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危机与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
| 刘福寿 2010-10-12 |
| 摘 要： |
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世界经济发展方式的脆弱均衡，一方面严重冲击了我国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另一方面也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提供了历史机遇。本文认为，现阶段我国应该以创新为手段，抓住“低碳经济”等未来经济增长点，提高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
| 关键词： |
金融危机，不均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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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危机揭示全球经济发展方式的不均衡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已发生三年有余，在各主要经济体的共同努力合作之下，借助全球大规模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救助与刺激，世界经济已开始复苏。尽管如此，由于此次危机基本的深层次的原因尚未根除，危机的余波不断，如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就不断给世界敲响警钟。究其根源，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方式的不均衡是本次危机的更宏观、更深层次原因。近20年来严重失衡的世界经济格局决定了危机发生的必然性。
当前，人们对现在的全球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已普遍达成共识，全球经济再平衡成为现实的要求与趋势。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正在放弃过去单纯靠金融创新和信贷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努力通过“再工业化”、促进出口、严格金融监管和回归传统金融模式等手段，形成新的具有战略制高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时也给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未来发展带来了挑战。
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全球经济发展方式被称为“刀刃上的均衡”，实质上是一种持续的失衡。目前，西方主流人士认识的所谓全球经济失衡主要是指贸易的不平衡，并认为贸易的不平衡就是世界上若干个国家有大量的贸易顺差，聚集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尽管这些国家可以在金融危机中安然无恙，有惊无险。但却造成了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工人工作的丧失，经济结构的冲击。这种认识存在片面性，只看到一些表面现象。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到，导致这种全球经济发展方式不均衡的基本制度因素是与黄金脱钩了的美元具有特殊的世界货币地位，并且美国受其自身经济发展模式决定滥用了美元的霸权地位。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经济进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利用美元所具有的特殊的世界货币地位，通过长期贸易逆差和对外发行国债向全球透支，支撑着其国内高消费和低储蓄的经济运行格局，而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贸易顺差大国和中东等石油输出地区则通过向美国出口廉价商品和能源换取美元储备，并用以购买美国国债和其他资产，为维系美国经济运行的再融资提供保证，从而形成了对外需较为依赖的发展模式和外向型的生产结构。两方面互为镜像，进而达成了美国和新兴经济体、石油输出地区之间的“刀刃上的平衡”。
但这种平衡是不能长久的，美国靠发行纸币一美元来维持本国高消费，剥削世界人民，这是支撑不了多长时间的，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打破了这种脆弱的平衡，美国居民消费能力大幅下降，进口下滑，直接影响到其贸易伙伴国家，并将全球经济拖入严重的经济危机。这表明如果世界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不解决，金融危机的影响就难以彻底消除。一年多来实体经济复苏迹象并非来自于经济结构失衡的改善，而是主要依赖于财政刺激和“库存回补”的需要，这些外部驱动力又会逐步减弱。这表明，只要世界经济调整到新均衡的过程不结束，金融危机的影响就会持续存在，并会不断产生新的“余震”，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即是其中之一，因此，深刻认识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是当前亟须解决的工作。
二、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挑战
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亟需转型。近年来，虽然我国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认识正在深化，但是经济结构的不合理、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等问题给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带来了不利影响。中国企业大多普遍处在全球制造业的低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时，受其严重冲击，成千上万家缺少自主创新能力的出口外向型制造企业很快沉没，大批工人失去工作。因此，国际金融危机是一面镜子，清晰地照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起到了倒逼作用。虽然在“保增长、扩内需”一揽子计划的实施下，我国经济逐渐企稳回升。但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经济回升基础还不牢固，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国际经济环境更为复杂。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后国际上的很多市场是一个推倒重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创新无疑是最重要的排序标准，谁能创新，谁就抓住了机遇。因此，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贸易保护主义使我国出口贸易和传统制造业面临巨大压力，具体表现在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端上。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出于增加就业的政治压力，需要增加出口、限制进口，不可避免地出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美国彼特森研究局Williamson和Cline（2008）的研究报告声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大约低估了21.4%，其研究成果被作为证词提交到美国国会，要求将中国定义为汇率操纵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撰文指责中国正在进行利率操纵，“将本就不足的需求从其他国家虹吸般夺走”。今年3月，美国参议员舒默再次抛出议案，并启动立法程序，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也发布报告称中国“操纵汇率”是导致美国对中国贸易长期出现逆差的重要原因，进而造成美国在过去8年里流失了240万个工作岗位。一时间，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论调四起，但是仔细分析金融危机的原因，以及世界贸易不平衡的根源，不难发现压迫人民币升值的做法是极端错误的。原因在于，首先，国民储蓄是影响一国贸易平衡的关键因素，如果美国不提高这项指标，而仅仅压迫人民币升值，其贸易逆差难以大幅减少。其次，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多边的，人民币升值只能减少美国对中国的逆差额，而减少的这部分将被转至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国家。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美国压人民币升值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减少本国的贸易逆差，而是要借机打垮中国，消除一个竞争对手。其实这些国家的制造成本都要高于中国，额外产生的费用相当于税收，将变相转嫁到美国消费者身上。对于美国政府决策层而言，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高度重视，反映了其一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政治姿态和霸权主义，即一方面它靠中国提供大量廉价商品，养肥了自己，另一方面又责怪中国将它养得太肥，以至丧失了出口能力。然而贸易保护政策只会导致整体社会福利的损失，不是帕累托最优状态。历史经验表明，在经济危机时期，往往贸易保护主义容易抬头，原因在于各国唯恐在贸易保护中落后于他国而遭遇损失，结果会争先恐后实施保护政策，这种在贸易保护政策选择上的“囚徒困境”，最终会使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肆虐。当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各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情况下，我国出口水平很难回到危机前的水平，依靠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短期内面临较大压力。
投资拉动型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持续。吴敬琏（2008）用大量历史数据论证了过去30年我国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以旺盛的出口需求来填补内需不足，将过剩工业产能大量输出，使高经济增长得以维持。此次金融危机彻底宣告了以美国为主的经济体过度透支的消费不可持续，如果我们继续依靠投资推动经济增长，则过剩的产能将不再会被外部吸收，因此，改变投资拉动型发展方式迫在眉睫。2009年我国投资对GDP的贡献率为92.3%，拉动GDP8个百分点，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非常手段，大规模的国内投资为保持我国经济稳定增长做出了贡献，但是，国外市场短期内难以恢复，严重过剩的产能无法得到消化，如果我们继续依靠投资推动经济增长，则过剩的产能将不再会被外部吸收，投资拉动型增长方式无以为继。
我国要实现消费拉动型经济发展方式，目前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一是国民收入水平较低，收入分配体制不均衡。从1978年到1984年，我国基尼系数稳定在0.16的水平。而从1984年开始，基尼系数一路攀升，到2007年已达到0.473，收入分配问题直接关系到居民消费倾向，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点。二是高房价对消费的“挤出效应”过大。目前的高房价不仅是国民收入的第三次分配失衡，而且严重限制了居民的其他消费能力，去年全国商品房销售总额增加1.9万亿元，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加1.68万亿元，说明2009年我国居民增加的收入花在住房与其他商品上的钱的比例为1：0.88，即53%的消费是购房消费。三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2009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为6.62%，而德国超过50%，美国超过30%。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约束了居民消费的能力。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增加劳动要素的报酬、调节收入分配的手段、遏制资产泡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疏导经济结构调整的路径。
金融危机同时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机遇。这个机遇是淘汰落后产能的“时间窗”，是发展新兴产业的“新起点”，是开拓新市场的“导航仪”。危机通过市场机制这一“看不见的手”使得落后生产力逐步退出市场，警醒我们在国外开始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注意提前布局，同时启示我们除欧美之外还有东盟、中东、非洲等潜力巨大的新兴市场。
三、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举措
1.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有布局全球产业链的大视野。当今的国际企业竞争已经从单一产品的竞争，转变为赢利模式的竞争、价值链的竞争和产业同盟的竞争，这就要求我们以更高更广的战略视野，谋求产业链竞争中的系统优势。产业链的形成迫切需要我国内地企业“走出去”。我国近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积累了大量财富，截止2009年，我国对外净资产总额已经接近7千亿美元（Laneand Milesi-Ferretti，2007），占GDP总额的22%，但是外部资产大都集聚在外汇储备，并没有获得实体经济的控股权，而且我国外部财富产生了负的“估值效应”，使得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反而为发达国家提供资本。因此，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们可以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调整这种不正常的外部资产结构：（1）支持龙头企业纵向一体化整合产业链。我国部分企业已处于行业领头地位，在行业龙头整合产业链过程中，金融的杠杆效应可以使其更快地放大市值，处于与国际巨头竞争的有利位置。（2）逆周期支持高市值企业参股跨国公司。我国进入世界500强的公司排名越来越靠前，他们可以利用一些占据产业链高端的老牌跨国巨头受到金融危机冲击、股权价值被低估的“天时”，参股这些拥有全球战略资源的跨国公司。此外，发电设备、轨道机车、汽车等行业的成熟企业也可以利用强大的订单配置能力，考虑直接参股上游的跨国公司。（3）对外汇储备进行多元化配置，利用我国外汇巨额储备投资增加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力和零售终端的控制权。向上游看，在油价和商品价格下跌的背景下，动用外汇进行战略能源储备以及其他资源储备，可以获得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力。往下游看，欧美经济的消费需求终将恢复，未来零售业“渠道为王”的模式不会改变，未雨绸缪控制下游零售终端从长期看裨益无穷。同时，鼓励银行业把支持实体经济的重点放在全球产业链布局的谋划上，借助金融支持在整个产业链附加值最高的环节分一杯羹。
2.以创新为手段，摆脱“微笑曲线底部陷阱”。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下形成的产业链中，只有处于曲线两端，从事研究开发、产品设计、品牌营销、物流管理、金融等服务的企业能赢得高附加值和盈利率，而处于中段，进行加工、组装、制造等的企业只能获得低附加值。目前，中国仍处于产业链中段，以廉价劳力和环境污染为代价获得低附加值。因此，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能一味追求制造业规模，避免陷入“微笑曲线”底端的“丰收贫困”陷阱，要促使企业靠核心技术向价值链的两端充分延伸。创新是获取高层次竞争优势的唯一途径。历史经验表明，科学技术的几次巨大发展都为经济复苏，迈向更深、更广的方向指明了道路，并且成为经济的发动机。为了应对此次金融危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将刺激经济的重点放在新能源、低碳经济、第三代通信技术等领域。美、欧、日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已公布的刺激经济计划中，都准备通过政府投资或鼓励私营部门投资，加大这些领域的研发生产力度，实现向低碳经济的转型。与国外相比，我国目前缺乏具备这类创新能力的企业，因此，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有鼓励创新、容忍失败的社会氛围，孕育一大批富有变革意识、有活力的企业。对于金融业如何支持创新，我认为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方面是以金融业自身的改革创新凸显作为现代服务业的产业功能，作为现代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业自身的改革创新直接决定着其支持经济发展的效能；另一方面，银行业金融机构需要通过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来支持创新型企业发展。
3.制造业并非夕阳产业，我国需要继续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目前，我国作为新兴“世界工厂”为全球提供了大量价廉物美的工业产成品，但是原本的“世界工厂”德国却将自己定位为“世界工厂的制造者”，为“世界工厂”提供专用的机械设备，成为先进制造业的代名词。从德国制造业长盛不衰的经验，可以借鉴以下几点。（1）制定严格的国家工业标准。（2）大力扶持中小企业的国家战略。德国中小企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德国政府对中小企业一贯的特别扶持，他们已经把促进中小企业提升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3）实践精细化管理。企业做强离不开先进的管理方式，质量管理要落实在每一个实质性的行动上，彻底摆脱“求数量、求速度”的传统管理观念。
4.在低碳经济这一未来经济增长点上应及早布局。当前世界各国公认低碳经济将有机会成为克服危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亮点。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具有潜力的碳减排市场和最大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供应方，我国每年可提供1.5亿吨至2.25亿吨二氧化碳核定减排额度，这意味着每年碳减排交易额可高达22.5亿美元。如何利用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减排角色不同和我国减排额度供应优势，在能源金融发展博弈中占据主动，值得我们思考。
目前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良好时期。2012年《京都议定书》到期之后“碳关税”已是大势所趋。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如果“碳关税”全面实施，中国制造业可能将面临平均26%的关税，出口量可能下滑21%。因此，发展低碳经济就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应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第一，提高对碳资源价值的认识，各部门之间开展通力合作。我国要在低碳经济的全球博弈中占据主动，就必须把握时机。首先在政府、企业、中介机构等全社会范围内提高对碳资源的认识，了解碳资源的重要性；然后开展相关宣传和培训教育，努力进行能力建设，各部门各司其职、相互协作。政府部门培育国内碳交易市场、在新能源利用方面采取“低碳优先”原则、通过国家补贴的方式降低新能源使用成本、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企业开展减排技术革新，鼓励国内企业的减排意识和相互交易行为；企业应积极研发并改善减排工艺和流程，富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可参与国内碳交易。
第二，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碳交易体系。温室气体排放权是有限的环境资源，也是国家和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我国需要学习借鉴国际上碳交易机制，进一步研究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碳交易体系，建立全国性的交易平台，培育国内碳交易市场，通过金融市场发现价格的功能，实现碳交易市场化、标准化。同时，鼓励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进入早期碳交易。多层次的碳交易市场需要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相对应。低碳技术的开发、减排项目的实施在早期都存在巨大风险，适合以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52-金融方式参与，而不是银行的贷款融资。因此，我们需要创造良好的政策、制度、法律环境，大力鼓励风险投资基金和其他私募基金等介入低碳经济活动。
第三，鼓励银行机构采纳“赤道原则”，大力开展“绿色信贷”、各种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创新。“赤道原则”是由世界主要金融机构根据国际金融公司和世界银行的政策和指南建立的，旨在判断、评估和管理项目融资中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的一个金融行业基准。这项准则要求金融机构在向一个项目投资时，要对该项目可能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进行综合评估，并且利用金融杠杆促进该项目在环境保护以及周围社会和谐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目前赤道原则已经成为国际项目融资的一个新标准，全球已有超过60家金融机构宣布采纳赤道原则，项目融资额约占全球融资总额的85%。我们可以鼓励我国更多的银行机构采纳“赤道原则”，让银行业一方面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另一方面促使银行更加注重长期利益而非短期利益，将自身发展目标和社会目标统一起来，实现银行和社会价值的“双赢”。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我国的碳交易体系还不健全，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低碳经济的主要方式还是以信贷支持降低碳排放的经济活动，发达国家围绕碳减排权，已经形成了以直接投资融资、银行贷款、碳指标交易、碳期权期货等一系列金融工具为支撑的碳金融体系。因此，我国应在全球能源金融新博弈中积极争取主动权，开展低碳掉期交易、低碳证券、低碳期货、低碳基金等各种低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创新，改变中国在全球碳市场价值链中的低端位置，获取国家最大的战略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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