相互贸易额的增长，相似性越大往往表现出经贸关系的竞争性越大，不利于双方经济合作的深入展开。
中国和东盟国家均属于发展外向型经济来实现本国现代化的增长模式，出口产品和市场有一定的重叠性：出口产品均为资源性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主要出口市场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来源地也都是美国、日本、欧洲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吸引外资上，中国和东盟也存在一定的竞争，自然资源丰富和人力资本低廉是双方吸引外资的有利条件，但中国更为稳定的政治局面、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逐步开放的市场让中国目前占据有利的地位。
4、制度性因素
建立一个开放型的自贸区还是组建一个封闭的自贸区将直接决定中国与东盟两方的收益。作为南南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双方获益空间有限，因为南南型合作组织存在不确定性，通常促使成员国的收入水平趋于发散。南北型合作通常会使成员国的经济差距缩小，促使成员国收入水平趋于收敛。这表明如果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封闭型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将使各国获得较少利益，而且目前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在实行的过程中会出现较大困难。若建成开放型的自贸区，将使成员国获得较多的实惠，但容易导致合作效率低下。
（三）来自区域外的消极因素
1、次贷危机影响中国东盟经济合作
以美国、欧盟、日本为代表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已进入滑坡或严重衰退，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里，世界经济整体走势疲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传导至世界各国，并正在向实体经济蔓延。
中国和多数东盟国家均属外向型经济，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中国和东盟的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欧美和日本，占出口总量的80%以上。金融危机的发生已经减弱了中国和东盟的出口，实体经济增长受到冲击。2008年以来，受外部需求减弱、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响，中国的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增速明显放缓，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相当数量的外向型中小企业面临困境。从东盟经济来看，受粮食和石油涨价、美元贬值、金融危机等影响，东盟经济结束了几年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呈现普遍放缓的趋势。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增长势头放缓：2008年双边贸易总额增幅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2009年双方贸易总额更是出现负增长。
2、区域外其他经济体的担忧与抑制
从贸易份额上看，美国、欧盟、日本仍是东盟的主要贸易伙伴，东盟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水平绝对占有量有限。但中国对东盟出口的增长趋势，特别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日用消费品和机电产品对东盟出口的增加，已经成为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在东盟市场的竞争对手。
美国在亚太地区有着巨大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战略安全利益，美国的亚洲政策将对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合作产生重要影响。美国历来反对在东亚地区建立把美国排除在外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其智库甚至认为“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最终有可能成为东亚自由贸易的基础，其结果将造成对美国贸易的严重歧视，最终将对全球政治和经济的稳定造成威胁”。美国认为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崛起势必影响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拉拢东盟，孤立中国”的政策将对中国与东盟的双边经济合作产生抑制作用。
作为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经济大国，日本希望能在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核心领导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后，其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日本经济雪上加霜，但日本整合和带动整个东亚经济发展的动机没有减弱。日本一方面试图继续维持在亚洲经济的主导地位，一方面企图抑制中国在亚洲区域经济影响力的增强。
四、政策建议
针对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中的制约性因素，从中国视角给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加强双边政治互信和沟通
在中国与东盟的共同努力下，双边关系经历了消除疑虑、开展对话、增进互信到战略伙伴关系几个阶段，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在不断拓展中国和东盟经济合作的同时，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双方的政治对话与合作，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这是中国与东盟关系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双边经济合作的重要基础。双方要充分利用“10+1”领导人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中国－东盟联合合作委员会以及中国－东盟博览会等一系列对话磋商机制，积极就双边关心的政治、经济、安全等重大问题展开交流与对话。着力推进与东盟区内各国文化、教育等意识形态领域的交流，通过文化层面的沟通消除疑虑与误解，为中国和东盟的全面经济合作营造良好政治氛围，创造更多的机遇。
领土纷争属历史遗留问题，因其涉及国家主权，争端各方利益很难协调。在双方有争议的问题上，暂时搁置争议，避免矛盾激化。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已提出“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善意建议，在国际场合尽量淡化争论，避免涉及更多非直接相关利益国家。对周边国家多做工作，在共同开发的利益保障模式下使其不成为双边合作的障碍。
（二）协调区域内外国家关系
东盟实行的地区战略是新加坡提倡的“大国平衡”战略，主张不排除大国对区域事务的干预，进而平衡它们的影响力并使之有助于维护东南亚的稳定与繁荣。在安全上借力于美国，经济上依赖日本，政治上靠近中国一度是东盟“大国战略”的主要内容。因此，在发展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过程中，应注重协调有关国家的关系。
中国与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不排斥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在亚洲区域内，中国要协调好三个“10+1”以及“10+3”之间的关系，支持东亚区域合作组织进展。三个“10+1”经济合作已经显现出一种齐头并进的趋势，随着经济合作的不断加深和拓宽，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合作也必然加强。
在全球范围内，中国仍将在亚太经合组织内发挥积极作用；上海合作组织正在朝经济合作的趋势发展；中国与欧盟的经贸关系仍将继续发展，还将不断扩大。通过协调区域内外国家关系，为中国东盟经济合作创造良好外部氛围，以推进双边合作的深入发展。
（三）扩大区域内贸易
在发展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关系时，要强调增进双方的交流与了解，了解对方的市场、政策以及企业运作机制，以营造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发展的新空间。中国与东盟在地理位置、要素禀赋和经济基础上的差异，决定了双方贸易互补性的存在，特别是挖掘缅甸、柬埔寨等几个较不发达东盟新成员国经贸潜力，将有力地促进区内贸易的发展。
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实现产品的多样化和差异化，有区别地实行不同的国别政策，对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产业合作政策来发展不同层次的互补分工。针对不同国家、不同消费水平、不同消费习惯的东盟消费者，开发既适合东盟市场又具有中国特色的产品。在增加对区内东盟各个国家贸易的同时，降低我国出口对日、美、欧等地区的依赖，减少双方在这些市场上的竞争，同时又能把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产品竞争性变为互补性。
（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中国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时，不应局限于在东亚地区与东盟发展互补性贸易上，而应该立足于增强国际分工竞争力的角度来开展。在大力发展区域经济的合作分工的同时，更要促进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同时，应坚持产业结构调整与贸易、投资、产业合作相结合的原则，发挥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产业结构多层次和多样化的特点。
针对东盟各国不同特点与产业发展水平现状，中国需要加强与东盟各国产业政策沟通与协调，多层次、多领域地发展与东盟的合作与交流，使各国比较优势产业得到进一步发挥，协调双边竞争性较强的产业，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内逐步形成相对密切的互补性区域内分工。依托中国东盟自贸区18亿人口的大市场，依靠本区域内的经济增长和需求拉动，为东亚区域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创造条件。中国与东盟在经济结构上的相似性以及双方所具有的区位优势为双方产业形成规模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双方在国际市场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都存在发展外部规模经济的可能性，应注重这种规模效应的利用。
（五）促进区域内投资发展，实施“走出去”战略
中国应致力于改善国内投资环境，进一步扩大市场的开放度，开辟新的投资领域，降低外资进入的成本：开放或者扩大开放金融、保险、电信、流通等领域，放松商业、汽车、能源化工等领域对外资的限制。中国应继续加强投资环境建设，在保持系统性、稳定性和必要的灵活性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投资政策与法规，提高政府服务的效能；同时，应加快要素供给的市场化改革，加速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融合，增加对外来直接投资的吸引力。
在吸引外资的同时，中国正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中国企业利用东盟国家的要素比较优势和引资政策，在合理的投资领域因地制宜地开展对东盟各国的投资。通过改革和完善现有资金扶持政策、放开各类金融工具，来解决企业对东盟投资中出现融资难的问题。此外，中国可适度放松对海外投资领域的外汇管制，积极研究鼓励和支持“走出去”的税收政策，增加中国企业参与对东盟投资的动力。
（六）发展区域内金融体系
中国和东盟各国的金融市场发育存在明显的阶梯式发展态势。新加坡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东盟区域不可动摇的金融中心。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文莱等国也在不断加快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中国对金融体系实施了多项重大改革措施，其中包括相关法律的确立，银行体系的改革，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开展区域金融合作的环境变得更加宽松。中国国内金融资产的迅速增长、金融体系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逐步开放的金融市场，给包括东盟在内的世界各国金融行业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
中国应继续加强与东盟各国金融当局的双边或多边交流，进行积极有效的政策沟通。在双边支付协议的基础上，在代理、结算、贷款、担保、咨询等方面展开全方位的合作，为更深层次银行业务合作奠定基础。进一步加强汇率政策协调，稳定区域内双边汇率以及主要储备货币的汇率。双边通过构筑货币协作平台，协商解决货币合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当区域内出现较大汇率波动时，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为主要政策手段，稳定区域内各国汇率水平，最大限度地预防金融和外汇风险。
（七）完善合作机制特别是争端解决机制
完善的合作机制是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自由贸易区建立初期，可考虑与东盟各国建立政府间指导性机构和相应的协调机制，负责制定具体规划和内容，解决合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
中国与东盟签订的《争端解决机制协议》是规范中国与东盟双方在自由贸易区框架下处理有关贸易争端的法律文件，是快速有效地解决区域内贸易摩擦和纠纷的重要手段。《争端解决机制协议》出台后，还需要一个不断适应和完善的过程。通过不断完善争端机制，在双边发生严重利益冲突且协商谈判不能达成妥协的情况下，保障能及时提供仲裁和司法救济，避免给双边贸易的后续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八）加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次区域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在促进次区域协调发展的同时，将有力推动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大湄公河次区域是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桥梁和纽带，是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走出去”战略的重叠区。
中国可采取更为主动和灵活的态度来推动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通过建立区域内四国地方政府间的双边和多边对话机制，以长期、稳定和制度化的合作推动该地区贸易与投资的发展。湄公河次区域各种合作机制的推进，将增强区域内各国政府间的互信和各国之间长期稳定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进一步促进各国经济的协调发展。
综上所述，虽然中国与东盟发展双边经济合作的道路上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但与中国和东盟更为广泛的共识与共同利益相比，不是主流。因此，只要双边本着平等友好的态度进行协商谈判，排除外部影响，大力发展区域内经济，双边经济合作关系将继续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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