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验及其对中国争夺稀土定价权的启示 |
邓炜 2011-03-04 |
摘 要: |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稀土供应国,长期以来却无法取得稀土的国际定价权,这不仅影响到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利益,也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文章首先指出中国稀土国际定价权缺失的现状及其紧迫性。然后分析了欧美发达国家在争夺金属、石油、粮食等大宗商品定价权方面的成功经验。最后,在此基础上为中国争取稀土国际定价权提出了对策建议,即提高产业集中度、组建稀土“卡特尔”体系、形成稀土国际定价中心和建立稀土国家储备制度。 |
关键词: |
定价权,稀土供应,国际经验,产业集中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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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稀土定价权缺失之痛
稀土是我国拥有绝对资源优势的少数商品之一。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2008年公布的世界稀土储量数据,中国稀土资源储量居世界首位,稀土工业储量占世界稀土工业储量的46%,远景储量占世界76%。中国也是世界稀土产品最大的出口国。在世界稀土总消费量中扣除中国消费后,其它国家消费的稀土有87.5%源自中国出口。日本、美国等主要稀土应用国家从中国进口稀土占这些国家总进口量的90%左右(苏文清,2009)。以上数据表明,中国稀土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据绝对垄断地位。具有垄断地位的产品理应获得垄断利润。然而中国稀土的定价权却被国外厂商掌握。一方面,稀土单位出口创汇率不增反降。2009年我国出口稀土总量为3.61万吨,比2008年增长16.67%,而出口金额则为31000万美元,比2008年下降34.92%。另一方面,稀土出口价格却持续下跌。由图1可见,除了1989年和2007年的特殊情况之外,中国稀土出口平均价格基本都在10美元/公斤左右的低价徘徊,2004年甚至降到了不足6美元/公斤的历史最低点。2007年国家出台了征收出口关税等一系列限制稀土产品出口的政策,稀土出口价格一度升至接近17美元/公斤的历史最高点。但是之后受金融危机影响稀土出口价格开始一路下滑,2009年回落至8.59美元/公斤,价格仅比30年前的1979年增加不到2美元。2009年上半年产量占全球一半需求的中国最大稀土企业包钢稀土居然亏损6718.71万元。相比之下,同样是资源性大宗商品的原油价格则从1979年的20美元/桶增加到了2009年的80美元/桶,2008年7月甚至达到了147.25美元/桶的最高点,30年间价格翻了四倍以上。由于稀土的出口价格完全不能体现它的价值,宝贵的资源被贱卖。经过多年的无序开采和低价出口,中国稀土资源优势严重缩水。据测算,按现在的开采规模,中国已探明的南方离子型稀土资源仅能开采14年,包头矿的枯竭期约为50年(郭茂林,2009)。因此争夺稀土的定价权,促进我国稀土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由于中国对稀土拥有绝对的资源优势,稀土也成为少数几种中国可能获得定价仅的资源性商品之一,是中国争夺大宗商品定价权的突破口。
二、其它国家争夺大宗商品国际定价权的成功经验
与中国丧失大宗商品定价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欧洲、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对大宗商品国际市场价格具有重大的影响力,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主导了石油、大豆、金属等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权。这些国家在争夺大宗商品定价权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图1:1979~2009年我国稀土出口平均价格(单位:美元/公斤)

资料来源:《中国稀土产业和相关政策概述》,中国稀土学会,http://www.cs-re.org.cn/
(一)加强产业集中度,形成价格垄断
经济学理论表明,一个行业内厂商数量越多,竞争越激烈,单个厂商对市场价格的控制程度就越低,商品价格就越低。只有当厂商数量较少,形成寡头市场或垄断市场时,厂商才有可能控制市场价格,获取超额利润。因此,控制商品定价权的关键在于提高产业集中度,获取垄断地位,实现价格垄断。澳大利亚、美国等国的实践经验也表明,加强产业集中度,是掌握大宗商品定价权的重要途径。
图2:2002~2010年铁矿石价格趋势及涨幅示意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数据整理
从国际铁矿石市场来看,澳大利亚和巴西是世界最主要的铁矿石供给国。进入21世纪后,国际铁矿业进行了大规模的兼并和收购,铁矿石生产高度集中。目前,世界三大铁矿石供应商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力拓公司和巴西淡水河谷,控制了全球70%以上铁矿石生产量和贸易量,形成了国际铁矿石市场的寡头垄断格局。2009年6月澳大利亚两大铁矿石巨头必和必拓和力拓进一步合并,建立各自持股50%的西澳铁矿石合资公司,从而使铁矿石供应产业集中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三大铁矿石供应商凭借其垄断地位,在国际铁矿石贸易谈判中获得了较大的话语权,主导了铁矿石的价格走向。近些年,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中国对铁矿石的需求不断增加。2003年中国铁矿石进口量达到1.4818亿吨,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铁矿石进口国。三大铁矿石供应商看准国际市场对铁矿石的需求钢性,不顾中国、欧盟等反对,屡次单方面提高铁矿石价格,造成铁矿石价格一路飙升。由图2可以看出,除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铁矿石价格暂时下降以外,从2002年至2010年,国际铁矿石合同价格持续上涨、2010年达到1 10美元/吨的历史新高,比2009年上涨了一倍多。2009年1 1月启动的新一轮铁矿石谈判中,三大铁矿石巨头要求提高谈判价格80%-100%,并试图用“现货定价”(价格随市场波动)取代“年度合约”(每年谈定一个“长协价”)。我国企业在铁矿石谈判中屡屡失利,自宝钢2003年代表中国钢铁参与国际定价谈判以来,铁矿石价格几乎逢谈必涨,2010年中钢协组织协调的铁矿石谈判,也以中国企业的失败而告终。淡水河谷、力拓和必和必拓三大巨头联手终结了此前已执行了40年的铁矿石长协定价机制,再一次牢牢把握了铁矿石的定价权。澳大利亚和巴西铁矿石供应商利用其无可争议的垄断地位,牢牢掌握了铁矿石的定价权,这与中国在稀土定价权方面的被动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
从国际粮食市场来看,欧美是最主要的粮食供应国。由于欧美等长期以来对农业的扶持政策、上百年的企业规模联合和兼并,诸多粮油集团已经整合成为少数跨国粮商。美国ADM(ARCHERDANIELS MIDLAND)、美国邦吉(BUNGE)、美国嘉吉( CARGILL)、法国路易达孚(LouisDreyfus)是世界最大的四家跨国粮食公司,他们控制着全球85%以上的粮食贸易,占据了选种、耕种、面积、产量、储藏、运输、定价等粮食生产和销售的所有环节,在世界粮食市场上具有绝对的垄断地位,从而掌握了国际粮食价格的主导权。2007年世界粮食价格飙涨:小麦涨112%,玉米涨47.3%,大米涨3.1%,四大粮商成为粮价上涨的最大赢家,以邦吉公司为例,2007年前9个月邦吉前9个月的净收入增长高达107%。从2006年1~9月到2007年1~9月,邦吉的交易规模只增加了15%,但是其净销售额却增长了66%,全部门业务利润增长227%。通过不断加大粮食囤积和提高粮食价格,邦吉即使出售少量粮食也能获得较高利润(拉吉·帕特尔,2009)。四大粮食企业的高度集中和垄断,使其能够制定垄断价格,获取超额利润。
(二)成立卡特尔组织,协调供求关系
供求不平衡是我国丧失稀土定价权的重要原因。例如,2008年全世界稀土的需求量为10万吨左右,而我国的稀土生产能力达20万吨,实际产量12.5万吨,国内消费仅占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的稀土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稀土的供大于求导致国际市场上稀土价格持续下跌,宝贵的战略性资源廉价出售。
与之相对应的是,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委内瑞拉等主要石油供给国,通过成立卡特尔组织OPEC,协调国际石油供求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石油的国际价格。OPEC掌握着世界上最丰富的石油储量资源,石油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40%,对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有重要的干预能力。OPEC作为控制石油供给的卡特尔,自成立以来一直是国际石油市场上的主角。每年OPEC成员国都要对当前经济形势和市场走向进行分析预测,明确经济增长率和石油供求状况等多项因素,并据此协调成员国的石油政策,确定提高或减少该组织的总体石油产量,以维持石油价格的稳定。例如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国际油价一路下跌,1999年2月跌到10美元/桶,为近30年的最低点,严重损害了产油国利益。为此,OPEC成员国积极采取“限产保价”措施,推动国际油价不断上涨,到2000年11月,油价回升到34.4美元/桶。2004年2月OPEC决定从当年4月1日起削减100万桶,国际油价应声上扬。同年10月,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突破50美元/桶,创下历史新高。2006年底,原油价格曾经从8月份的每桶70美元向50美元下滑。OPEC在2006年底和2007年2月连续两次减产,日产量下降了共170万桶,到2007年底石油库存量下降到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石油供应量的减少直接导致油价步步攀升,2007年11月国际油价一度达到了98.18美元/桶的高价。尽管油价的上涨也受到地缘政治、游资投机等因素的影响,但是OPEC的“限产保价”才是推动油价上涨的根本原因(威廉·恩道尔,2008)。石油输出国通过OPEC组织协调石油供应量,多次成功地打赢了“价格保卫战”。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石油的国际价格,维护了OPEC成员国的利益。
(三)成立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实现金融定价
在现货市场上,大宗商品主要体现出商品属性,供求关系对大宗商品的价格走势起决定作用。而在期货市场上,大宗商品不仅具有基本的商品属性,还表现出流动性、风险性、收益性等金融属性(刘翔峰,2008),大宗商品价格不仅由供求关系决定,还要受到国家财政货币政策、资金供应和国际投机的影响。对于有着成熟期货品种和发达期货市场的大宗商品来说,其价格基本是由最著名的期货交易所的标准期货合同价格决定,期货市场已经成为大宗商品基准价格的中心。
以国际油价定价机制为例,目前世界最主要的三大石油期货市场都设立在发达国家,分别是纽约商品交易所、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和东京工业品交易所。纽约商品交易所能源期货与期权交易量占三大交易市场量的60%左右,其中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WTI)是全球交易量最大的商品期货,所有在北美生产或销往北美的原油都以WTI原油作为定价基准。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的北海布伦特原油是全球最重要的定价基准之一,英国和其它欧洲国家所使用的原油都以此为定价基准,占全球原油贸易的50%左右。日本石油期货市场交易量增长很快,在亚洲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尽管美国和英国的石油产量远低于OPEC国家,但是它们通过设立石油期货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国际原油期货价格。
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在农产品期货交易方面具有悠久历史。早在1848年就建立了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这也是当前世界上交易规模最大的农产品交易所。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玉米、大豆、小麦等农产品的期货价格已经成为国际农产品贸易的基准价格。此外,英国在有色金属期货交易方面也具有丰富经验。19世纪中期,英国曾是世界最大的钢和锡的生产国,1877年设立了伦敦金属交易所。目前,伦敦金属交易所是世界最大的有色金属交易所,伦敦交易所的期货价格是世界金属贸易的基准价格,其中世界铜产量的70%是按照伦敦金属交易所公布的正式牌价为基准进行贸易的。
“纽约石油”、 “CBOT大豆”和“伦敦铜”等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同,并一直成为全球石油、铜和大豆现货交易的定价基准。一旦期货市场规模足够大,市场份额足够大,就自然成为国际市场定价中心,从而进一步主导了该商品的国际定价权。相比之下,我国在建立稀土期货市场方面尚未起步,无法掌握稀土的金融定价,稀土的国际定价中心也无从谈起。
(四)实行资源战略储备制度
稀土不仅是一种重要的矿产资源,而且具有重要的科技和军事战略意义。然而,对这种重要的战略物资,中国并没有及时建立起国家战略储备制度。长期以来的过度开采和低价贱卖,不仅损害了我国的经济利益,而且危及到我国的经济安全。相比之下,美、欧、日本等,很早就开始实施战略资源国家储备制度,一旦重要矿产资源的价格出现异常波动,出现供应中断或短缺,他们即可将战略储备资源投放市场,调节市场供求关系,从而大大提高了在矿产资源价格上的话语权。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国家矿产资源战略储备的国家。1923年美国为了本国长期战略利益,在阿拉斯加北坡划出10万平方公里含油土地建立阿拉斯加国家海军石油储备基地,只探不采。1975年美国通过《能源政策与储备法》,授权美国政府建立高达10亿桶的国家战略石油储备。除了石油储备,长期以来美国禁止开发科罗拉多州、犹他州及怀俄明州的石油。美国对其他重要矿产资源的储备同样重视(傅新,2010)。例如,美国是世界最大的产铀国,但长期以来美国一直从国外大量购买铀作储备。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作为稀土储量仅次于中国的国家,却从1999年开始就采取封存等手段逐步停止开采本国稀土资源,转而从中国大量进口。在中国开始严格限制稀土出口之后,2010年3月美国国会众议员考夫曼提出议案,呼吁确认目前全球稀土的市场状况、外国对其战略价值评判、五角大楼和国内制造业的稀土供应链脆弱性等。并要求美国联邦政府成立特别跨部门工作组,以评估稀土资源供应链,并决定对国家和经济安全关键的稀土原材料进行战略储备。这说明美国已明确地将自身稀土战略储备的步骤进行了加速调整。
事实上,欧洲也在与美国相似的处境下做出了同样的选择,2010年年初,欧盟宣布建立稀土战略储备。根据欧盟委员会2008年11月出台的“原材料整合战略”,欧盟将在全球市场上寻求建立更好、更不易遭受破坏的原材料获取渠道,加大欧洲内部原材料勘探、开采力度,同时欧盟也将提高原材料利用效率、缩短循环利用周期,以减少欧盟的原材料需求量。
日本在1983年便出台了稀有矿产战略储备制度,其国内83%的稀土来自中国。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在购得大量稀土后,并不急于使用,而是将之存于海底,以应对未来能源之需。而近年来更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其所谓的“日元换稀土”策略,向拥有丰富稀土资源的贫穷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以换取稀土资源的稳定获取渠道。目前资源贫乏的日本贮藏的中国廉价稀土已足够其未来二十年所用。
三、国际经验对中国争夺稀土国际定价权的启示
(一)以政府为主导,提高产业集中度稀土
产业的产能过剩导致了稀土资源的廉价过量供给。当市场出现无序竞争无法自主调节时,政府应运用市场、法律及行政等手段淘汰落后产能,消减过剩的生产能力,促进产业的整合和集中。这样有助于减弱需求和供给刚性,提高企业的议价能力。国家应出台具体规划,确定生产的区域和相应的产量,对于遭受经济损失的地区通过转移支付进行补贴。此外,还需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充分运用行政手段和金融政策,加强稀土项目审批管理。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供地政策的项目,不得批准发放贷款和用地。关闭污染严重、资源量少、技术落后、设备陈旧、资金不足的小企业。采取更为科学的方式,综合考察企业的生产效率、环境保护、投入产出比、盈利水平等指标促进稀土产业的整合,尽快形成数个稀土龙头企业集团。
(二)组建中国稀土企业联盟,形成有效的“卡特尔”体系
长期以来,中国稀土企业未能统一和联合起来,分散经营,不能形成强势的谈判集团,也是中国失去国际市场定价权的重要原因。因此中国必须建立一套类似于OPEC的有效的“卡特尔”体系,统一协调稀土出口数量和价格、避免稀土价格剧烈波动,确保国际稀土价格的稳定,打破国外买家对稀土市场的控制。协调供给与需求是争夺国际定价权的重要策略。建立稀土企业联盟,除了要通过协调企业间的关系,对外实行价格垄断,避免相互杀价,利用共同的力量影响国际市场的价格。还要根据市场行情,调整稀土供应量,保持国际稀土市场上的供求平衡,从而稳定稀土市场价格,维护企业的长期利益。此外,立足国内市场、扩大内需也是协调稀土供求关系的重要途径。由于国内稀土市场消费有限,造成企业过分依赖国外市场,出口量约占总产量的70%,单一稀土和金属比重高达80%以上。企业为争夺国际市场,竞相向外商压价销售,造成稀土资源流失。因此,必须推进稀土技术开发与应用,促进稀土产业升级,减轻稀土企业对国外市场的依赖。
(三)发展国内期货市场,形成稀土国际定价中心
国际定价权问题使人们对期货市场有了更全面且深入的认识。对于那些拥有完善的期货市场的国家来说,无疑会在国际商品价格形成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定价权。虽然总体而言,我国期货市场仍未成熟,交易品种、交易规模有限,但是目前我国在期货市场建设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经验,例如,大连商品交易所成为世界非转基因大豆定价中心,上海铜期货也成为世界三大铜定价中心之一。由于我国是世界最大的稀土生产圉和供应国,因此,我国具有发展稀土期货市场并建立稀土国际定价中心的巨大潜力。稀土期货市场的全面健康的发展不仅可以有效调节国内稀土的生产和流通速度,还可以促进贸易行业、运输业和金融业的同步进步,并对现货市场的完善提供条件,从而为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争取主动性创造良好的条件。建设稀土期货市场,要严格规范期货市场交易,扩大期货交易规模,在品种创新、技术创新、合约设计创新、服务创新、交易、交割规则及风险管理制度创新方面争取更大突破,完善相对独立的市场监督机制(唐衍伟,2006)。只有永远把防范和化解风险放在首位,才能保障稀土定价权的获取。
(四)加快建立稀土国家战略储备制度
尽快建立国家稀土储备制度,对我国生产的稀土全系列产品进行战略储备。鉴于稀土特殊的战略地位,对我国内蒙古白云鄂博稀土矿、四川冕宁稀土矿、江西赣州离子型稀土矿等三大主要稀土矿,开采权应实施一矿一主的政策,这样也有利于从源头上控制稀土的产量;对其他一些较大的稀土矿,尽可能保护起来,作为储备、不进行开采;坚决取缔小稀土矿的开采。稀土收储必须有目的、有计划的进行。当国际市场上稀土价格较低时,可以进行保护收储,通过征收出口关税和实施出口配额等手段控制出口量,避免稀土资源流失;当稀土价格符合国家和行业利益时,则把稀土储备投放市场,实现稀土储备的合理轮换和经济利益。充分借鉴其它国家矿产资源战略储备经验,增强我国稀土产业的国际地位,打破国外买家对价格的控制,提高我国对稀土价格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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