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宏观调控研究”联合课题组  2011-03-07
摘 要: 本文认为,经济分析不能局限于总量分析,应该深入到中观层面,乃至微观层面;经济失衡是主导产业出问题所致,如果仅从总需求与总供给角度来分析,是倒果为因,难以得出正确结论。为此,本文在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主导产业理论、主导消费需求理论和产业运行轨道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中观经济学的基本框架,提出了中观分析方法和新的经济预测方法,阐述了不需要借助扩张性或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新思路。
关键词: 中观分析,总量分析,经济预测,宏观调控

--从中观经济学视角

  一、引言
  

  传统宏观经济学是从总量角度来研究和分析国民经济活动的。它存在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没有微观基础。虽然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从千百万个经济主体中抽象出有代表性经济主体,作为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但是微观世界千差万别、千变万化,又岂是几个代表性经济主体所能准确反映出来的。因此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第二个问题是宏观分析方法过于抽象和理想化,将总需求与总供给相等的总量均衡作为主要方向。但现实生活远没有那么简单,不仅总供给及其各个组成部分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和运行轨道,而且总需求及其各个组成部分也有自己的变化特点和转换规律。不去研究这些规律和特点,单纯分析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显然是将复杂的经济现实看得过于简单了。
  第三个问题是建立在传统宏观经济理论基础上的政府干预(即宏观调控),运用扩张性或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以恢复总需求与总供给表面上或形式上的相等来消除经济失衡。殊不知宏观经济失衡并不是它的所有组成部分同时失衡造成的,而是其中某一部分失控引起的。正像一个人生病,不可能是身体的所有部位都出问题所致,而只能是某一部位失常造成的。因此总量失衡是果,局部失衡是因,但传统宏观经济学却本末倒置,将总量失衡当成因,因而不就出问题的部门(产业)寻求解决之道,而单纯在总量上找出路,难免有张冠李戴之嫌,很容易落入局部生病、整体吃药的误区。这也是政府干预难以达到预期目的,总是在通货膨胀与经济衰退之间疲于奔命的原因。
  从以上三个问题可以看出,仅仅从总量上研究国民经济活动是远远不够的,应该逐步深入到经济内部的各个方面、各个角落,即从宏观层面进入到中观层面,然后再进入到微观层面。本文主要探讨中观层面,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中观经济学的基本框架。
  
  二、中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中观经济学是以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或产业作为研究对象,探索它们的变化特点和运行规律。中观经济学和中观分析方法建立在以下4个理论之上。
  1.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中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是静态与动态相结合,其中动态分析方法尤为重要。它要从经济发展的长河中观察各个产业的地位、作用的变化过程,从中寻找它们的变化规律。而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为研究各个产业地位的升降、变迁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
  从经济学界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每个经济发展阶段都以某一产业来命名。如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同的三阶段划分法,将经济发展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服务社会三个阶段,就分别以农业(第一产业)、工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为标志。这难道是一种巧合吗?当然不是,它既是经济发展的真实写照,也反映了各个阶段的主要特征,即这些产业都曾经在某一经济发展阶段发挥过关键性作用。
  但三阶段划分法也不完备,如果进一步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工业化过程是一个以轻工业为主向重工业为主转变的过程,因而工业社会又可细分为轻工业阶段和重工业(也称重化学工业)阶段。这样,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从三阶段论发展到四阶段论:农业社会阶段、轻工业阶段、重工业阶段、服务社会阶段,从而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2.主导产业理论。这里所说的主导产业是指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的主导产业。它的主要标志是在这个发展阶段,其比重最大或活力最强,因而成为推动该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或最大动力。显然,能符合这个条件的产业,在每个经济发展阶段只能有一个。
  要确定各个经济发展阶段的主导产业,首先需要用中观分析方法将国民经济细分为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和服务业四大产业。然后在每个经济发展阶段比较各个产业比重的大小,比重最大或作用最大的产业就是该阶段的主导产业。例如,在农业社会阶段,农业的比重最大,也就很自然地成为该阶段的主导产业;在轻工业阶段,虽然轻工业比重不是最大,但工业比重是最大的,而轻工业比重超过重工业,因而它作为工业的代表,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主导产业;在重工业阶段,重工业比重超过轻工业,从而代表工业成为该阶段主导产业;在服务社会阶段,第三产业比重超过工业,成为该阶段主导产业。其实,仅从各个经济发展阶段的名称就可以知道它们的主导产业。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史也证明,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和服务业都曾在不同时期先后担任过主导产业的角色,以至每个经济发展阶段都深深地打上了它们的烙印。那么,它们为什么能先后成为主导产业呢?这就涉及到主导消费需求理论。
  3.主导消费需求理论。根据经济学基本原理,消费决定生产,因此要解释一些产业所以能先后成为主导产业,就必须掌握消费需求的变化规律,建立主导消费需求理论。所谓主导消费需求是指某一经济发展阶段,在总消费需求中所占份额最大或影响力最强的那一种消费需求。
  如何从各个经济发展阶段寻找出主导消费需求呢?这需要运用中观分析方法将总消费需求,细分为衣食住行和服务,其中食为农产品;衣为轻纺产品,它属于轻型消费品;住和行指住房和家用小汽车(其广义包括公共交通),由于它们主要是重工业生产出来的或重工业提供主要部件,因而统称为重型消费品;服务指第三产业产品。于是总消费需求就细分为农产品需求、轻型消费品需求、重型消费品需求和服务需求4个部分。
  如果将4大消费需求与四大产业放在一起,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供求关系,即农业是满足国民对农产品的需求;轻工业是满足国民对轻型消费品的需求;重工业是满足国民对重型消费品的需求(当然还有生产资料需求等,下文将加以说明),第三产业是满足国民对服务的需求。
  从各个产业如何满足人们的4大消费需求,我们可以发现消费需求,特别是主导消费需求的变化规律。
  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初期--农业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虽然人们对衣食住行和服务都很需要,但限于生产能力低下,只能首先满足迫切程度最大的消费需求,即食物需求,所谓民以食为天。于是,食物需求成为主导消费需求,农业也随之成为主导产业,其他消费需求,如衣、住行、服务等只能置于次要地位,部分加以满足,其生产部门也就成为次要产业。这时的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农业社会特征。
  随着生产力发展、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经过长期努力(上千年),农业产量有了很大提高,能够基本满足人们对食物的需求,于是农产品需求从主导地位降为次要地位,农业也从主导产业降为次要产业。而衣、住行和服务等需求的地位开始上升。但当时社会生产能力,虽然能大批量生产轻工业产品,却还无力大规模生产住房等重型消费品。至于服务需求,它属于精神需求,只有在物质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才能成为主导消费需求,因此轻型消费品需求就自然成为主导消费需求,轻工业成为主导产业,经济发展也就进入了第二阶段。当然在该阶段,农产品需求、重型消费品需求和服务需求也会有所增加,并带动其生产部门发展,但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发展速度上都要低于前者。
  以后,工业得到长足发展,不仅能基本满足国民对轻型消费品需求,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余力大规模生产重型消费品,于是轻型消费品需求就从主导地位下降到次要地位,轻工业也降为次要产业,重型消费品需求和重工业则上升到主导地位,经济发展进入了第三阶段。同时,农产品需求、轻型消费品需求和服务需求因人口增加和收入提高而有所增长,并带动其生产部门相应发展。
  当生产力的发展能够基本满足国民对重型消费品需求以后,服务需求和第三产业就上升到主导地位,经济进入了第四阶段。
  从当前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已经进入第四阶段的后期;中等发达国家处于第四阶段的初期或中期;发展中国家有的处于第二或第三阶段;有的甚至处于第一阶段。我国已经解决温饱(吃穿)问题,工业比重已最大,而且重工业产值超过轻工业产值,因而处于重工业阶段的中后期。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从动态角度来看,消费需求的变化是一个主导消费需求不断转换的过程,或者说是主导消费需求不断转变为次要消费需求和次要消费需求不断转变为主导消费需求的过程,而每一次主导消费需求的转换都意味着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开始,这也为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提供了重要依据。
  第二,从静态角度来看,消费需求结构是一种主次结构,主导消费需求处于中心和主要地位,它决定着总消费需求的发展方向。而次要消费需求则处于受制的从属地位。社会生产要优先满足主导消费需求,即使主导消费需求由于某些原因出现萎缩,其所闲置的社会生产能力也很难用于增加次要消费需求的供给。因为人们对主导消费需求的迫切程度远远大于次要消费需求,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即使一时不购买主导消费品,也会将钱存起来,以待将来购买。这就是为什么主导消费需求一旦萎缩,其他消费需求也难以增加,填补其缺口的原因。由此形成了主导消费需求的伸缩决定总需求(指民间需求)增减的格局。明白这一点,对于我们掌握产业运行规律十分重要。
  4.产业运行轨道理论。经济学家们经过长期研究发现,实际经济增长率在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下,围绕着潜在经济增长率而上下波动。如果经济增长率超过潜在增长率,就会出现通货膨胀,迫使其降下来;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就会出现通货紧缩,价格全面下降,企业因成本大幅度下降而增加投资,从而拉动经济增长率上升。由此可见,潜在经济增长率就是经济均衡运行的轨道。对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现代经济辞典的定义是:各种资源在正常限度下得到充分利用时所能达到的增长率(亦即潜在总供给)。由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很难准确测算,人们一般以潜在经济增长率上下浮动1个百分点为经济均衡增长区间,也可以说是经济均德运行的轨道区间。我国当前潜在经济增长率为10%左右,均衡增长区间为9%~11%。
  既然国民经济运行有其均衡轨道或轨道区间,那么,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各个产业是否也存在自己的均衡运行轨道或轨道区间呢?回答是肯定的。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当它按某一轨道运行时,其各个组成部分也必须按相应轨道运行,与之相配合。如果它们胡行乱走,相互冲突,国民经济的运行就会混乱不堪。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与太阳系的运行有相似之处:一方面太阳按照自己的轨道运行;另一方面八大行星在按照自己轨道运行的同时又受到太阳的制约,围绕着它运转。如果八大行星无规则运行,整个太阳系也就不存在了。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民经济的运行就是依附在其各个组成部分运行之上的。
  从表面上看,各个产业都在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生产,似乎互不相干。但整个社会生产作为一个整体,在一定时期是有限的,如果分配给这个产业的社会生产能力多了,用于其他产业的社会生产能力就少了。那么,由谁来进行协调和分配呢?这就是市场机制,它通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总需求)来控制总供给,决定各个产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其实现过程是,人们以货币作为选票来表达自己对各个产业产品的需求,凡是需求多(即得到的货币选票多)的产业发展就快,需求少的产业发展就慢。
  由主导消费需求理论可知,货币投票有3个特点,第一个是人们将货币选票重点投给(购买)主导消费品;第二个特点是将相对少一些的货币选票投给非主导消费品;第三个特点是这种格局要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一直到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的结束,也就是主导消费需求得到基本满足为止。这3个特点决定了总消费需求在各个消费需求中的分配份额和比重,从而也就决定了各个产业在总供给中的份额和比重,并且这种份额和比重一直要延续到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的结束。正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各个产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运行轨道,它们要根据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分配给自己的份额大小来进行生产。而这种要延续相当长时间的消费需求分配格局,确定了各个产业的运行轨道。
  通过H-P滤波法得到,我国第一产业、轻工业、重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均衡增长率(亦即潜在增长率或均衡运行轨道)分别为4.4%、13.5%、16%和9.3%,它们的均衡运行区间则以上述各点为中线,上下浮动1个百分点左右。如果各个产业都沿着均衡轨道运行,经济增长率就能保持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以2009年为例,在严重的世界经济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第一产业产值增长率为4.2%,轻工业产值增长率为9.7%,重工业产值增长率为11.5%,第三产业产值增长率为8.9%。虽然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基本稳定在均衡增长区间(与均衡增长率相比,略有下降),表明它们作为非主导产业,具有很强的抗风险和抗波动能力,但轻工业增长率低于均衡增长率3.8个百分点(主要是外需减少造成的);重工业增长率低于均衡增长率4.5个百分点(主要是内需,即主导消费需求--住房需求减少造成的,重工业产品虽有一部分出口,但规模远远小于重型消费品),而它们又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主要部分,因而导致经济增长率下滑,一度降到6. 3%。
  经过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加以调控,经济增长率迅速回升,从2010年前三个季度数据来看,第一产业增长率为4%,轻工业增长率为13.6%,重工业增长率为17.5%,第三产业增长率为9.5%,都在各自均衡增长区间,因此实际经济增长率也在均衡区间,为10.6%,比上年同期加快2.5个百分点。
  那么,是什么力量将国民经济推离均衡运行轨道,陷入过热或过冷呢?是四大产业和四大消费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还是某一个产业和消费需求所为呢?
  根据系统论,一个大系统是由多个分系统组成的,如果一个分系统出现异常,并且其规模和力量足够大,则不仅会影响其他分系统,还会引起整个大系统的紊乱。国民经济这个大系统就是如此,当某个产业因一些扰动因素的冲击而严重脱离其运行轨道,出现剧烈波动时,不仅会引起其他产业的连锁反应,使之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均衡运行轨道,而且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偏离均衡增长率,出现大幅度波动。由此可见,经济大起大落不是四大产业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是其中一个产业偏离其均衡运行轨道所致。因此研究宏观经济失衡,不能仅研究经济的整体失衡,如总需求是大于还是小于总供给,而应该深入分析四大产业中哪一个产业出了问题,原因是什么。
  能够将经济推离均衡运行轨道的产业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在整个经济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主导产业理论告诉我们,它只能是主导产业。第二个条件是这个产业存在着一股强大的扰动力量,能引起其剧烈波动。由主导消费需求理论可知,主导产业所生产的产品,其需求在该阶段最大或最为活跃和旺盛,因而称为主导消费需求,它经常超过社会供给能力而引起价格上升。价格的过度上涨最终又会引起该产品需求急剧减少和价格下降。在价格大幅度上升时,主导产业出现扩张冲动,将该产业增长率推离均衡轨道,迅速向上攀升;在价格大幅度下降时,该产业会急剧萎缩,使增长率大大低于均衡轨道。正是主导产业这种严重偏离均衡轨道的大起大落,才将经济增长推离均衡运行轨道,出现剧烈波动。
  与主导产业相比,非主导产业不仅在经济中所占比重相对较小,更重要的是它的供求比较稳定。从需求方面来看,无论是前期型非主导产业(指已经从主导地位退到次要地位的产业)的产品,还是后期型非主导产业(指尚未上升到主导地位的产业)的产品,其需求或是因为已经得到基本满足,或是将来才需要得到基本满足,因而不会急剧扩张,只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和收入的提高,逐渐扩大,表现出需求的渐进性增长特征。从供给方面来看,社会生产有足够能力来满足非主导产业产品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即使非主导消费品的供给一时吃紧,只要稍微降低主导产业增长速度,拿出一些资源增加非主导产品生产,就能恢复供求平衡。因此非主导产业产品的供求一般比较稳定,其增长不会严重偏离均衡轨道,出现大起大落。这从此次世界金融海啸的巨大冲击下,我国第一和第三产业增长率仍然保持在均衡轨道区间,就可以看出来。至于轻工业增长率出现较大下降,并不是其自身的原因,而是出口大幅度下降所致,属于外因。
  当然非主导产业的供求也不是一点波动也没有,但幅度要远远小于主导产业。产生波动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政府过度增加货币供应量,其中很大一部分流入投机者手中,他们进行恶意炒作,推高某些非主导产业产品的价格,引起该产业的波动。
  另一个原因是主导产业剧烈波动的连带影响,表现为纵向和横向双重效应。从横向效应来看,分为产业链效应(生产性效应)和收入效应(消费性效应)两种。产业链效应是指主导产业发生剧烈波动,如大幅度萎缩,会使其相关产业,都要受到波及而萎缩。例如当轻工业为主导产业时,如果它发生萎缩,供给其原材料的农业和供给其生产资料的重工业都要受到影响而相应萎缩。收入效应是指主导产业及其相关产业的职工因本部门不景气而工资下降或失业,无力再像过去那样购买非主导消费品,其生产者不得不减产。这两种效应将主导产业的波动向广度扩散,直达整个经济。
  从纵向效应来看,它是一种自激励型效应,表现为主导产业的恶性循环:主导产业萎缩引起经济衰退,而经济衰退又进一步加剧主导产业萎缩,如此循环不已,直到达到某一极点。
  总之,横向效应将主导产业的波动向非主导产业扩散;纵向效应则不断强化主导产业的波动,将其引向极致。两种效应叠加在一起,相互激励、相互促进,产生了极大的扰动力,足以将经济推离均衡运行轨道。
  
  三、新的经济预测方法的尝试
  

  我们根据中观经济学理论,建立了一个新的经济预测方法,分为五个步骤。第一步,测算出4大产业的均衡增长率及其区间,具体数值见前文。第二步,分析四大产业增长率的走势,并据此判断经济走势。从我国当前情况来看,第一和第三产业属于非主导产业,增长率比较稳定,虽然农产品价格出现上涨趋势,但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货币供应量和贷款过多,出现流动性过剩,一些投机者趁机炒作,因而属于短期现象,供求平衡的基本面并没有发生变化,只要制止货币和贷款的过度增长,价格就会回落到正常水平。预计2011年,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增长率分别为4.3%和9.6%,保持在均衡增长区间。轻工业的情况比较复杂,就内需而言,它属于非主导产业,不仅需求比较稳定,供给也相当充分,应该能稳定在均衡运行轨道区间。但就外需而言,它的很大一部分产品用于出口,外需的影响很大。从世界经济形势来看,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日本经济减速,欧盟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缠身,近期又要救助爱尔兰,因此外需的不确定性很大。我国出口要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已不可能。因此轻工业增长率的变化要看出口的实际状况,估计有可能下降。
  重工业是我国的主导产业,它的产品主要由生产资料、重型消费品和重工业出口产品组成。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取决于消费品生产和出口,如果后两者稳定,它也随之稳定。而出口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有下降的可能。因此重型消费品生产就成为关键:如果它下降,经济增长率必然下降;如果它增长强劲,则不仅能有效拉动经济增长,而且在外需不足时可以予以弥补。
  现阶段我国主导消费需求是住房需求和家用小汽车需求,但前者规模远远大于后者,因而主导消费需求以前者为代表。当前房价居高不下,导致自住房需求急剧萎缩,虽然投机需求旺盛,但政府为防止房地产泡沫膨胀,不得不出手加以抑制,在一定程度上暂时制止了房价疯长。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商品房销售量的大幅度下降。根据中观经济学理论,主导消费需求萎缩,必然会引起主导产业和经济增长率下降。由此可以判断,2011年重工业增长率呈下降趋势。
  第三步,测算有关变量的参数。首先是重工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参数,据测算,重工业增长率降低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下降0.268个百分点。其次是轻工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参数,据测算,轻工业增长率下降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下降0.18732个百分点。
  第四步,提出预测方案,主要有两种情景:第一种是出口稳定,因而轻工业增长率保持在均衡轨道,为13.5%。于是,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就取决于重工业。预计重工业增长率低于均衡增长率(16%)2个百分点,为14%。这将拖累经济增长率下降0.54个百分点(0.268×2),即从均衡增长率(10%)下降到9. 46%。
  第二种情景是,出口明显减少,使轻工业增长率从均衡增长率(13.5%)下降1.5个百分点,为12%,拖累经济增长率下降0.287个百分点;重工业增长率仍然为14%,拖累经济增长率下降0.54个百分点,两者加在一起,为0.82个百分点,使经济增长率从均衡增长率(10%)下降到9.18%。
  总之,第一种情景是2011年经济增长率为9. 46%;第二种情景是2011年经济增长率为9.18%。
  第五步,加入政府干预因素,提出政府调控的具体目标。2011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呈下降趋势,如何扭转这种局面,使之保持在潜在增长率(10%)呢?办法是增加主导消费需求--住房需求来提高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率,拉动经济增长。经多种方法的综合测算,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率提高1个百分点,可带动经济增长率提高0.1个百分点。这样,从第一种情景来看,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率只要提高5.4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就可以从9.46%上升到10%;从第二种情景来看,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率提高8.2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可以从9.18%上升到10%(以上数值皆是参考数值,只有建立起微观基础,其准确性才能大大提高)。具体增加多少,增加的效果如何,要看经济增长率的实际变化情况。至于如何增加住房需求,就涉及到宏观调控科学化问题。
  与上述建立在中观经济学基础上的政府干预方式不同,传统的政府干预方式是总量干预,它在主导消费需求出现萎缩时,置之不理,另辟蹊径,从民间需求以外的领域(即政府领域)来扩大总需求。这种扩大政府投资的方法,亦即扩张性财政政策,虽然能一时增加总需求,恢复经济增长,但不可持续,随着财政赤字越积越多,终将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从我国当前情况来看,在4万亿政府投资计划实施以后,政府财政赤字已接近国际警戒线,虽然积极财政政策仍在继续实施,但余地已越来越小,力度也将越来越弱,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 CPI)已经出现上升趋势,2010年11月份超过了5%,从而进一步压缩了政府投资的空间。
  总量干预的另一种方法是货币政策,即通过超经济地大量发行货币来刺激总需求。一般来说,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增加,人们手中的钱会越来越多,其使用方向有两个,一个是消费,另一个是投资或投机。从前者来看,人们可能会将一部分货币用于增加主导消费品的购买,但大量货币涌入主导消费品市场,会推动其价格飙升,使价格泡沫越吹越大,直到破灭。如我国在2009年大幅度增加货币供应量和贷款,引起房价迅速攀升,如果不是政府及时采取措施加以抑制,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靠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刺激消费需求只能是昙花一现,很快会被价格飚升所抵消。在消费受阻的情况下,投资也难以增加,于是大量货币又涌入投机市场,造成流动性泛滥,投机炒作猖獗,金融市场和金融秩序失常,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暴跌(有时甚至连小宗商品也裹胁进去),而且资产泡沫也越吹越大,金融危机频频发生,如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亚洲金融危机、东欧和拉美金融危机等等,而这次百年一遇的世界金融经济危机更是将以滥发货币为标志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恶果发展到极致。
  当然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大量超经济发行的货币暂时沉淀下来(如沉淀在银行等地方),但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喷涌而出。如美国第一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增发的货币由于银行惜贷而大量积淀在银行,使美国经济复苏乏力,于是又实施第二次量化宽松政策,如果无效,还可能有第三次,第四次,直到将经济刺激起来,但与之相伴而来的必是一场空前剧烈的通货膨胀,所谓蓄之既久,其发必烈,理之然也。
  总之,在经济衰退时期,不去解决主导产业出现的问题,而是运用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从总量上寻找出路,不过是饮鸩止渴,至多将危机推迟一段时间而已,实际上是为危机更猛烈地爆发创造条件。
  
  四、宏观调控的科学化、精确化
  

  按照中观经济学理论,宏观调控的任务有3个,第一个是找到引起经济失衡的产业,即主导产业;第二个是找到主导产业出问题的原因;第三个是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从我国来看,主导产业是重工业,主导消费需求是住房需求,它已经成为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那么,它出了什么问题呢?
  进入新世纪以后,住房需求和房地产业变动十分剧烈。2004年和2007年我国经济两次过热都是房地产过热造成的。而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上半年的经济大幅度下滑虽然有世界金融经济危机巨大冲击的影响,但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率的急剧下降(2009年1月甚至下降到1%),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为了恢复经济增长,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增长率(M2)从14%提高到28%,贷款更是达到近10万亿的天量。在大量货币和住房贷款的推动下,房价节节攀升,抢购商品房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政府在2010年4月果断采取调控措施,加以制止,虽然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但也遇到了房地产开发商的顽强抵抗,房价至今仍居高不下,有的房企甚至顶风提价,政府调控措施迟迟无法达到预期目的。
  为什么房地产开发商如此顽强,甚至有恃无恐,敢与政府的调控政策对着于,他们所仰仗的如此强大的抵抗力来自何方呢?这是房企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
  (1)房企具有较强的垄断性。房企规模巨大而数量较少,容易公开或暗中达成协议或默契,操纵价格,如有些城市的房企公然联合起来,集体宣布不降价。至于暗地里相互串通,共同提价或共同抵制降价,更是屡见不鲜。因此,与接近完全竞争市场的农产品市场和接近垄断竞争市场的轻纺产品市场相比,房地产市场接近于寡头垄断市场,或者处于垄断竞争市场与寡头垄断市场之间,从而造成房价易升难降。
  (2)房企具有很强的高房价坚持力和抗压性。房企规模巨大,实力雄厚,又拥有较强的垄断地位,与金融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容易获得资金支持,再加上高价卖房获得的暴利作后盾,即使出现销售困难、亏损增加,也能坚持很长时间。例如,有的房企只要高价卖出一部分楼房,依托其所获暴利,即使剩下的楼房卖不出去,也不愁资金短缺,因而抗压性很强。
  (3)巨大利润的诱惑。房企生产规模巨大,房价只要提高一点,就能获得巨额利润;反之,如果降低一点,损失也是严重的。因此房企对房价十分敏感,总是希望它能多升少降。有的房企甚至明明知道房价已经过高,但仍压抑不住暴利的诱惑,用囤地和捂盘不售等不正当手段逼迫房价继续上涨。这种行为已迹近贪婪了。
  正是因为房地产开发商拥有一定的寡头垄断地位,实力雄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当然要竭力维持高房价,为此不惜与任何力量相抗衡。其实房地产开发商不是在与政府的调控政策对抗和博弈,而是与市场博弈,与自己未来的命运开玩笑。
  房价从上升到房地产泡沫破灭大体经历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房价虽在上升,但仍处于广大中低收入者所能承受的水平,称为自住房阶段;第二阶段是房价上升到该水平之上,但还有投资价值,如人们买房出租,仍有利可图,称为投资阶段;第三阶段是房价上升到单纯投资已无利可图,只能靠投机炒作赚钱的程度,称为投机阶段;第四阶段是房价越炒越高,一直到无人敢接盘或没有资金可供购买时,那股推动房价一路飙升的力量顿时消失。于是房价掉头向下,一路狂跌,房地产泡沫就此破灭,称为泡沫破灭阶段。欧美等发达国家政府信奉市场万能论,主张事后补救(即出现大危机后才被迫采取挽救措施),因而对房价的疯长不加干预,直到它走到第四阶段,自动破灭。如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和这次美国次贷危机无不如此。我国政府实行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方针,因而当房价上升到第三阶段,出现房价达到天价,人们购买欲望不降反升,甚至连夜排长队哄买时,果断采取调控措施,予以抑制。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某些房地产开发商还不死心,施加各种压力,企图逼政府让步,放松调控力度。其实如果政府顶不住,让房价随意上涨,结果只会更糟,那时市场就会站出来说话,用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和经济大萧条来最终结束房价的疯长。到那时,整个经济,包括房地产业都将一片萧条,房企也将纷纷破产,血本无归。因此对房企来说,政府的及时干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当然也不能因此而责怪房企太贪心,因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基本目标。关键是要将房价控制在合理水平(即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所能承受的水平)。指望房企发善心,自动降低房价是不现实的,也不符合市场经济鼓励人们追求效率,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内在要求。因此将房价控制在合理水平,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的责任只能由政府来承担。
  这也是市场失灵的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从供给来看,房企实力雄厚,具有较强的垄断性,能长期维持高房价;从需求来看,作为主导消费需求的住房需求极为强劲,很容易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推动房价上涨。这两种力量合在一起形成房价易升难降的特性,市场机制对此也无可奈何。按照市场理论,某种商品的价格越高,需求越小;房价则相反,价格越高,人们的购买热情越激昂,需求越膨胀。这是因为住房具有商品和资产双重属性。作为商品,住房可以满足人们的居住需求;作为资产,它可以长期保存而具有投资和投机价值。住房的双重属性不仅使它所形成的房地产市场具有商品市场和资产市场双重身份,也使它因此而受到商品价格机制和资产价格机制的双重调节,受到住房的居住需求和投机需求的双重影响。其运行过程是,住房作为商品,当其价格上升到为自住房消费者无法承受时,需求就会萎缩,房价本应随之下降,但由于它同时又是资产,如果投资者或投机者认为仍有利。可图,就会投人大量资金购买,使房价不降反升,并且越来越高,直到房地产泡沫破灭。世界各国经常出现房价疯长和房地产泡沫,其原因就在于此。当然,市场机制最终还是要发挥作用的。但这种作用一旦发挥出来,不仅惊天动地,而且代价极为高昂。即当房价高到连投机者都无法承受,因而纷纷退出,使住房需求一落千丈时,房价也就急剧下跌。但这种跌落带来的不只是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更是严重的经济危机。可以说,对住房这种具有双重属性的特殊商品,市场机制只能以这种极为惨烈的行为和高昂的代价来最终行使自己的调节功能。但这种代价是任何社会都难以接受的,因此必须以政府干预来加以防止,在灾难未发生前就制止住。
  以上说明了政府必须进行干预的理由。那么它应该如何干预呢?归纳起来,政府调控房地产业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政府运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来影响房价,使之降低到合理水平,如提高首付款比例、限制贷款对象、征收房产税等等。但这种方法有4个弱点,第一个是见效慢。房企有很强的抵抗力,如我国政府在2010年4月采取调控措施,至今仍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虽然制止了房价疯长,但要将它降到广大中低收入者所能承受的合理水平,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甚或不可能。第二个弱点是容易出现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率大幅度下降,严重减少内需。房企在高价房销售困难的情况下,会不断减少投资,甚至不惜以经济增长率下滑来要挟政府。第三个弱点是稳定性差,调控成果不易保持。如前所述,房价具有易升难降的特点,政府费了很大力气,好容易将过高的房价降下来,但在巨大自住需求和投机需求的推动下,很快又会升上去,政府不得不再次调控。第四个弱点是加大了政府工作量,使其不堪重负。政府不仅要周密细致地制定具体调控方案,还要监督执行,如检查银行是否按规定贷款,是否存在囤地、捂盘行为等等,即使忙得不可开交,也可能挂一漏万。
  第二种方法是政府以满足中低收入者基本住房需求为目标,直接组织住房(主要是保障性住房,包括经济适用房、两限房、廉租房和公租房)生产。如新加坡通过政府设立的专门机构--建屋发展局,向中低收入者提供廉价的公共组屋,其规模之大,已经使86%的人口居住在建屋发展局建设和管理的公共组屋里。英国也曾经大规模进行过公房建设,向中低收入者提供经济适用房,政府建房一度占整个建房面积的50%。日本和韩国在重工业阶段,也曾经大量建造公营住宅、公共住房等保障性住房来解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发展中国家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主要标志是完成重工业阶段的任务,进入服务社会。而重工业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基本满足国民对重型消费品,特别是住房的需求。在这个阶段,一方面国民对住房需求极为旺盛,另一方面住房价格易升难降,房价居高不下,广大中低收入者因买不起而望楼兴叹,经济因住房需求萎缩而停滞不前,好象掉进了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无法前进。聪明的国家和地区,如一些欧美国家以及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就另辟蹊径,不是单纯地依赖市场,而是由政府承担起满足中低收入者住房需求的责任,至于高收入者的住房需求则由市场来满足,从而顺利地绕开中等收入陷阱。在大多数中低收入者对住房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他们的改善性住房需求就可以交给市场去解决,政府只需关注困难群体的住房需求。
  总之,无论是理论还是历史实践都证明,在重工业阶段,政府负责满足中低收入者基本住房需求,是实现经济顺利发展的关键。在这方面有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
  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政府可以采取市场化操作的方法来组织保障性住房的生产。市场化操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根据市场原则制定房价,使企业能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至少要有利可图;(2)保障性住房要通过招标等方式由民营企业或国有企业来生产;(3)保障性住房的主体一经济适用房、两限房和公租房(统称为平价房)由中低收入者按照市场规则,自己掏钱购买或租住,政府在必要时可以给予一定补贴,但主要部分要购房者自己承担。
  具体做法是:第一,将住房需求者分为高收入者、中低收入者、生活困难者三个层次。高收入者的住房需求(包括改善性住房需求)由市场来满足,房价随行就市,但要抑制恶意投机炒作,防止出现房地产泡沫。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由政府提供平价房来满足。生活困难者的住房需求由政府提供廉租房来满足。
  第二,大幅度降低住房价格和租金(指平价房),办法有两个,一个是大幅度降低土地出让金和税费。地方政府必须把眼光放远一些,不能过度依靠出售土地来增加财政收入,而要靠经济发展使税收水涨船高来获得财源。如果将土地价格抬得太高,房子就会卖不出去,最终导致房地产泡沫破裂和经济衰退,到那时土地再多再贱也卖不出去,落得双输的下场。另一个是禁止暴利。政府须规定平价房的生产者所获利润不得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房企也要把眼光放远一些,高房价固然能获得暴利,但最终会导致房地产业一片萧条,自己也受到损害,甚至破产。而如果将房价维持在合理水平,不仅房地产业能长期繁荣,自己也能持久赢利。总之,只要做到以上两点,再加上政府的适当补贴,保障性住房的价格就可以控制在中低收入者所能承受的水平。
  第三,保障性住房以招标等方式交由民营或国有企业生产,在政府限定价格的条件下展开公平竞争。
  第四,对于平价房的出售,必须制定严格的标准:(1)每套住房面积要在90~120平方米以内;(2)每个家庭限购一套;(3)不得出售、出租和转让,违者收回住房。如果平价房购买者欲将其出售,可按一定价格退给政府,由政府转售给其他中低收入者。这样,平价房就不容易为高收入者和投资者、投机者所染指;(4)对公租房(其租金要控制在中低收入者所能承受的水平)和廉租房,要制定租房者的资格标准,并严格执行。
  第五,政府要统筹规划,制定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包括规模、数量、范围、布局等,使之长期化、固定化、常态化,并根据经济发展情况随时加以调整,如经济出现过冷,则增加保障性住房生产规模;经济出现过热,则减少保障性住房生产规模。这样,保障性住房建设就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有力手段。
  第六,政府要保证保障性住房的建筑质量、交通便利、生活舒适、各种配套设施完备和价格低廉,避免出现中低收入者不愿买或不愿住的尴尬局面。
  第二种方法的好处是:(1)保持了房价的基本稳定。平价房的定价权掌握在政府手中,而它又占整个社会住房的主要部分,其价格稳定,住房价格体系也就稳定了。
  (2)避免了大量空置房造成的资源浪费和少数人占据大多数房源的不合理现象,将房地产业过多地为高收入者和投资者、投机者服务转为为广大中低收入者服务。
  (3)缩小了贫富差距,增加了人民的满意度和幸福感,缓解了社会矛盾,增进了社会和谐,特别是那些无房可住或居住条件极为简陋的人更会倍感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4)形成了以住房需求为龙头的经济良性大循环。只要将平价房价格(包括公租房的租金价格)控制在中低收入者(包括2亿多农民工,其中一部分低收入农民工的住房需求可由廉租房来解决)承受能力之内,就保证了住房需求的充足。而住房需求的强劲增长直接促成了城市住房和公共设施建设的发展,推进了城市化进程。由于建造城市需要大量的钢材、水泥、化工等各种工业产品,又推动了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并带动第三产业发展。而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增长需要雇佣大量工人,特别是来自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这些人进入城镇,又产生新的住房需求,由此形成一个巨大的良性循环,直到我国基本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任务,从重工业阶段进入服务社会。
  从以上两种方法比较可知,后者效果更好。其实两者是相通的,即可在第一种方法的基础上顺势转为第二种方法。当前,我国政府为了扩大内需,加大了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力度,但这只是临时措施,规模也不够大。政府可趁房地产开发商竭尽维持高房价和大幅度减少住房投资的机会,及时足量地扩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填补房企投资减少造成的缺口,维持经济均衡增长。然后将这种方式固定下来,并不断加以扩大,直到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得到基本满足。以后,在改善性住房需求占据主要地位时,政府就可以一方面收缩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另一方面顺势将他们推向市场,由市场满足其更高层次的住房需求。但即便如此,政府也要对房地产市场严加监管,防止出现房地产泡沫和美国次贷危机式的金融危机。
  总之,运用第二种方法,政府就掌握了宏观调控的主动权,不仅能大大提高调控的提前量,在经济失衡刚刚出现苗头时就及时制止,而且能大大提高调控的精确度和效力,根据总需求与总供给缺口的大小来调整保障性住房投资规模,使宏观调控走上科学化、精确化、高效化的正确道路。
  
  五、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宏观经济学有两个发展方向,一个是走向“实”,通过中观化、微观化,越来越接近客观实际和经济个体。另一个是走向“虚”,越来越虚拟化、空泛化,漂浮在总量层面上,用数学公式(数学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辅助工具,但如果喧宾夺主,把它当作目的或偶像,就本末倒置了)将各种总量指标的相互关系纠结在一起,构建意想世界的空中阁楼;沉湎于复杂到连自己也弄不清楚的数学模型中,甚至与“现代炼金术”结合在一起,制造出大量有毒金融衍生品,酿成震惊世界的次贷危机。
  实际上,传统宏观经济学走的是一条颇为独特的路,它不去深入到经济生活的内部世界,而是从表象上远远一望,发现经济衰退或膨胀大都伴随着总需求小于或大于总供给的总量失衡现象,因而以为只要增加或减少需求(不管是什么需求),使总量哪怕是表面上达到平衡就能恢复经济正常增长。凯恩斯是这种做法的先驱者和倡导者,他认为在经济衰退时期,靠市场力量已不可能增加有效需求,只有用政府投资来弥补总需求不足。但政府必须靠财政赤字来扩大公共投资,其他办法不过是政府替居民消费或投资。不能说这种方法没有效果,但效力有限且蕴含着极大风险,难以持续,主要是财政赤字越来越多,最终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及其变种滞胀。
  要实行赤字财政政策,必须有相应的货币政策来配合,否则政府扩大开支的资金来自何方?于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也就应运而生。在初期,它只是财政政策的一个辅助工具,凯恩斯认为货币政策不如财政政策有效,特别是存在着流动性陷阱,因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只限于为赤字财政提供资金。以后,它的一些特殊功能逐步显露出来,如滥发货币可以通过刺激贷款等途径来增加消费和投资、投机,特别是那些本国货币同时又是国际储备货币的国家发现多印货币可以用成本微不足道的纸币换取别国大量商品和劳务,可谓一本万利,于是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然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风险比财政政策要大得多。印刷过多的货币为流动性泛滥创造了条件,当它暂时被储存起来,停止运动时,就像笼中的老虎,一旦流动起来,就如同洪水猛兽,冲到哪里,通货膨胀、资产泡沫、投机炒作就涌到哪里,使世界经济金融秩序一片混乱,其“精彩”表演在美国次贷危机所掀起的金融海啸中达到了高潮。具体过程是,超经济发行的货币大量积聚在银行,银行为了将它们贷出去,牟取暴利,不惜通过有毒的金融衍生品将其贷给没有偿还能力或偿还能力很差的购房者,于是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得到银行贷款的购房者越来越多,推动房价不断攀升,人们以为房价会一直上涨下去,贷款购房的激情越来越高。而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美国政府和美联储联合起来不断滥发货币,并通过各种渠道提供给银行,银行则转贷给购房者,推动房价继续上涨,直到它上升到连投机者都无法承受的时候,次贷危机就爆发了。
  总之,通过近百年的风风雨雨(从凯恩斯1936年发表《通论》算起),人们发现,传统宏观经济理论越来越行不通了,按照它的理论进行政府干预,只能在通货膨胀与经济衰退交替出现的泥潭里来回打滚,不仅泥潭中的旋涡越来越多,出现诸如滞胀、有毒金融衍生品等新的变种,而且危险性也越来越大,危机程度越来越深,范围越来越广。但是人们不可能总是一条道跑到黑,必然要在重挫和曲折中探索宏观经济学发展的正确方向。
  宏观经济学要真正成为一门科学,不仅要探索和掌握经济运行规律,而且要建立起中观和微观基础。其实经济所以失衡,是因为其运行渠道发生了堵塞。不去设法清除堵塞物,疏通渠道,而是企图用加宽渠道(如扩大总需求)的权宜之计来暂时缓解堵塞,其结果是渠道越扩越宽,堵塞物也越积越多,直到渠道无法再扩宽时,危机也随之发生。前一种方法是釜底抽薪,后一种方法是扬汤止沸。以我国为例,2009年经济下滑固然有世界金融经济危机冲击的重大影响,但房价过高,引起住房需求萎缩,则是主要原因。因为即使外需大幅度减少,如果能启动以住房需求为代表的内需,也足以弥补外需下降而有余。可见只要消除堵塞经济运行渠道的高房价,使之降低到合理水平,就能释放出广大中低收入者蓄积已久的住房需求,又何愁内需不足和外需下降呢?这样做,既不需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因为广大中低收入者有能力购买平价房,却无力购买高价房),也不需要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因为以往发行的货币有很大一部分滞留在银行,足以满足中低收入者购买平价房的贷款需求),就能制止经济下滑,恢复均衡增长。
  因此,科学的宏观调控不需要借助扩张性或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在它看来,正确的财政政策是保持收支平衡,即使政府对保障性住房给予一些补贴,数额也不会太大,只要减少一些形象工程、重复建设、行政开支等就可以省出所需资金;正确的货币政策是中性的,不能超经济发行货币。其实不仅中国应该实行中性财政货币政策,根据中观经济学理论,凡是宏观经济出现失衡,都应该首先找到出问题的产业和出问题的原因,然后对症下药,加以解决。只有这样,才能及时消除失衡,保持经济长期均衡发展。

作  者:“宏观调控研究”联合课题组    
出  处:《改革》
单  位: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经济类别:经济走势
库  别:中经评论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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