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挑战 |
| 余永定 2009-07-07 |
| 摘 要： |
本文首先评价了2003年以来的中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认为自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处于过热或偏热状态，而且中国式的经济过热极容易转化为生产过剩。中国经济的这一特点是其“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所决定的。中国的房地产问题不仅是一个资产泡沫问题，而且是一个资源配置的问题。房地产投资的增速应该同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在此前提下，政府通过对供求双方的调节（如盖廉租房），保证房价平稳是完全正确的。此外，地方政府的“造城运动”应该坚决予以制止，必须解决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 |
| 关键词： |
宏观经济政策，增长方式，房地产业，资源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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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2年到2007年中国经济保持了超常的增长速度，经济明显过热。2007年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严重恶化，对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形成威胁。中国政府旋即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为经济降温。
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急转直下。世界经济形势风云突变。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急剧逆转、石油价格和各类初级产品价格猛然暴跌，全球范围内的滞一缩（stag－deflation）突然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无可避免的，2009年将成为对中国政府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之年。
一、如何评价自2003年以来的中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
2002年之前中国处于通货紧缩时期。2002年经济开始走出通缩。2003年下半年经济重新趋热。2004年经济更是明显过热。2003年第三、四季度央行开始执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2004年中国政府更是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抑制过热。“铁本’停建是当时的标志性事件。2005年前半年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下滑。此后，政府紧缩政策出现松动。2005年下半年经济重新发热。热度在2006年、2007年达到高峰。
为过热的经济降温是过去几年来中国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2008年上半年中国政府正在逐渐实现这一目标。然而，2008年第三季度以来，中国经济突然失速，通货膨胀的威胁迅速消退。应该承认，中国经济增长的突然失速，是政府采取紧缩政策和全球经济突然急剧恶化两个因素叠加的结果。但是，我们不应该认为：政府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是错误的，政府目前的政策调整意味着过去几年以来，特别是2007年以来，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方向是错误的。
对于2003年以来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评价关乎今后的宏观经济政策方向，后者关系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因而不可不十分小心。
必须看到，自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处于过热或偏热状态。如果经济仅仅是偏热，我们可能不必对此过于担心。但是，中国式的经济过热极容易转化为生产过剩。中国经济的这一特点是其“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所决定的。投资率过高是中国经济的痼疾。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指出，中国的投资率不应该太高，应该保持在25%左右。但是，在此后的三十年中，中国的投资率不断提高，目前已经达到43%。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国家在如此长的时间内保持如此高的投资率。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高投资率意味着高增长率。反过来说，以40%以上的投资率换取10%的经济增长速度，意味着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高达4。换言之，中国的投资效率是相当低的。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另一个问题，即：投资在经济中起到双重作用：在短期内增加需求，投资越大则当期的通胀压力越大；在长期投资增加供给。如果当期投资的增长速度极快，很可能导致下一期生产能力的过剩。所以，抑制当期投资增长过快导致的经济过热，就是为了避免未来出现生产过剩。2004年关闭铁本，是为了抑制当时的过热，同时亦是为了避免将来出现产能过剩。
遗憾的是，由于制度性因素，我们的政策放松过快。关闭铁本时中国的钢产量大约3亿吨。关闭铁本之后，钢铁生产能力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以指数的形式上升。“一个铁本倒下去，千千万万个铁本站起来。”现在，中国的钢铁生产能力超过6亿吨。据报道，在某一个缺水省份，钢铁企业竟然多达300家。经济学界中对政府关闭铁本的做法批评颇多。尽管具体做法可以讨论，但是当时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钢铁产能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没有当时的调控，中国现在的钢产量是不是会超过10亿吨呢?如果政府政策不尽如人意，那么，不尽如人意之处并不是中国的宏观调控而是调控力度不够。避免眼前的短痛往往意味着未来的长痛。
出人意料的不是中国终于出现了生产过剩（王建先生在2005年以来就一再呼吁警惕生产过剩），而是在过去几年产能过剩并没有出现。直到前不久，钢产量还在以双位数增长。与此同时，钢铁价格则不断上涨。为什么会如此?主要原因有三。第一，第一部类可以通过自身的扩张吸收第一部类扩张所产生的过剩生产能力。正如汪同三先生所说：我们可以通过建立更多的钢铁厂来吸收过剩的钢铁生产能力。第二，2005年以来出口出现超常的高速增长。第三，房地产投资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由于上述三个因素导致的强劲需求，产能过剩问题似乎消失了。问题是，这样一种增长模式不可持续。显然，我们不可能通过建立600个钢厂宋吸收300个钢厂的过剩生常能力。或者，我们不可能通过建立1200个钢厂来吸收600个钢厂的过剩生产能力。第一部类的自我扩张最终会走到尽头。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提高出口增长速度或维持现有出口增长来吸收过剩生产能力呢?现在我们已经受到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的惩罚。在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能使早已超过3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持续增长?2007年贸易顺差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是2.6%，而2008年贸易顺差的贡献可能为零－－这时候，即使贸易顺差仍然很大，但是顺差增长速度为零，它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就没有了。从近10年的数据来看，中国贸易顺差的增速是非常不稳定的，最低接近-400%，高时超过100%，换言之，贸易顺差增长速度经常大起大落，是一台非常不稳定的发动机。如果想靠这台发动机去飞行，那是很危险的。还有一点，在过去17年中，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中国贸易顺差的增长速度处于负值的状态。这也说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是不能依靠贸易顺差的增长来实现的。
在中国，进出口贸易额占GDP的比例是67%左右，绝对是世界大国中的冠军。其中，出口占GDP比例为40%左右，这在大国中也是绝对的第一。日本号称贸易立国，但中国对外贸易的依赖程度比日本高2－3倍。作为一个大国，特别是其制度同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区别的大国，过度依赖外部需求是非常危险的。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品尝这种过度依赖的苦果。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房地产扩张来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呢?单独就房地产来说，在一段时间内，答案是肯定的。房地产投资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例超过1／4，在GDP中的比例超过10%。房地产投资的增长应该能够弥补需求的不足。
但问题是，中国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例过高，明显高于日本和美国，这是难以持续的。有人说这是城市化，但是，这虽然跟城市化有关，却不能用城市化来解释。因为日本和美国已经完成了城市化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两国也没有达到过如此高的房地产投资的GDP占比。更何况，中国的房地产热除了吸收了大量农民工之外，同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到底有何关系呢?
中国的房地产问题不仅是一个资产泡沫问题，而且是一个资源配置的问题。从长期看，为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建立在可持续的基础上，我们必须发展高科技，需要非常强的机械装备的生产能力等等。靠钢筋水泥、靠房地产，是难以使经济结构升级的。所以房地产在一定时期内确实能带动经济的增长，但是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讲，应该把它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我主张要稳定房地产，不希望房地产价格大幅下跌，但是应该认识到：房地产投资在中国所占的比重过高了。房地产投资不应该成为解决当前生产过剩问题的出路。
二、一些政策问题
首先，经济增长速度会降下来，应该承认经济的降温是不可避免的。过去11%、12%的增速肯定是太高了，是不可持续的。11%不是一个好事情，12%也不是一个好事情，9%是一个好事情，是一个正常的经济发展速度。8%也是可以接受的。在这个增长速度之下可以从容不迫地进行各种各样的调整。在“十一五”规划中，中国的增长目标是7.5%左右。不能保8%，中国就业问题就不能解决的说法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当然，确确实实不应该让经济增速过度下降。
其次，我想特别强调的就是，结构调整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根本保证。一些经济学家和业界人士认为，不要管结构问题，现在最重要的是保命，不能让经济增长速度下来，否则什么都谈不上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现在还没有到这种地步。在刺激增长的同时，应该强调经济结构的调整。如果重复甚至强化过去的模式，中国经济增长终究有一天会难以为继，那时候再调整就晚了。各方面的数据都说明中国的经济结构是有严重问题的。这些问题一直是越来越严重，直到最近才开始有些好转。现在，由于全球经济形势风云突变，政府对过去的从紧政策进行了调整，这是必要的。希望这种政策的转变会使经济结构继续好转，至少不是恶化，否则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依存度太高，用扩大内需来弥补外需萎缩，是唯一的出路。应该稳定出口，不要轻易丢掉国外市场，但我们应该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优惠政策来保住市场。通过人民币贬值来提振出口的主张是错误的。让人民币贬值其实质是通过补贴对外部门来补贴外国消费者。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通过人民币贬值和增加出口退税宋稳定出口的政策是不现实的。人民币贬值除了会进一步恶化中国的贸易条件之外，恐怕不会对增加出口有很大作用。相反，这种政策必将导致贸易摩擦的加剧，并使中国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又如出口退税的政策，退税本身应该是一项中性政策，而不是一项刺激或者抑制出口的政策。最初调高出口退税来刺激出口，后来调低出口退税来抑制出口，现在又调高出口退税来稳定出口，这些都是错误的。有观点认为中国过去的一系列贸易政策，包括人民币升值，是在自毁长城，我认为这是站不住脚的。事实是，正是由于我们过去的调整不够坚决，我们对外需的依赖程度在过去数年一直不断升高。如果我们坚决贯彻了“十一五”规划的精神，及早降低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今天世界经济衰退对中国的影响也会小得多。当然，政府必须对处于困难之中的出口企业提供帮助。但这种帮助应该体现为发挥政府的服务功能。例如，对有竞争力，但由于无法得到贸易信贷而陷于困境的企业，银行应该予以帮助。对于下岗工人和回乡的农民工，财政必须施以援手，以保证社会的和谐与安定。
有一种主张认为，房地产业是中国的支柱产业，政府应该予以重点救助。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发展是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必要条件。但是必须看到，在过去几年中，在局部范围内房地产泡沫是严重的。政府控制房地产投资增长、抑制房地产泡沫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大且产业关联度高，一旦疲软，钢、玻璃和水泥及整个国民经济都会受到很大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房地产确实是一个支柱产业。但是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中国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明显超过日本等发达国家。例如，在2007年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超过10%，而日本从1955年到1989年的相应平均值仅为5.5%，最高的一年也仅仅为8.7%。真正的支柱产业应该是能够带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产业，是向技术高端化方向发展、可以增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钢筋、水泥不能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基础。房地产投资的增速应该同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在此前提下，政府通过对供求双方的调节（如盖廉租房），保证房价平稳是完全正确的。此外，地方政府的“造城运动”应该坚决予以制止，必须解决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
三、调整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关于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
最近政府出台的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基本上是刺激内需的方案。这一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中国的出口依存度太高，用内需来代替外需，是保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唯一出路。
在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中，政府确定了十个投资方向。从这些方向中可以看出，政府在维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并未忽视结构改革。政府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通过“绿箱”政策对农民加以补贴，提高农产品价格的一系列措施，尤其值得称道。当然，这个方案中还有许多细节问题需要解决，有些政策的力度还可以加强。魔鬼往往隐藏在细节之中。需求的主体是居民、企业、外国和政府。在中国，地方政府始终具有强烈的投资冲动。如果刺激方案并未导致居民、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需求的增加，而仅仅或主要是唤起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刺激方案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我们应该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后果有充分的估计。
2.关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关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分两个方面来说。第一，我认为中国的商业银行并不缺乏流动性，从其超额准备金率上可以看出来。关键是因为它们对宏观经济形势的预期不乐观，所以为了规避风险就谨慎放贷。央行现在取消了信贷额度控制，我是赞成的，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出现了货币紧缩现象。现在的惜贷行为和激励机制有关，这可能要从公司治理等多个角度下手，而不是货币政策的问题。在经济刺激方案出台之后，对商业银行增加贷款的压力肯定会增长。如果商业银行出于政治考虑，勉强增发贷款，麻烦就大了。
第二，利率市场化改革要加快。中国的利率到现在为止都不是真正的市场化利率，这就无法建立一种通过货币市场利率来影响资本市场利率的机制。这一机制关系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寻租空间的大小，我觉得这是现在需要马上做的改革，而不是放松货币政策的问题。
3.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
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给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带来一定的困难，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市场化改革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
医疗、卫生、教育、金融、通讯、交通等行业的市场准入和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
首先，政府应该增加在这些方面的公共投资。同时，政府也应该欢迎私人企业进入这些行业。例如，中国每千人的病床数和医生数都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允许私人企业进入，增加竞争不仅可以弥补中国财力的不足，而且还可通过竞争提高医疗等服务质量。
能源、水、电等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
现在是个好机会，通胀压力下降后出现了需求不足，这种情况是价格自由化的最好时机，此时不调更待何时?当务之急是取消价格管制，取消各种各样的套利机会、寻租机会。农产品的收购价最近又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现在猪肉价格在下降，政府应该入市收购猪肉，谨防猪贱伤农。政府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自春秋战国时期起，中国人就懂得谷贱伤农的道理。实际上，中国需要一套非常完整的措施来保护农民的利益，这是必须要做的，在这点上我们倒可以向一些西方国家学习。
利率与汇率的市场化形成机制
我认为将来除了存款利率需要有所限制之外，其他的都应该市场化。存款利率有所限制主要是害怕银行出现高息揽储的现象，这可能导致不良资产的增加。但现在这方面的进展缓慢，所以我觉得真正要做的是理顺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巩固和深化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成果。央行应该少干预外汇市场，除非汇率波动幅度太大。央行应根据实际情况和企业对于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适应能力，最终确定人民币汇率合理的波动范围。
4.改善和加强中国的外汇储备管理
首先，中国外汇储备的基本原则需要明确，即分散化，不管短期内是否有亏损，我们的外汇储备都需要分散化。对于一些超跌的美国股票可以买，其他国家的便宜资产也可以考虑。
其次，如下几点可以进一步考虑：
第一，可以适当出售一些美国国债。现在市场对美国国债的需求很旺盛，等2009年美国大规模发债的时候情况可能就不是这样了。根据最坏的估计，美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2009年可能会达到10%，如果这样就需要大量发债了，届时美国国债很可能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那时中国再抛售美国国债，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就可能变得严重。我们现在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再拖就没有机会了。这里还有一个国际协调问题。中国同东亚国家、中日韩、中日、中韩、中美、中欧都要协商。当然，如果出于慎重考虑，不出售美国国债也是一个选项。但是，对于继续购买美国国债的主张我是有保留的。
第二，可适当增持欧元、日元资产。现在欧元下跌得很厉害，可能是增持欧元资产的好机会。日本未来的潜力很难说，现在的日本股票我认为存在低估的情形。1989年日经指数最高的时候接近40000点，现在不到10000点。而且现在减持美元资产，购买日元和欧元资产，美国人也无话可说：我们是在帮助它的盟友。
第三，可以建议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向中国求助的国家发行人民币债券。也就是说借贷国发行人民币债券，向中国政府、中资机构，甚至中国老百姓去借人民币，用融到的人民币来购买中国的外汇。或者拿外币来兑换人民币，再还给中国的债权人。这里面有一系列的技术问题需要解决，例如人民币在什么情况下能自由兑换，在什么情况下不能自由兑换。我问过许多外国学者、官员和金融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除了美国人之外都说是好主意。我想这个计划在亚洲国家中是完全可以推行的，肯定有很多亚洲国家愿意这么做。这甚至可以跟亚洲开发银行或国际金融公司合作，因为这些组织过去做过这样的业务，有经验。
第四，应该更为积极地参与同世界各中央银行的货币互换，向资本金短缺的外国商业银行提供人民币贷款。熊猫债券也好、人民币贷款也好，都有助于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应该说这是美国金融危机给中国提供的一次机会。中国应该在东亚“10+3”的框架内发挥更大作用。
第五，利用现在的有利时机购买石油等战略物资。现在油价已经跌到50美元以下一桶了，这时候不买什么时候买?当然，也许过一两年油价会跌到40、30美元，但谁又能保证石油价格不会回升?产油国减产、中东爆发战乱，这些事情一旦发生，油价又会上升，甚至暴涨。石油之类的战略物资对中国来说是真金白银，总比拿一堆美国的纸放在那里好。此外，中国外汇储备中黄金的比重极低，适当增加黄金储备也是必要的。
总而言之，中国的经济前景依然是良好的。中国有良好的财政状况、可以培育的广大国内市场，在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条件下，2009年中国保持在8%～9%左右的增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对于中国来说，真正困难的问题过去是，现在是，在将来的相当一段时间，可能仍然是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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