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禀赋与污染红利 |
| 张乐才 2011-09-19 |
| 摘 要： |
为了探究污染红利的形成，本文对环境禀赋的形成机理以及环境禀赋转化为污染红利的约束机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从环境禀赋形成机理角度分析，污染红利的形成受生产、贸易与技术发展制约；从环境禀赋转化为污染红利的约束机制视角分析，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倾向于产生污染红利；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则倾向于抑制污染红利。为了检验该研究结论的正确性，本文用浙江数据对之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与研究成果总体相符。 |
| 关键词： |
污染红利，公共管理，环境禀赋，约束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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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为了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现象进行解释，经济学界从不同角度对之进行了有益探索：第一种理论是环境生产要素理论。Siebert、Baumol和Oates等认为，污染实际上是一种生产要素，一国如果环境禀赋丰裕，则该国会生产污染密集型产品；Lopez、Thampapillai等指出，由于把污染要素当作红利使用会招致环境污染，故政府必须建立完善的产权保护机制、市场交易机制和严厉的环境标准，才能阻止环境的不断恶化。第二种理论是“环境库兹涅茨假说”。Grossman和Krueger从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三个方面阐述了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Panayotou进一步指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是一种倒U型的库兹涅茨曲线关系，在经济发展初期，环境污染会随着经济发展而增加；在经济发展步入发达阶段后，环境污染会随经济发展而减少。
从上述综述可以看出，学界对污染红利的形成及其作用均进行了有价值的研究，也均存在可继续探究之处。从环境生产要素理论视角分析，该理论对污染红利的作用以及如何抑制污染红利进行了较具价值的研究；然而，污染红利作为环境生产要素的一种比较优势，其形成机理到底如何？环境生产要素理论对此未给予明确回答。从环境库兹涅茨理论视角分析，该理论对经济增长影响环境禀赋的因素进行了研究，这实际上为探究污染红利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然而，该理论对环境禀赋转化为污染红利的约束机制着墨甚少，有待后续研究对此进行补充。
有鉴于此，本文构建了一个描述污染红利形成的理论框架，研究发现：其一，从环境禀赋形成机理的角度分析，污染红利受生产、贸易与技术发展约束。其二，从环境禀赋转化为污染红利的约束机制视角分析，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倾向于产生污染红利；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则倾向于抑制污染红利。笔者利用浙江1986-2008年相关数据对上述研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证实了上述研究结论的正确性。
二、理论分析框架
（一）环境禀赋与污染红利的形成机理
环境禀赋揭示了一国环境资源供给的丰缺状况，当环境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使用时，其利用强度受环境禀赋制约…。如果区域环境禀赋较高，意味着环境禀赋转化为污染红利的潜能较强；反之，如果环境禀赋较低，意味着该区域环境禀赋转化为污染红利的潜能较弱。由于污染红利受环境禀赋约束，故要探究污染红利的形成机理，应先探究区域环境禀赋的形成机理。
Perman认为，污染是生产的副产品，生产的数量决定了污染的数量；当生产增加时，污染随之增加；当生产减少时，污染也会随之减少。Grossman和Krueger进一步指出，随着生产增加，经济规模会越来越大j如果其它约束条件不变，则由生产所带来的污染会越来越多，区域环境禀赋越来越差。此外，Grossman和Krueger还指出，生产影响环境禀赋的特征受经济发展阶段约束，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生产对环境禀赋的影响方式不一样。当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与资源密集型产业占主导地位时，生产影响环境禀赋的主要方式是破坏自然资源；当重工业和石化工业占主导地位时，生产影响环境禀赋的主要方式则是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排放的大量增加；只有当高新技术产业与服务业占主导地位时，生产对环境禀赋的影响才是有利的。故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生产发展不利于环境禀赋提高；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生产发展则有利于环境禀赋增强。此外，经济学界认为，除了生产会影响环境禀赋以外，贸易与技术也会对环境禀赋产生影响。
技术影响环境禀赋的内在机理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直接作用。该作用一方面表现为成本效应，另一方面表现为资源利用效应。所谓成本效应是指技术进步能降低人类治理环境污染的成本，环境治污成本的降低会减少企业等治污主体治理环境污染的阻力，从而提高了治污主体积极性并最终使环境禀赋增强；资源利用效应表现为技术进步会提高环境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污染排放，从而提高区域环境禀赋。如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利用技术进步使燃料尽可能充分燃烧而减少排放到大自然的残余物就属于此类。第二，间接作用。技术进步对环境禀赋的间接影响体现在技术进步促使经济增长方式发生转变，带来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从而使污染减少，环境禀赋增强。如技术进步使区域产业结构从化工、钢铁等污染密集型产业转向电子信息等污染较少的产业即属此类。
贸易影响环境禀赋的作用机制表现为对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其改变环境禀赋的性质不同。从发达国家角度分析，Copeland认为，为了保护国内环境、节省国内资源，发达国家会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然后再根据比较优势原理，通过国际贸易方式从发展中国家进口污染密集型产品，从而达到在本国抑制把污染要素当作红利进行生产的经济行为，故贸易会促使发达国家环境禀赋增强。从发展中国家视角分析，由于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相对较低，产业结构落后，其在国际贸易过程中污染密集型产品具有比较优势，而非污染产品则不具比较优势。于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发生贸易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污染密集型产品会源源不断地流向发达国家，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污染密集型产品生产增加，而污染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会导致污染大量排放，使得发展中国家环境禀赋急剧减弱。故从贸易角度分析，贸易会使发达国家污染排放减轻，环境禀赋增强，却使发展中国家污染排放增加，环境禀赋降低。
然而，由于大气、水和土壤等自然环境有一定的污染自净能力，部分污染会被自然环境吸收，因此，从环境自净视角分析，当其它条件相同时，环境生态较强的地区比生态脆弱地区具有较高的环境禀赋。故除了生产、贸易与技术会影响环境禀赋状况以外，环境自净能力也是影响环境禀赋的重要因素。当然，如果污染持续增加，超过了环境自净能力，此时，不管原来环境禀赋状况如何，污染会随着生产的增加而迅速增加，此时的环境自净能力对区域环境禀赋的影响不再存在。
上述分析表明，从环境禀赋形成机理视角分析，生产、贸易与技术均会影响区域环境禀赋，由于区域环境禀赋会影响污染红利，故污染红利的形成也受到生产、贸易与技术发展制约。由此，我们有如下假设：H：污染红利受生产发展、技术进步和贸易发展约束。
显然，上述假设的形成是基于这样两条逻辑：第一，生产、技术与贸易会影响区域环境禀赋；第二，区域环境禀赋会影响污染要素供给，即如果区域环境禀赋较高，意味着环境禀赋转化为污染红利的能力强；反之，如果环境禀赋低，意味着环境禀赋转化为污染红利的能力弱。然而，为什么有些环境禀赋较高的国家不把污染当作红利使用，而有些环境禀赋较弱的国家反而把污染当作红利使用呢？显然，第二条逻辑暗含了一个假定，即我们假定环境禀赋转化为污染红利的机制是一个自发产生过程而不受其它因素约束，故会出现环境禀赋高的地区存在污染红利，环境禀赋低的地区不存在污染红利。然而，环境禀赋转化为污染红利的机制并非由自发机制驱使，而是会受到经济发展阶段制约。鉴于此，我们决定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环境禀赋转化机制进行探究。
（二）环境禀赋转化为污染红利的约束机制
Copeland指出，由于每个国家经济发展状况与污染状况不同，其国内公民对环境质量的需求标准也不相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环境标准和环境政策。这些不同的环境标准与政策即反映了各个国家对污染红利的不同忍耐程度。故一个地区要形成环境比较优势，不仅要考虑该地区环境禀赋状况，还要考虑该地区对环境禀赋的需求。当某地区对环境质量的需求较低时，该地区会倾向于产生污染红利；当某地区需求高质量的环境时，该地区会抑制污染红利。为了全面分析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各经济主体对环境质量的需求特点，本文有关环境需求机制的分析沿着个人、企业和政府的逻辑思路展开。
从个人角度分析，污染红利的形成取决于居民收入对环境质量的需求弹性。如果收入对环境需求的弹性较大，则当居民收入增加时，人们对环境质量的需求会迅速增强，污染被当作红利使用的经济行为会受到人们的制约；如果收入对环境质量的需求弹性较小，当收入增加时，污染被当作红利使用的经济行为受到的制约相对较弱‘I1]。Panayotou发现，高收入时的环境需求收入弹性大于低收入时的环境需求收入弹性，故收入水平越高，人类对环境质量的需求越迫切。就经济不发达地区而言，由于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人们关注的焦点是如何摆脱贫困和获得快速的经济增长，加上初期的环境污染程度较低，环境吸污能力相对较强，此时人们对环境服务的需求不高，环境服务仍然被视为奢侈品，故人们对把污染当作红利使用的经济行为容忍度较高。随着国民收入提高，产业结构变化，入们的消费结构也随之变化，人们自发产生对优美环境的需求，从而会主动采取环境友好措施，逐步减缓乃至消除把污染当作红利使用的经济行为。
从企业视角分析，污染红利的形成与企业的发展阶段相关。当一国经济从以农耕为主向以工业为主转变时，随着工业化步伐加快，企业对环境要素的需求越来越多，环境消耗速率开始超过其再生速率，由于环境生产要素被过度使用，故环境质量急剧下降；当经济发展到更高水平时，由于产业结构升级，能源密集型为主的重工业向服务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企业对环境要素的需求开始减少，这就是环境要素使用的结构效应。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将不再过于依赖资源的开采与能源品的消耗，而是技术革新、生产率提高以及管理、组织形式创新，从而大大缓解了工业对环境生产要素的需求，污染被当作红利使用的生产方式逐渐减少；而到了服务业为主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后，由于服务业对环境生产要素的需求更少，故污染被当作红利使用的生产方式被彻底抑制。
就政府视角而言，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为了解决发展问题，政府会尽力为各主体（特别是企业）创造发展的条件，甚至是一些优惠条件，于是该时期政府对企业环境污染的规制约束相对较小，企业因而获得了污染这种廉价的生产要素。当经济增长进入较高阶段以后，随着居民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政府开始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环境的管理，如加强立法、加大排污征税力度，加强对污染严重企业的规制、制定绿色标准等等，企业在遇到了外界的一系列信号后，开始调整自己的行为，如购买治污设备、淘汰产能落后的机器和进行科技创新等，故污染被当作红利使用的生产方式受到抑制。
上述分析表明，从环境禀赋转化为污染红利所受约束条件分析，污染红利的形成具有如下特点：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初级阶段，随着工业化步伐加快，企业对环境要素的需求较大，故污染要素会被过度使用，从而使得污染被当作红利使用的生产方式出现；此阶段的人们由于收入较低而能容忍把污染当作红利使用的经济行为；而政府为了解决发展问题，其对企业的环境规制相对较弱，污染红利由此形成。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到高级阶段，企业对环境要素需求开始减少，个人因收入提高而对环境质量的需求增强，政府为了顺应这一潮流，会对把污染当作红利使用的经济行为进行抑制，于是，污染红利逐渐消失。由此，我们有如下假设：H：污染红利受收入水平产业结构和政府作用约束。
三、基于浙江经验数据的实证研究
（一）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1.变量选取。前面的分析表明，由于生产与平均收入相关性很大，故我们的实证分析主要检验污染红利是否受到人均GDP、对外贸易、技术投入、结构效应与政府作用5个变量的约束。
①污染红利：对于污染红利指标的选取，本文参照Mohtadj的标准，用浙江历年废气污染排放总量对之进行表征，用符号GAS表示，单位为万吨。
②人均GDP：本文人均GDP指标用人均实际GDP表示。文章以1985年实际价格为基期，用各年人均名义GDP剔除价格因素后得到人均实际GDP。实际GDP计算公式为：实际GDP=名义GDP/价格指数，单位为万元。
③结构效应。文章沿袭蔡昉和王德文的研究，用历年资本劳动比对其进行表征。即结构变化=年末物质资本存量／年末从业人员人数；物质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按照不变价格进行资本存量核算，核算公式为：Kt=Kt-1（1-Ct）+It。其中，Kt为第t年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资本存量；Ct为第t年的折旧率；It为第t年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新增投资量。结构效应用符号STR表示，单位为万元。
（D对外贸易。本文对外贸易用历年实际外贸出口量表示。文章以1985年实际价格为基期，利用名义出口贸易量剔除价格因素后得到实际外贸出口总量。其计算公式为：实际出口总量=名义出口总量值／价格指数。外贸出口总量用符号TRA表示，单位为万元。
⑤技术投入。本文技术投入用历年实际技术投资表示。文章以1985年实际价格为基期，利用名义技术投入剔除价格因素后得到实际技术投入总量。其计算公式为：实际技术投入=名义技术投入／价格指数。技术投入用符号TECH表示，单位为万元／人。
⑥政府作用。政府作用由历年政府实际污染治理投资表示。该指标也以1985年实际污染治理投资数量为基期，利用名义治理投资总量剔除价格因素后得到实际治理投资总量。其计算公式为：实际污染治理投资总量=名义污染治理投资总量／价格指数。政府作用由符号GOV表示，单位为万元。
2.数据来源。本文废气污染红利数据与政府污染治理投资数据来源于历年《浙江环境统计年鉴》与浙江环保厅相关资料；人均GDP、结构效应和外贸出口数据来源于历年《浙江统计年鉴》。
3.计量模型选取。为了分别衡量人均CDP、外贸出口、技术投入、结构效应与政府作用对浙江废气污染的不同影响，本文采用的实际计量模型为：
LNGAS=α0+α1 LNGDP+α2 LNTRA+α3 LNTECH+α4 STR+α5 LNGOV+ε
在实际估计中，根据估计结果的D.W统计值判断回归残差是否存在序列相关问题，并相应在估计方程中加入AR项，以消除模型的序列相关现象。文章采用逐步递减变量的方式进行回归。首先，将人均GDP、技术投入、对外贸易、结构效应和政府作用等5个控制变量采取强迫回归形式进行回归分析。其次，根据统计显著性大小，将最不显著的因子剔除，再用余下回归因子进行回归分析，直到全部回归因子均显著为止。
（二）实证检验
1.模型的总体估计结果。表1显示，方程（1）将LNGDP、LNTECH、LNTRA、STR、LNGOV全部作为回归因子置于模型右边进行回归，结果发现，LNTECH、LNGDP、LNTRA三个变量的t统计量均不显著，尤以LNTECH为甚，其t统计量为-0. 32，P值为0.75，于是剔除LNrIECH后继续进行回归检验。方程（2）是在方程（1）的基础上剔除LNTECH后所进行的回归分析，表1显示，方程（2）的各项回归系数均在5%的统计范围内显著，故我们以方程（2）作为本文的最终回归结果。
表1：以废气总量为被解释变量的OLS回归
2.实证结果分析。表1显示，从废气污染红利视角分析，浙江人均GDP、外贸出口、结构效应与政府作用对污染红利形成有较大影响。
LNGDP对LNGAS的影响为负，表示人均收入增加有利于废气排放的减少，说明浙江人均收入增加有利于抑制把废气污染当作红利使用的经济行为。方程（2）表明，人均收入对废气污染回归系数的t统计量为-2. 46，其P值为0.03，在5%水平下显著。该发现与我们的理论分析是一致的，即人均收入变化会引致污染红利变化。方程（2）显示，人均收入增加会导致污染红利减少，说明浙江人均收入增加会抑制废气污染红利。Panayotou指出，随着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其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他们有较高的意愿购买严格环境标准下生产的产品，这会抑制把污染当作红利使用的经济行为。本文有关浙江人均收入与废气污染红利的回归结果与Panayotou的研究结论相符。
LNTRA对LNGAS的回归符号为正，‘表示浙江外贸出口增长会增加废气排放，说明浙江外贸出口增加会强化把污染当作红利使用的经济行为。方程（2）显示，外贸出口对废气污染回归系数的t统计量为2. 45，其P值为0.03，该P值在5%水平下显著，故浙江外贸出口是影响废气污染红利的重要解释变量，该结论同样与我们的理论分析相符。文章第二部分的分析表明，由于发达国家为了保护国内环境，会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从而达到在本国抑制把污染要素当作红利进行生产的经济行为；由于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相对较低，产业结构落后，其在国际贸易过程中污染密集型产品具有比较优势，为了求得贸易平衡或贸易盈余，发展中国家被迫将污染当作红利使用而大量生产污染密集型产品。《浙江统计年鉴》显示，浙江的主要出口商品为机电、纺织服装、塑料制品、农副产品、鞋类和家具等行业产品，这些产品主要属于污染密集型产品。①因此，浙江外贸增加实际上是利用了污染红利而增加了产品出口，说明目前浙江经济发展还是处于发展中阶段，没有步人发达阶段。
STR对LNGAS的回归符号为正，表示结构效应会增加废气排放，说明浙江经济结构优化强化了把污染当作红利使用的经济行为。方程（2）表明，结果效应对废气污染回归系数的t统计量为3. 35，其P值为0.00，在1%水平下显著，故结构效应是影响废气污染红利的重要解释变量，这证实了文章前面的理论分析。Grossman和Krueger认为，结构效应表现为不同发展阶段对环境影响的方式不同，当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与资源密集型产业占主导地位时，经济增长对环境造成污染的主要方式是破坏自然资源；当重工业与石化工业占主导地位时，经济增长会导致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排放大量增加；只有当高新技术产业与服务业占主导地位时，经济发展对环境保护才是有利的。2009年《浙江统计年鉴》显示，目前浙江的主要工业产业为纺织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业、塑料制品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等，这些产业主要是污染密集型产业。这表明目前浙江产业结构还处于污染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发展阶段，该阶段由于利用了污染红利，故表征结构效应的资本劳动比增加会导致废气污染增加。
LNGOV对LNGAS的回归符号为负，说明浙江政府作用有利于抑制把污染当作红利使用的经济行为。方程（2）表明，污染治理投资对废气污染回归系数的t统计量为-2. 04，其P值为0.05，在5%水平下显著，故浙江政府作用是影响废气污染红利的重要解释变量。当Grossman和Krueger发现了环境污染与人均收入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后，社会上曾出现了一个不谨慎的政策建议，该建议认为，“由于人均收入提高最终会带来干净的环境，故经济增长可以当作治理环境问题的疗方”；人们应该更多地关注经济增长，所谓环境问题只是一个过渡现象，这种现象最终会因经济的增长而由市场自发解决。对此，Grossman和Krueger经过研究后指出，“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会是一个自发的结果……有效的措施需要从市场自发调节转向政府规制”。Torras进一步指出，政府政策不仅可以改变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使其变得更扁平或更尖陡，还可以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出现时期提前或推迟，故政府政策是抑制污染红利形成的重要工具。显然，本文的计量符合Grossman和Krueger与Torras的研究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本文把技术因子从回归模型中剔除，但方程（2）显示，LNTECH对LNGAS的回归符号为负（尽管统计上不显著），表明技术发展对污染红利形成有一个负效应，说明浙江的技术水平会抑制把污染当作红利使用的经济行为。
上述分析表明，浙江人均GDP、外贸出口、结构效应与政府作用均会影响污染红利形成。其中，浙江人均GDP增加与政府作用有利于抑制污染红利的形成；外贸出口与结构效应则促进了污染红利的形成；尽管技术投入在统计上不显著，但其倾向于抑制污染红利的形成。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为了探究污染红利的形成，本文对环境禀赋形成机制与环境禀赋转化为污染红利的约束机制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其一，从环境禀赋形成机制视角分析：当区域环境禀赋较高时，其转化为污染红利的潜能相对较强，由于环境禀赋受生产、贸易与技术因素制约，故污染红利也会受生产、贸易与技术因素制约。其二，从环境禀赋转化为污染红利的约束机制视角分析：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企业对环境要素的需求较大，故污染要素有被过度使用的可能；由于此阶段的人们对环境质量的需求相对较低，人们能容忍把污染当作红利使用的经济行为，而政府为了解决发展问题，其对企业环境污染规制也相对较弱，故污染红利就产生了。随着经济发展，企业对环境要素的需求开始减少，个人对环境质量的需求开始增强，故政府会对把污染当作红利使用的经济行为进行抑制，于是，污染红利开始逐渐消失。
本文的回归结果与上述研究成果总体相符。首先，浙江人均GDP增加与政府作用有利于抑制污染红利的形成。其次，外贸出口与结构效应则促进了污染红利的形成，这是由于目前浙江工业产业主要是污染密集型产业，故浙江外贸增加实际上是利用了污染红利而增加了产品出口，其资本劳动比增加实际上是增大了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因此，外贸出口增加与结构效应均促进了污染红利形成。最后，尽管技术投入在统计上不显著，但其倾向于抑制污染红利形成。
本文结论的政策含义是：首先，应加大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抑制力度。我们的研究显示，由于浙江工业产业主要是污染密集型产业，故其外贸出口增加与表征结构效应的资本劳动比增加均促进了污染红利的形成。因此，为了彻底抑制污染红利，应加大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抑制力度。其次，鉴于人均收入增加对污染红利具有抑制作用，故明智的污染红利规制措施不仅在于政府治理资金的投入，更应重视居民收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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