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日本为鉴，中国会陷入资产负债表型衰退吗 |
| 丁安华 2022-06-29 |
| 摘 要： |
近期，关于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讨论突然火起来了。一个明显的起因在于，今年以来我国居民部门的信贷增长，包括房贷、消费贷和经营贷大幅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的现象。私人部门（企业和家庭）资产负债表出现“缩表”的迹象，自然引发对资产负债表型衰退的担忧。资产负债表型衰退这一理论的出处，源于对上世纪90年代日本资产泡沫破灭后经济陷入长期衰退的解释。其主要逻辑是，私人部门的系统性去杠杆行为，会导致经济陷入持久的衰退。 |
| 关键词： |
经济衰退，消费能力，贷款业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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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关于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讨论突然火起来了。一个明显的起因在于，今年以来我国居民部门的信贷增长，包括房贷、消费贷和经营贷大幅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的现象。私人部门（企业和家庭）资产负债表出现“缩表”的迹象，自然引发对资产负债表型衰退的担忧。
资产负债表型衰退这一理论的出处，源于对上世纪90年代日本资产泡沫破灭后经济陷入长期衰退的解释。其主要逻辑是，私人部门的系统性去杠杆行为，会导致经济陷入持久的衰退。显然，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需要我们重新走入历史现场，追问日本经济30年发展困境背后的真实原因，探讨对中国的启示意义，回答一个长久萦绕不去的问题：我们会重蹈覆辙吗？
一、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历了由出口带动的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两次石油危机之后，日本的低油耗经济适用型轿车大规模出口北美，电视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在全球市场异军突起，经常项目顺差不断扩大，外汇储备大幅增加，经济快速起飞。
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国内市场相对封闭，引进外资也不积极。美国为什么会容忍对日贸易长期巨额逆差？这里有地缘政治的原因。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为拉拢日本对日本采取了放任的态度，美日之间的贸易矛盾让位于地缘政治需要。进入七八十年代，美国深陷石油危机和越南战争的泥潭，经济陷入滞胀，国内政治与社会矛盾激化。80年代之后，中美、美苏关系相继改善，日本对美国的地缘政治价值下降，美日之间的贸易矛盾自然突显出来。
1985年签订的《广场协议》中，美国要求日本放松汇率管制、实行金融开放。随后，日元对美元快速升值，仅仅一年时间从240升至150，对日本出口行业造成重大冲击。为了减轻日元升值压力、保护日本的出口，日本央行采取持续5年的宽松货币政策，不断降低基准利率。货币大放水的结果，导致银行放款泛滥，地价、房价和股市大幅上升，资产泡沫得以形成。有趣的是，日本多年的宽松货币政策，并没有导致消费物价的明显上行，这让政策当局放松了警惕。
直到1989年5月，日本央行才开始采取强烈的紧缩性措施，18个月内连续上调基础利率3.5个百分点（从2.5%升至6%），1990年，日本股价开始暴跌，次年房地产价格崩盘，资产泡沫终于爆破。
二、不良资产出清：日本陷入衰退
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地价、房价和股价急速崩跌，金融体系坏账飙升，导致银行资本金严重不足，融资中介功能丧失，社会融资和信贷增长停滞，日本陷入持续的经济衰退。
令人唏嘘的是，在股价、房价双双下跌之初，日本于1991年开始征收地价税，加快房地产市场的崩盘。不良贷款飙升，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严重受损。直到1998年取消地价税，此时大多数银行机构均陷入深度的经营危机，银行破产现象蔓延，金融体系陷入系统性危机。日本同年成立金融监督厅，开始认真处理银行不良资产问题。政府先后投入了60万亿日元（相当于GDP的14%）的公共资金，用于存款保障、坏账剥离和补充银行资本金。
企业部门在泡沫经济期间积累的不良资产，需要出清（去杠杆）。但是，这一过程极为漫长而痛苦。这可能与日本式公司治理和企业文化相关，例如财阀体系、年资制度、交叉持股等。同样，在住宅价格快速下行的背景下，家庭部门也迫切需要“去杠杆”以减轻负债，导致私人消费和投资快速萎缩，信贷需求崩盘。
去杠杆过程使得资产价格陷入螺旋式下滑的恶性循环，尽管日本央行大幅降低名义利率，但名义利率受到零下限的制约。持续通缩之下，实际利率通常不减反升，投资和消费需求进一步下挫，形成一个不断自我实现的通缩预期，这一问题长期困扰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日本学者辜朝明将之称为资产负债表型衰退。
三、资产负债表已经修复，为什么还是停滞不前
经过多年的兼并重组、化解不良和补充资本，日本的银行业经历了一场彻底的洗牌，资产负债总规模大幅缩水。银行体系不良率从顶峰时超过10%降至2005年9月的2.5%，到2007年再下降至1.5%，融资功能得以恢复。不过，此时的日本银行体系，与昔日的辉煌相比已经面目全非。
至此，日本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得到修复，原有的资产泡沫消失殆尽，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基本出清，银行融资功能全面修复，私人部门信贷恢复增长，央行资产负债表大幅扩张。但是，日本经济还是没有根本性起色。可见，原有的资产负债型衰退理论，无法解释近15年日本的低增长、低通胀（通缩）、低利率现象。日本长期发展的停滞，绝非短期资产泡沫后遗症这么简单，一定有更为深刻的长期性、结构性原因。
为寻找长期停滞背后的深层原因，学术界逐渐将眼光聚焦到日本特定的人口因素之上。日本劳动人口1991年见顶，总人口2008年回落，老龄人口占比快速攀升，成为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劳动人口和青少年人口迅速萎缩，老龄抚养比（每百劳动人口抚养多少65岁以上的老龄人）升至48，在可预见的未来还将上升。
一国的产出增长，取决于劳动人口、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一个基本共识是，日本劳动力萎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负面的，短期不可逆转。若要对冲人口因素的负面影响，需要在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上有明显的正向贡献。遗憾的是，在这两个方面日本的表现依然不理想。
老龄化加剧背景下，内需严重不足，日本企业在资本开支上一直非常保守和谨慎，资本投入增长明显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同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在下行。在劳动人口收缩的同时，日本近年还修改《劳动基准法》限制劳动时长，每单位劳动人口的劳动时间减少。这些都导致经济增长乏力甚至停滞。
四、创新型经济发展不尽如人意
日本的优势产业，都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产物，集中在汽车、电视机、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光学仪器等行业。近20年来，这些传统行业受到新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半导体、人工智能和新能源产业革新的剧烈冲击。日本创新型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在移动互联和人工智能时代处于落后的位置。一个可靠的证据是，日本的创业股权投资基金规模偏小，创业投资市场不活跃，没有出现如同美国硅谷或中国深圳这类创业十分活跃的区域。日本初创公司每年获得的风投资金仅为十亿美元量级；与之对应，美国和中国初创公司每年融得的风险资金可达到百亿甚至千亿美元量级。
为什么日本会在新一轮技术创新中落伍？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原因可以有很多方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还是与老龄化相关。日本目前的人口年龄中位数为49岁，高于中美10岁。高科技创新，大多源于年轻人的冒险活动。麻省理工的调研发现，校友创业的年龄存在日益年轻化的趋势，最活跃的首次创业年龄段从上世纪70年代的30－40岁，下降到目前的25－35岁。日本人口逐渐老化，日益偏离最佳的创业年龄窗口，也许是他们在此轮以移动互联、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为主的创新浪潮中被抛下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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