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内外失衡和宏观经济政策－－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几点认识 |
| 王一鸣 2007-11-19 |
| 摘 要： |
2003年以来，我国已连续了4年的经济繁荣期，经济形势的基本面是好的；但也要清醒地看到，经济和投资高增长的潜在风险在加大。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三过"问题和流动性过剩是经济内外失衡的外在表现形式，其根源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解决当前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必须采取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相结合、治标和治本相结合的办法，最根本的是要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
| 关键词： |
内外失衡，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形势，流动性过剩，对外经济，粗放型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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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以来，我国已连续了4年的经济繁荣期，经济形势的基本面是好的；但也要清醒地看到，经济和投资高增长的潜在风险在加大。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三过"问题和流动性过剩是经济内外失衡的外在表现形式，其根源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解决当前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必须采取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相结合、治标和治本相结合的办法，最根本的是要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一、经济和投资持续高速增长的潜在风险在加大
首先，投资增速仍处在高位。今年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虽比去年同期有所回落，但增速仍达23.7%。当季投资增速回落，有可能是去年下半年调控投资带来的适应性回调，还难以得出是趋势性变化。由于金融体系流动性过剩和地方较强的投资热情依然存在，投资增速仍有可能反弹。
其次，信贷投放过多仍在延续。一季度，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新增1.42万亿元，几乎占到全年信贷投放预期目标2.9万亿元的50%。M1和M2增长19.8%和17.3%，比去年末分别高出2.3和0.3个百分点。M1和M2的"剪刀差"在去年末闭合以后重新扩大，定期存款活期化重新抬头，货币流动性增强。
再次，贸易顺差扩大势头仍在发展。一季度，贸易顺差达到464亿美元，同比扩大231亿美元。由于持续多年的投资高增长，源源不断地转化为生产能力，在超过国内市场需求的情况下，势必进一步扩大出口。按今年一季度的发展趋势，全年外贸顺差很可能会突破2500亿美元。
目前，可以看出的基本经济循环关系是：投资过快增长形成产能过剩，过剩产能在国际市场上找出路，形成巨额贸易顺差和经常账户盈余。同时，经济"繁荣"又吸引外来投资和短期资本流人，形成资本账户盈余。在现行外汇体制下，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和货币乘数作用，势必不断释放新的流动性，形成不断加剧的流动性过剩。而流动性过剩与现行增长方式和体制条件相互结合，又推动投资的过快增长，并形成产能过剩。
综上所述，当前经济运行中问题依然十分突出，经济形势好中有忧。由于持续多年的经济和投资的高增长，经济平衡关系在变化，深层矛盾在积累，潜在风险在加大。如果任其发展，"三过"问题和流动性过剩势必进一步加剧，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会趋于下降，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局面将难以持续。
二、"三过"问题和流动性过剩是经济内外失衡的外在表现形式
当前，经济运行中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和金融体系流动性过剩等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经济内外失衡的外在表现形式。经济内部失衡主要表现为投资与消费失衡，造成不断扩大的供给能力与最终需求的缺口难以通过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予以消化；经济外部失衡主要表现为过剩的生产能力需要在国际市场上找出路，造成过大的贸易顺差，加之大量资本流入，导致外汇占款迅速增加和国际收支失衡。
（一）投资与消费不平衡
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投资增长偏快，投资率呈现不断上升趋势，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2001年-2006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2.2%，远远高于按现价计算的GDP年均增长13.3%的速度，投资率从38%提高到42.7%，增加了4.7个百分点，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投资增长过快和投资率居高不下，固然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发展阶段有关，也有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形成的"人口红利"和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的作用，加之政府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较弱，有的学者认为，投资率高不是一个短期现象。但是，仅仅停留在这一判断上，不足以说明我国过高的投资率是否偏离了工业化阶段的"合理区间"。
从国际经验看，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加速阶段，随着社会储蓄增加和国家积累能力增强，以及社会基础设施和扩大再生产的需求不断加大，会出现投资快速增长和投资率上升的趋势。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都经历过一个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的时期。但即便在那个时期，日本和韩国的投资率也没有达到我国现阶段的水平。
显然，我国投资增长过快，投资率明显偏高，除了发展的阶段性因素外，必然还存在特有的经济结构、体制条件和增长方式的作用。
1、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
由于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和企业所得份额增长高于居民所得增长，政府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2001年的21.1%上升到2006年的24.2%。企业从2001年的15.1%上升到2006年17.5%；居民由63.8%下降到56.5%。政府所得份额不断增大，在政府职能尚未转变的条件下，必然直接和间接地推动投资高增长和投资率的攀升。企业可支配收入主要是较高的利润率带来的，而在高利润的驱动下，企业又会进一步扩大再生产和增加投资。近年来，银行信贷资金占企业投资份额不断下降表明，企业投资能力仍在不断增强。
2、政府职能转变和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
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扮演着重要的经济建设者的角色，而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却不到位。这就造成政府新增收入部分被大量用于工业园区和城市建设投资，而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公共服务支出严重不足。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由于国有资本预算制度迟迟没有实行，利润不分红，加之近年来垄断性领域利润大幅度增长，使其投资能力被过度放大。2006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8784亿元，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8072亿元，比上年增长27%。与此相比，2006年，我国财政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总计仅为6000亿元左右。
3、资源性产品价格扭曲和投资成本过低
长期以来，我国水电油等资源性产品和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价格受政府管制而明显偏低，劳动力相对过剩也使工资水平难以上升，投资成本被过度压低，直接推动了投资过快增长。投资成本和生产要素价格过低，又使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生产要素的投入，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缓慢，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特征更加明显。在生产效率没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力求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又进一步加剧经济增长对投资和生产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
（二）对外经济不平衡
我国的对外经济发展不平衡。近年来，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外汇储备大量增加、国际收支不平衡。持续的投资高增长，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低于投资增长，居民消费能力相对于生产能力不断萎缩，在国内市场难以消化不断扩张的生产能力的情况下，过大的生产能力就要通过扩大出口来释放，必然加剧对外经济不平衡。外贸顺差扩大和国际收支不平衡是对外经济不平衡的表现，而造成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深层原因是多方面的。
1、国际分工细化和产业转移加快
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经济开放度不断提高，发达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和地区加快将部分高技术产业的加工组装和非核心技术的研发环节向我国转移，促使我国成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中心。由于我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偏低，加之实施各项鼓励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进一步促使跨国公司不断向我国转移生产能力，导致出口部门不断扩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外贸顺差扩大是国际分工的细化和产业转移加快的必然结果。
2、鼓励出口的战略和政策
长期以来，为了追求经济的高增长和增加出口，我国采取了鼓励出口的战略和政策，包括在沿海地区设立大量以出口为导向的开发区，通过优惠政策大量招商引资，实行出口退税和对出口企业给予信贷支持和利率优惠等鼓励出口的政策，形成国内资源配置向出口部门倾斜。同时，在进口上实行配额管理和数量限制，以及推行外汇结售汇制度和用汇审批等。由于在宏观调控目标上过于关注经济增长、通胀和就业等目标，而对国际收支平衡重视不够，使得我国在战略和政策方面没能及时矫正向出口部门的倾斜。
3、汇率缺乏弹性和名义汇率调整作用有限
长期以来，我国名义汇率基本维持不变。2005年7月实行汇率制度改革以来，尽管名义汇率有所上升，但人民币汇率弹性区间偏小，加之国内通胀水平持续较低，在名义汇率升值的同时，实际汇率可能并没有相应升值甚至对一些主要储备货币出现贬值。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汇率制度改革以来，我国名义汇率明显上升后，外贸出口仍在大幅增长。从理论上讲，升值可以减少出口，增加进口，降低升值压力。但出口下降会加剧国内产能过剩，进而压低通胀水平，使实际汇率水平低于名义汇率水平，又会进一步推动出口增长和外贸顺差的扩大。
三、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内外失衡的根源
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经济内外失衡的根源是粗放型的增长方式。矫正内外经济失衡，必须追根溯源，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一）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本投入，客观上造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
"十五"时期，我国投资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比"九五"时期提高近1倍，投资驱动型特征十分明显。事实上，经济快速增长伴随投资高增长带来投资总量的急剧扩张，对经济新增量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效率持续高于消费，必然抑制消费率的提升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2006年我国消费率已经降到不足52%，其中，居民消费率降到不足38%。
（二）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低成本项目和要素的高强度投入，客观上制约了生产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十五"时期，我国能源、电力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比"九五"时期都提高1倍多，煤炭产量增长1倍多，钢材产量增长187%。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没有明显提高，产业技术进步在相当程度上仍是外源性的，而不是内生性的。
（三）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需.客观上制约了内需的可持续增长
长期以来，我国在战略上强调外向发展，政策上鼓励出口，地方政府不惜代价招商引资，造成国内资源配置向出口部门倾斜，出口成本降低。出口持续高速增长，不仅造成贸易条件恶化，出口效益下降，也加剧了内需与外需部门的发展失衡。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与一国的发展阶段有关。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国际经验表明，这个时期往往是经济结构加快变动的时期，也是资源消耗和要素投入强度较大的时期。我国经济增长总体上还处于"投资和要素驱动型"而不是"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型"阶段。因此，不能脱离发展阶段讨论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但是，即使与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比，我国增长方式粗放的特征仍然突出，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条件，主要症结是市场体系还不健全，资源要素价格扭曲，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市场主体特别是企业行为不规范；财税、投融资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政府资源配置权过多过大，使生产要素升值和资源环境压力没有通过价格信号传递给市场主体。而在粗放型增长方式占主导地位和现有体制下，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上往往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过度强调"赶超"和"跨越式发展"，依靠行政力量推动发展，客观上延缓了增长方式转变进程。
四、宏观经济政策取向
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也要在保持经济总量平衡的同时，围绕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进一步明确政策取向。
（一）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较大幅度地扩大公共服务支出
从已经采取措施的实际效果看，有效抑制流动性过剩和"三过"问题的蔓延和发展，单纯依靠调整法定准备金率、向商业银行发行票据和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虽然可以在一定时期起到缓冲作用，但要从根本上抑制流动性过剩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考虑到近年来政府预算内收入增幅较大和流动性资源中政府占有相当的份额，目前，是适度扩大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加快推进向公共服务型财政转型的最佳时机。要控制财政收入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将腾出来的资金用于加大对居民转移支付力度，通过扩大公共服务支出，有效置换出居民的消费能力，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1.将土地出让收益等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内管理。切断盲目扩大城市建设规模、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楼堂馆所的主要资金来源。
2.增加社会保障资金投入。特别是提高低保标准并扩大低保覆盖面，健全城市低保制度，并逐步在全国范围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3.较大幅度地增加基础教育特别是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基础教育投入。提高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水平，真正实现"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学，都能上好学"的目标。
4.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加快建设以社区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卫生服务体系，适时启动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
通过政府扩大向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可以达到增加居民消费的目标，为提高消费率作出积极贡献。
（二）改善初次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
当前及今后一个阶段，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之一是：有效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和提高消费率，政策着力点应是改善初次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重点应提高低收入农民、农民工和城镇低收入者的收入。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1、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
目前，我国有1.2亿农民工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已成为城镇非农产业就业的主体，由于农民工边际消费倾向强，提高农民工工资能够有效扩大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各级地方政府要尽快完善最低工资标准的有关规定，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引导企业增加工资性支出。
2、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继续实施直补政策，建立农民增收减负的长效机制。
3、适时取消利息税，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
考虑到价格水平不断上升，银行存款利率低于价格上涨幅度，实际上已经为负利率，取消利息税的时机已经成熟。
4、鼓励中等收入者增加收入
增强中等收入者对有效扩大消费需求的积极作用。
（三）调整出口导向战略和"奖出限进"的外贸政策.有效控制外贸顺差和国际收支不平衡
系统清理和全面调整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实施对出口既不鼓励也不限制的中性外贸政策。
1.逐步取消出口退税。考虑到近年来钢铁等高耗能产品出口增势过猛，短期内可以实行征收出口关税的政策。
2.适当提高加工贸易的门槛。限制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的加工贸易产品生产。
3.采取一些措施适当扩大进口规模。特别是国内市场有需求的技术类产品和资源类产品的进口。
4.加强对外资项目的准入管理。对一些地方盲目招商引资进行必要的限制。
（四）调整资源性产品价格，促进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
长期以来，我国水电油等资源产品和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价格明显偏低，加剧了资源的过度开发，造成对资源的过度需求和浪费，也在一定程度上误导资源性产业过度发展，致使产业结构升级缺乏压力和动力，客观上刺激了经济的粗放型增长。因此，资源性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改革问题应该提上议程了。
1.完善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矿、土地、水资源等各种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使资源价格不仅反映市场供需，而且充分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生态环境成本。
2.适当提高资源税。提高资源产区收益和公共服务水平，也有利于加大对资源开采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的治理力度。
3.在部分垄断性领域放宽市场准入。将价格调整与引入市场竞争结合起来，将放松政府价格管制与垄断行业改革、引入竞争、强化监管结合起来。
4.健全和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五）深化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促进经济内外平衡
调整汇率主要不应是人民币单纯升值，而是加大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力度。事实表明，单纯调整名义汇率对抑制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过快增长，收效并不明显。当前，应该逐步稳定汇率水平，以制止汇率不断升值的预期，同时继续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1.进一步降低外汇市场的进入门槛。增加外汇市场的参与主体，放松对外汇工具的管制，丰富外汇交易品种。
2.加快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扩大汇率浮动区间，稳定人民币升值预期，促进经济内外平衡。
总之，要通过多种政策组合，减少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度依赖、对资源和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以及对工业规模扩张的过度依赖，从根本上缓解"三过"问题和流动性过剩，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努力把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好势头保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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