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嘉图等价定理与税收平滑定理比较研究 |
| 白彦锋，李贞 2010-08-09 |
| 摘 要： |
李嘉图等价定理认为，政府支出通过发行国债融资还是通过税收融资，在效应上没有任何区别，即国债和税收等价。李嘉图等价定理认为，消费者具有完全理性，能够准确预见到未来，为了支付未来因偿还国债而要增加的税收，他们会减少即期消费而增加储蓄。因此，从本质上讲，李嘉图等价定理是一种中性定理，认为选择课税还是发债来为政府支出融资，对于居民消费和资本形成不会产生任何影响。面对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巨额财政支出的筹资工具主要依赖税收还是债务呢？本文对李嘉图等价定理和税收平滑定理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以正确评价税收和国债－－政府的这两种主要筹资工具的不同效应。 |
| 关键词： |
李嘉图等价，税收平滑，发行国债，财政支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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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问题的提出近年来，在我国经济不断增长的同时，地方债务的急剧累积和快速增长也成了我国财政的一个重要隐患，严重制约着地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和谐发展，并潜伏着巨大的债务风险和诚信危机。
2009年中国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由财政部代地方政府发行的2000亿元债券期限为3年。允许地方政府发债，显然有助于在经济下滑、财政收入紧张时期为地方政府筹集资金，同时将地方财政运行中长期存在的隐性债务问题显性化、推进地方财政体制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但问题是，当财政支出的压力空前高涨－－如战争和经济大萧条时，应当通过增加税收还是发行公债来筹集收入呢？如果选定其中的任何一项－－增加课税抑或发行公债，那么，就相当于否定了李嘉图等价定理，即通过增加税收和发行公债来为政府融资，两者的效应是不同的；那么，应当如何看待财政学中的经典理论－－李嘉图等价定理？税收平滑（Tax Smoothing）定理的含义又是什么呢？这两个定理对于我国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有何启示？这是本文试图分析探讨的问题。
二、李嘉图等价定理：看上去很美
（一）李嘉图等价定理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早在19世纪初，就表达了政府课税与举债两者在经济影响上相同的看法。1974年，巴罗发表了《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通过深奥的数学推理，复兴了李嘉图债务与税收效应等价的这种古老思想。1976年，公共选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詹姆斯·布坎南在《巴罗论李嘉图等价定理》这篇评论文章中，首次使用了”李嘉图等价定理”（Ricardian Equivalence Theorem）这一术语。
李嘉图等价定理认为，政府支出通过发行国债融资还是通过税收融资，在效应上没有任何区别，即国债和税收等价。李嘉图学派的核心观点是，国债只是延迟的税收，当前为弥补财政赤字而发行的国债本息将来最终要依靠增加课税来偿还，而且将来税收的现值与当前的财政赤字相等。李嘉图等价定理认为，消费者具有完全理性，能够准确预见到未来，为了支付未来因偿还国债而要增加的税收，他们会减少即期消费而增加储蓄。因此，从本质上讲，李嘉图等价定理是一种中性定理，认为选择课税还是发债来为政府支出融资，对于居民消费和资本形成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政策含义在于，如果李嘉图等价定理是成立的，那么，现在发债未来政府就要增加课税，因此理性的消费者会未雨绸缪，现在就会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以备政府将来的课税。因此，政府通过发债所实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将是无效的。
（二）对李嘉图等价定理的驳斥
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李嘉图等价定理进行了驳斥。首先，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核心命题－－理性预期是不成立的。人们通常并不会完全预见到无限的未来。而且，人们往往都是短视的，通常不会因为若干年之后的增税而增加现在的储蓄。第二，政府的债务偿还通常并不是通过增加课税来完成的，更为常见的渠道是“借新债、还旧债”。而这样累积的结果就是政府债务规模的不断膨胀和扩大。文末所附表中，除了澳大利亚、瑞典、加拿大等少数国家，1991年以来的近20年间，多数国家债务负担率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而提高就说明了这一点。其中，日本和意大利的债务负担率甚至超过了100%。因此，未来的债务偿还和现在的纳税人似乎没有什么关系。第三，当政府债台高筑、扩大支出的回旋余地较小时，政府往往倾向于采用消费券等形式，引导消费者在指定的时间、对指定的商品进行消费，这就使政府扩张需求的目的更易达到，而不会出现反而减少消费的问题。
三、税收平滑定理：更为实证的分析
（一）英国和美国战后不同的选择
“二战”及战后初期，受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影响，英国主要通过大幅提高所得税尤其是资本收入的所得税税率，来为战争融资。当然后来也发行了一定的公债来补充财政收入，但其主要融资方式是增加课税。英国当时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以下考虑：1、凯恩斯当时认为，投资对资本收入所得税并不敏感，征税不会对长期的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2、凯恩斯认为，发行公债使政府负债，不利于实现财政平衡，进而会使整个国民经济失衡；3、战争期间，消费品市场供不应求，不管是增税还是发行公债，都有利于转移民间过剩的购买力，避免出现“一战”期间的通货膨胀情景。
然而，战后英国经济长期增长乏力以至逐渐沦为二流国家，使凯恩斯大跌眼镜。这表明，对财政赤字要有辩证的眼光：长期的财政盈余不一定意味着国民经济的健康；暂时的财政赤字也未必－定意味着经济状况的糟糕。反观美国，当时很多追随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也主张美国效仿英国，大幅提高所得税税率来为政府支出融资。战争旷日持久、支出很大，美国总统罗斯福向议会提出了类似凯恩斯的加税政策。但美国国会考虑到加税对美国高收入人群的影响，没有完全接受罗斯福的建议，一直采取相对温和的税收政策，主要通过发行债券来为战争融资，战后待经济好转、政府税收增加之后再逐步偿还。
战后美国经济的长期繁荣乃至成为全球惟一的超级大国，固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融资方式的正确抉择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美国之所以会作出与英国不同的决策，与两国不同的政治体制紧密相关。英国作为单一制国家，威斯敏斯特传统源远流长，作为议会民主政治的代表，英国议会对作为行政部门的政府的制约能力相对较弱。
美国则不然。作为联邦制国家，美国先有各个殖民地，最后组成了合众国。在联邦层面，国会、总统、司法之间的三权分立是相当明显的。1787年颁布的美国宪法规定，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别由国会、总统和联邦法院行使。而在这种战后主要通过何种方式融资的重大决策当中，权力的制衡体现出了它的优势，更为美国战后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
美国经济学家奥海宁（Ohanian）指出：如果当时美国墨守成规，坚持通过增税以保持财政平衡，很难想象战后美国经济的长期繁荣。
（二）税收平滑定理
税收平滑定理（Tax Smoothing Theorem）否定了李嘉图等价定理。因为，对资本课税之后，无疑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从而陷入如下的恶性循环之中：对资本收入征税－－资本投资回报降低－－生产性投资减少－－经济增长下降。可见，税收平滑定理明确地告诉我们，当政府面临巨额支出压力时，发债比课税对经济的效应要好。发债为国民经济的恢复提供了缓冲的余地，从而使经济得以休养生息，最终实现重新复苏。但与课税相比，国债毕竟是一种有偿性的政府筹资方式，而且，政府投资的效率一般是低于市场私人投资的，不应对发债的效应过于美化和夸大。
四、正确认识税收与国债的经济效应
（一）税收国家
税收在多数国家的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都超过了90%。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才将现代国家称为“税收国家”，而不是“公债国家”、“规费国家”或者“国有资产收益国家”。可见，税收国家是在财政国家的模式下从收入层面对国家进行的定位。
“税收国家”理念的提出，要追溯到德国财政学者鲁道夫·戈尔沙伊德（Rudolf Goldscheild）于1917年发表的《国家社会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当时，恰逢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巨额的战争债务使德国陷入了空前严重的财政危机。戈尔沙伊德认为，对于史无前例的战争债务，国家无法依赖传统的税收手段归还，必须有计划地进入私人经济领域，转而依赖营利性收入。
由于戈尔沙伊德的主张客观上威胁到了资本主义的私有经济体制，在当时西方反社会主义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西方学者纷纷站在抵制公有制这一意识形态的高度对其展开反驳，其中以熊彼特（Joseph Schmpeter）于1918年发表的《税收国家危机》一文最具代表性。
熊彼特认为，税收国家是与现代国家同时诞生并一起发展的，它们都存在于保障个人利益有效运作的私人经济基础之上。国家财政支出越多，越需要发挥个人追求自我利益的驱动力.而不能反其道而行之。
同时，由于税收只对企业的剩余课征，因而不会对企业活动乃至私人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一句话，在现代经济条件下，税收国家是可以与私人经济、市场经济和谐共存的。
自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税收收入在整个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日益提高，现在许多国家都高达90%以上，这一事实使“税收国家”的称谓早已摆脱了意识形态的色彩，具有了极强的现实意义。
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税收作为政府的主要筹资方式，是无法替代的。只是当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空前严重的冲击时，国债才能体现出其优越性。但这种优越性也只是将巨额课税的效应向更长的时期做了分散，从而缓冲了短时间巨额课税对经济造成的压力。可见，尽管在政府的财政收入体系当中只是一个“配角”，但作为一种缓冲工具，国债的作用同样是不可替代的。所以，将国债的长期效应等同于课税的短期效应的李嘉图等价定理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它抹煞了国债作为一种缓冲手段的作用。那么，在运用国债这种政策手段使经济走出困境之时，应当注意哪些问题呢？
（二）走出“庞氏骗局”
如附表所示，从一个较长期间来看，政府偿债的主要方式几乎都是“借新债、还旧债”，从而导致政府的债务累积规模不断膨胀和扩大。这就是所谓“庞氏骗局”（Ponzi Game）。
如何看待庞氏骗局？首先，国债作为一种筹资工具和调控宏观经济的方式，具有其独特作用。因而，它在现代社会的存在具有长期化和常态化的倾向。或者说，国债作为一种筹资的信用方式，本质上和货币、银行存款没有任何区别，只是期限更长，甚至是无期的。18世纪时，英国就曾发行过一种无期债券、永久国债（Consols，ConsolidatedAnnuities），不规定到期时间，持有人无权要求清偿，但可以按期取得利息。其次，国债存在可以常态化，但不能扩大化。作为一种调控经济的方式，当经济好转之后，政府应当积极地通过增加课税来减少债务规模。只有这样，当经济的寒冬再次来临时，政府才有发债的余地和空间从而调控经济。在这方面，一是要严格贯彻财经纪律，例如，国债累积额占GDP的比重不应超过60%.以免发生债务危机；二是要着力提高政府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率，防止对民营部门产生“挤出效应”。
五、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对税收和国债政策的灵活运用
1998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我国曾实施过一轮积极的财政政策。10年之后，面对更加严重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积极的财政政策再次被赋予了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主攻手”的重任。但与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主要依靠债务融资不同，2009年，在国债发行规模达到1.6万亿元的同时，我国不仅没有增税，反而实施了大约5000亿元的结构性减税政策，进一步强化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而且，从长期来看，更好地发挥了待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以后逐步增税的“平滑效应”，避免了在财政压力空前的情况下大幅增税可能对国民经济产生的冲击，否定了所谓的“李嘉图等价定理”。应当看到，2009年财政政策之所以能够做到减税与发债并举，是以我国财政实力的增强为基础的。1998年，税收收入占当年GDP的比重仅为10.98%，当时我国并不具备减税的可能性。而到了2008年，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18%，税收收入在这10年间的累积为实施减税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2008年，我国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也只有1？.？%，距离60%的国际警戒线水平还有较大的空间。可以说，税收收入在经济平稳发展时期的累积.不仅为偿还国民经济发展困难时期的欠债提供了财政资金，充分发挥了税收的长期“平滑作用”，还为日后再次实施减税和举债政策奠定了基础。可见，在近年来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过程中，税收政策和国债政策之间初步实现了良性互动，为今后财政政策的灵活运用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表：OECD国家政府债务占GDP的情况（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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