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构变动下对外经济政策调整分析 |
| 张一 2008-10-20 |
| 摘 要： |
我们把中国经济划分为五个部门：居民、企业、政府、涉外部门和银行，在资金环流中，每个节点的流量必须相等，本文从6个恒等式构成的分析框架内，分析近年来我国的宏观经济变动过程。 |
| 关键词： |
对外经济，宏观调控，GDP，生产消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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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析框架：各宏观部门的资金流量关系
我们把中国经济划分为五个部门：居民、企业、政府、涉外部门和银行，在资金环流中，每个节点的流量必须相等。
居民部门的基本资金流量关系可用式（1）表示：
W-CP=△SD+△Bond（1）
其中W代表居民货币收入，CP代表居民消费收入（其中C为居民消费、P为价格水平），△SD为居民新增储蓄存款，△Bond表示新增公债。在这里，不考虑居民手持的现金。
企业部门的基本资金流量关系用式（2）表示：
I-（YP-W-TP）-Se=△BLE+△F1-△ED（2）
I为企业投资，YP为企业名义收入，TP表示企业上缴的税收，Se表示政府对企业的补贴，△F1表示外商直接投资所形成的外汇储备增量。企业投资是通过企业留利YP-WTP、政府补贴Se、外商直接投资形成的外汇储备增量△F1和银行净贷款△BLE-△ED获得资金。
政府部门的基本资金流量关系用（3）来表示：
GP+Se-TP=△BLG+△Bond-△GD（3）
其中GP表示政府购买、对非企业部门的转移支付，△BLG表示政府新增贷款。该式表示政府财政赤字（GP+Se-TP）是由新增公债和向银行借款弥补的。新增政府存款数额一般较少，在以后的分析中将忽略不计。
涉外部门的资金流向关系用（4）表示：
EX=△F2（4）
EX表示净出口，△F2为净出口所形成的外汇储备增量。
银行体系基本资金流量关系为（5）
△BLE+△BLG+△F1+△F2=△SD+△ED（5）
这是一个简化了的银行资产负债表。
由上面5个公式我们可以推出宏观恒等式：
Y=C+I+G+EX（6）
上述6个恒等式中，前5个是独立的。第6个恒等式的得出表明：5个宏观部门资金流量的平衡意味着整个宏观经济的平衡。下面，我们便在上述6个恒等式构成的分析框架内，分析近年来我国的宏观经济变动过程。
二、2001年以来宏观经济结构变动及其影响
2001年以来，国民经济增长开始加速，尤其是2003年以来，GDP连续5年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率，与此同时，2007年以前，消费者价格指数增长保持在4%以内，出现了一个长时期高增长、低通胀的过程。总体而言，这一轮的经济增长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居民消费相对于收入下降的更快，新增居民储蓄形成了资金重要供给来源
改革开放以来，直至2001年以前，中国宏观经济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居民货币收入的增长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急剧上升。但是2001年以来，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发生了有利于企业、政府的变化，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出现了下降的趋势。根据收入法统计，劳动者报酬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2001年为51.5%，到了2006年，降为40.6%，下降了将近11个百分点。从财政收入以及企业利润的增长数据来看，劳动者报酬比重减少的趋势在2007年进一步延续。与此同时，2001年，居民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45.2%，到了2006年，下降为36.2%。从绝对数量来看，2001-2006年，劳动者报酬增长了70.8%，而居民消费增长62.8%，这意味着，居民消费要低于劳动者报酬的增长速度。在公债增长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必然带来△SD较高的增长速度。由此可知，尽管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有利于企业和政府的变化，但是居民较高的储蓄倾向仍然导致储蓄的增速快于收入增长，是货币供应量（M2）增长的根本原因。从我国情况来看，尽管M2增加了，但在2008年以前，价格指数仍然保持平稳。因为M2的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流通手段的增加，完全可以由债务的增加进行消化。
（二）高投资部分消化了通货膨胀压力
前面已经提到，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已经发生了有利于政府和企业的变化，尤其是大幅度向企业倾斜。从具体数字看，2001年到2006年，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18.8%上升到30.7%。由于国民收入分配向企业倾斜，在企业获利较高的情况下，如果没有高投资，从式（2）可知，对资金的需求就会相对下降，居民较高储蓄倾向以及企业留利增加所带来的货币供给就无法转换为债务的增加，从而直接进入流通环节，带来通货膨胀压力。从资金恒等式也可以看出，资金需求必然等于资金供给，在资金需求减少的情况下，资金供给也应相应的减少。从式（1）可知，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金供给减少意味着价格的相对上涨，同时，投资需求不旺必然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两方面力量的作用，最终意味着经济陷入“滞胀”。从长远来看，必要的投资率是保持国内供给能力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证，尤其是在现阶段我国的基础设施、企业技术水平等还是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实现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也必须一个较高的投资率。同时，高投资在短期内消化通货膨胀压力的同时，本身也带来了对一些基础性原材料和相关产品的旺盛需求，从而推动了这些产品价格上涨，随着价格由上游向下游传导，在另一方面带来了需求推动的通货膨胀压力。
（三）政策优惠倾向于外资、外贸带来了宏观不稳定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考虑到现阶段的就业压力和技术缺口，引入外部资金发展本国产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储蓄缺口已经逐步消失，内资企业也已经逐步成长起来，完全有能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时候，我国引资政策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尤其是2001年以后，一些地方处于政绩的考虑，以零地价、税收优惠等政策，吸引了大量成本驱动的外商直接投资。这些受成本驱动而吸引来的资本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往往是劳动密集型、土地密集型产业或者高技术产业的劳动密集部分，这些产业技术外溢有限，增值率也相对较低，对国内产业发展带来的更多的是挤出效应而不是协同效应。更长时间看，有可能将我国锁定在国际分工的低端环节。
第二，成本驱动的投资是出口导向，带来出口迅速增加的同时，候鸟效应比较明显，一旦成本出现上升的势头，有可能出现大规模撤资的情况。目前，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外资撤退的苗头。
因此，我们有偏政策而引入的外资并不能起到我们以市场换技术的目的，相反，现阶段的巨额顺差所带来的外汇占款、未来的利润汇出、可能存在的撤资风险，都是导致宏观不稳定的潜在因子。
由式（4）、（5）和（6）可知，出口一方面是GDP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口的增长是GDP快速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出口意味着国民储蓄让渡给国外，在内需不足，需要高投资来支撑的时候，高出口无疑带来了福利损失。
（四）政府财政收入大量增加是投资增长的一个副产品
2001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的另一个明显变化是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部门倾斜。由于税收增长得益于投资的快速增长，在创造GDP的同时，在税制一定、税收监管不断改善的情况下，政府财政收入得到迅速的增加。同时，在其他条件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财政收入的增加，将减少财政赤字，并进一步减少政府的贷款和公债发行数量。由于现阶段平衡预算的财政制度，尽管政府收入大量增加，但是并不会带来政府存款的相应增加。如果不考虑政府转移支付的乘数效应，仅从资金流量表可以发现，政府收入的增加实际上是减少基础货币的供给。
三、经济走势及其对策分析
（一）关于通货膨胀
1、通货膨胀压力压力加大。从通胀根源上看，在开放条件下，短暂的供给失衡很快就能够由市场机制得到纠正，一种或者几种产品供给短缺并不是持续的通胀压力来源，多种因素决定了现阶段控制通胀任务的艰巨性。
首先，通货膨胀的货币根源并未消失。近年来，我国货币供应量持续以远高于GDP增速的速度增长。一般认为，我国超规模货币供应量传导到价格层面，大约有6－12个月的时滞。2002年以来，货币供给的高速增长并没有传导到价格层面，除了时滞以外，还有前面提到的价格因素。鉴于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年初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状况，预计年内通胀压力显著下降的可能性不大。
其次，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依然存在。2002年以来，全球进入新一轮的增长周期，在全球经济持续高涨的带动下，从2003年起，资源、能源等大宗商品已经出现了一轮新的上涨，目前尚未看到结束的迹象，带来目前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在价格高位上，2007年以来，我国进口大宗商品价格继续上升。食品类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因素直接进入CPI；铁矿石等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因素构成企业的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指数，间接构成CPI上涨压力；油气等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则加大了政府价格管制的难度。
第三，中下游企业消化上游价格上涨因素的能力近于枯竭。2007年以前，尽管经济高速增长，但是相应的CPI指数增长保持在4%以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下游产业产能相对过剩、竞争激烈，上游产品价格向消费者传递的渠道被切断。但随着人民币汇率升值，环保、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调整，下游产业利润空间的进一步收窄，上游涨价因素向消费者价格传导的通道被打通。从2007年第4季度开始，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与原材料购进指数的差距已经开始缩小。
2、政策上要协调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矛盾。从经验数据看，如果通货膨胀达到8%，并持续半年以上，通货膨胀将很难控制。诸多国际经验表明，持续的价格上涨必然带来宏观不稳定。在收入分配结构出现了重大调整，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下，通货膨胀最大的问题是一些基本生活品的上涨已经超过了一些普通群众的可承受程度，因此稳定价格已经是经济生活中的首要议题。
一方面，要切实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通过货币政策，切实控制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要利用收入分配中政府掌握比较多资源这一背景，要积极发挥财政政策在结构优化中的作用，加大财政对弱势产业与弱势群体的转移支付，最大限度减少价格增长对弱势行业与弱势群体的冲击。
（二）关于固定资产投资
过去的几年里，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速度继续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一种观点是投资过热是目前通货膨胀的根源，但是从我们前面分析可以知道，在分配结构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情况下，如果企业不扩大投资，那么大量的企业盈余与居民储蓄就会进入流通领域，同样也会出现需求推动的通货膨胀。而且从中长期来看，资本积累速度的方面将导致未来供给品的减少，从而进一步带来未来通货膨胀的压力。
目前投资最大的问题来自于投资的短期推动力以及投资目的。但是从投资的短期推动力来看，目前很多的投资都是地方政府在政绩观的主导下，通过提供廉价土地和其他一些承诺的背景下，短期内推动起来的。从短期看，由于成本较低，投资效益还是比价明显，但是投资的长期效率和效益很难保证。以一些资源型产业以及高耗能、高污染行业为例，这些产业就是以牺牲未来的福利来换取现在的利益，利润高并不代表有效率。而且随着资源税、环境补偿等各项政策逐步落实，一些资源型产业以及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盈利能力已经有所下降。从投资的目的性来看，目前的投资更多的是为了满足投资的需要而进行的投资。在目前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背景下，尤其是对一些行业进行信贷控制的情况下，一旦一个行业出现萎缩，极有可能迅速传导到其它领域，导致需求出现大规模萎缩，最终带来通缩的危险。
（三）关于消费
数据显示，我国国民消费对国民总产值的贡献率已从2002年的43.6%下降到2006年的38.9%。针对消费不足的问题，一些学者提出了要以各种方式刺激来刺激居民消费，例如完善消费信贷等等。在政策执行上，针对农村消费不足问题，财政甚至以直接补贴的方式，落实诸如“家电下乡”等政策，以此来推动居民消费。在居民收入在收入分配中所占的份额不断减少，政府的保障性支出例如各项社会保障等又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对以下几个问题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第一，从现阶段的情况来看，消费不足最基本的原因是在收入分配中，居民所占份额不断减少，导致居民消费不断减少。同时，政府的消费不足也是导致国民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第二，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年龄结构相对年轻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目前还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不能盲目与发达国家或者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简单的类比，希望短期内达到发达国家70-80%的消费率。从实现赶超式发展任务来看，提高供给水平应该是目前比提高消费率更重要的任务；从我国现阶段的年龄结构来看，相对较低的消费率也是符合我国年龄结构比较年轻这样一个发展阶段。第三，在客观条件决定了当前一个较低水平的消费率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如降低利率或者针对性的财政政策，或许能够在暂时提高消费率，但从长远来看，政策的作用都是短暂的。而且从国际经验来看，不顾发展阶段而盲目的提高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最终可能会导致居民的支付危机，如20世纪20年代盲目推行信用消费导致支付能力不足，最终导致了大萧条；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韩国为了刺激内需，大力鼓励信用卡消费，导致了信用卡危机。
四、结构变动下的对外经济政策调整方向
（一）坚持人民币改革方向不变
前面已经分析了现阶段通货膨胀的原因，从理论上讲，在国际收支顺差的情况下，不升值或升值不够快最终会导致通货膨胀恶化。在目前所谓的输入型通货膨胀情况，一定幅度的升值一定程度上还是有利于消化目前的通货膨胀率。CGE模型的模拟计算结果显示，在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以汇率升值比加息能够更有效的抵御价格上涨对实体经济带来的冲击。
从外贸发展过程来看，除了现在的发展阶段带来的劳动力无限供给以外，包括汇率政策在内的有偏的外贸政策也是导致外贸顺差过快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这些政策导致了目前外贸顺差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牺牲国内福利的基础上的，例如人为压低的人民币汇率实际上就是以牺牲国民储蓄来满足国外的消费。正如前面已经分析指出，这种单纯依靠价格的粗放式外贸发展方式往往竞争力较弱，一旦出现成本上升的情况，可能出现前面已经出现的企业外迁现象，带来宏观不稳定。
在现阶段，坚持人民币现阶段的改革方向不变，人民币升值一方面在减少外贸顺差的同时，通过价格机制促进外贸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同现阶段的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目标正好并行不悖，目前也是人民币适度升值的有利时机。
（二）审慎推进资本项目开放
在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压力下，一种观点就是可以加快推进资本项目的开放，鼓励国内资本流出，以减少人民币升值压力和国内的流动性压力。必须指出，资本项目开放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最终的结果是方便了资金的快速流入和流出，在经济发展方式尚未真正转型，抵御风险能力还比较弱，产业发展尤其是金融业发展与发达国家还是存在差距的情况下，贸然推进资本项目开放，除了增加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加大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以外，并不能真正减少升值和流动性压力。而且资本项目的开放是一个长期的、结构性的改革，由于涉及到法律、制度等因素，是不可逆的，从本质上而言，也不能成为短期的、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工具手段。一旦资本项目开放以后，如果出现贬值压力或者流动性短缺，考虑到国家信誉，除非出现重大危机，很难重新进行资本项目的管制。
必须看到，现阶段的升值与流动性压力，与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有着密切联系。作为一个发展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来弥补储蓄和投资双缺口，一定程度上是解决发展陷阱的重要出路，但是现阶段，很多的FDI是地方不计成本的招商引资的结果。如果要从资本角度解决升值压力和流动性过剩，更应该关注引入的质量问题，而不是急于放开资本项目。因此，要审慎推进资本项目的开放，尤其是对证券投资的放开，考虑到目前的投资资本可能带来的冲击，更要谨慎对待。从现阶段的国情来看，适当推进以国有企业的“走出去”战略，是解决流出资本收益过低的一个重要手段。而且这种资本项目的部分放开一定程度上是可逆的，可以有效地应对一些风险冲击。
（三）防止外贸政策出现“过调”
巨额的外贸顺差带来宏观不稳定，为了达到国际收支平衡，调节外贸顺差已经成为对外政策的一个重点。为了达到在短时期内达到这一政策目标，除了人民币升值以外，一些财税政策、产业政策也不断发生调整，以期在短期内达到贸易平衡，人民币缓慢升值是通过价格机制逐步纠正外贸的有偏状况，是一个在中期内发生影响的政策机制，而财税政策和产业政策的调整对于外贸尤其是出口的影响是在短期内发生作用。我们必须认识到外贸顺差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贸易平衡应该是一个中长期目标。以有偏的外贸、外资政策来发展对外经济固然会带来福利损失，但是如果期望短时间内达到扭转改变外贸顺差过大这一情况，也会带来宏观不稳定。尤其是在现阶段，人民币升值以及外需有可能相对萎缩的情况下，要防止一些外贸政策出现“过调”，防止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况。
首先，目前的出口型产业尤其是加工贸易产业，针对的都是国际市场，很难满足国内市场需要，如果外贸调整过急，就有可能导致大量的产能被闲置浪费。其次，除了政策因素以外，外贸的发展，与我国现阶段劳动无限供给密不可分，存在其客观必然性。如果急于调整外贸政策，大量出口导向、劳动密集型产业必然受到影响，有可能对本已严峻的就业形势带来影响。最后，从经济结构变化可以看出，目前收入分配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居民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下滑，在这一状况没有得到改善以前，包括鼓励信用消费等在内的刺激消费政策可能在短期内起到效果，但是最终会导致支付能力不足。因此，在逐步改变居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之前，急于调整出口政策，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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