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止宏观经济总量失衡，避免增长速度过快下滑 |
| 刘元春，阎衍，朱戎 2010-09-14 |
| 摘 要： |
2010年以来，在刺激政策、存货周期逆转、世界经济同步反弹等多重力量的作用下，我国经济延续了2009年的反弹趋势，在总体静态上呈现出“GDP增速提升”、“物价水平全面提升”、“就业形势逆转”、“外需常态化”等多元景气的局面。但从动态趋势上看，由于“刺激性政策的逐步退出”、“房产新政的出台”、“地方投融资平台的清理”、“结构性调整力度的加强”以及“存货周期与发达国家存货周期的同步高点回调”、“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蔓延与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等，未来宏观经济可能步入“振荡”、“波动”与“相对低速”的过渡期。 |
| 关键词： |
宏观经济，总量失衡，增长速度，不确定性 |
|
|
一、上半年经济发展特征及今后预测
与其他年份比，我国上半年宏观经济有以下几个特征值得关注：
1、GDP、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财政收入、企业利润以及总体宏观经济景气指数等指标呈现出强劲的反弹趋势，达到历史同期的高位水平。由于基数效应、潜在供给损失、低水平恢复性调整以及短期强烈刺激等原因，一些指标的反弹并不表明宏观经济进入稳定复苏或经济高涨的周期。当前，宏观经济的反弹依然具有基础不牢固、趋势不稳定、动力不明显等特征。
2、从近期发展趋势来看，大部分指标都呈现出“前高后低”的调整模式。先行指标表明，未来逐季下降的幅度可能超出一般市场主体的预期。
3、存货周期力量的逆转上是2009年～2010年经济反弹的核心动力机制之一。存货调整具有强烈的敏感性和脆弱性，“通胀预期-存货调整”的正反馈机制以及存货周期的力量，既带来上半年经济增速的高位运行；同时，也是下半年经济回落的原因之一。
4、进出口回升不仅是2010年经济反弹的原因，也是经济强劲反弹的产物。1～6月份，我国出口虽然呈现强劲反弹的态势，但在剔除基数效应、交易商对6月份贸易政策和汇率调整的逆向选择、世界经济同步出现短期“V”型反弹等因素后，出口增长的态势并不乐观。由于世界经济复苏的核心动力机制在于各种救市与刺激政策以及存货周期的逆转。因此，在世界刺激政策逐步退出、存货周期高点逆转、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蔓延、我国刺激性贸易政策的退出等因素作用下，出口有可能出现强劲的“前高后低”态势。
5、房产新政的出台将使房地产市场按照“成交量下滑→价格下滑→房地产投资下滑”的路径进行调整。该调整周期将持续3～4个季度，并最终体现为固定投资的较大下滑，从而引发投资增速的快速回落。
6、国家对投融资平台的清理政策，将有效遏制地方基础建设投资膨胀。这一措施将使地方投资项目增长高居不下的态势有所缓解。
7、刺激政策由2009年11月以来的“增量退出”开始向“存量退出”扩展。这将导致非房地产类的投资增速出现下滑，导致2010与2009年的月度实际投资增速高达14个百分点的差异，从而违背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所需要遵循的动态平衡关系，前期快速投资转变的现期供给将大于本期投资和消费带来的本期需求，从而诱发总量不平衡的产生。
8、投资、出口等领域的下滑力量具有较为强的滞后效应和同步性。由于宏观经济所固有的动态平衡的脆弱性，投资出口下滑力量的滞后性和同步性将产生超预期的叠加效应。2010年下半年，宏观经济有可能再次面临“小幅回落引领加速下滑”的局面，总量性的不平衡问题将在结构性不平衡的调整中恶化，产能过剩问题将在第四季度后全面显现。
9、来自流动性过剩、要素成本上涨等方面的价格上涨压力持续存在。在基数效应、我国先行指数的回落、国际大宗商品的回落、世界通缩压力的加剧以及产能过剩的集中释放等因素的作用下，下半年，我国价格上涨压力将得到有效缓解，2010年各类物价水平都将出现“倒V”型调整模式，我国不会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
2010年～2011年，宏观经济可能出现以下运行特征：
1、2008年～2011年宏观经济有可能呈现不对称的双“W”调整模式。2010年一季度是GDP同比增速的高点，2009年二季度是GDP环比增速的高点。2010年四季度到2011年四季度宏观经济将在多种力量的作用下极有可能步入调整状态。
2、新的经济周期还没有开始。刺激性政策和存货周期力量的逆转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朱格拉周期的基本模式，新的增长动力源泉的缺乏、市场性固定资产更新的乏力以及与全球周期的同步性加强等指标都说明，2001年～2008年经济周期并没有结束，新的经济周期还没有开始。2010年～2011年很可能是周期转换的过渡期，“增长源泉的易变性”、“创新速度的低迷性”、“增长速度的波动性”是过渡期的三大特点。
3、刘易斯拐点宣告我国市场导向性的结构调整全面开始。“农民工失业”快速向“民工荒”、“外资企业工资快速上涨”的转变，说明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结构性拐点（刘易斯拐点）变化，这不仅宣告了我国农民工工资形成机制从传统的“生存成本定价法”转向“市场性劳资谈判法”，更为重要的是，宣告了我国市场导向性的结构调整的全面开启。
4、房地产市场的中期支撑力量依然强大，供不应求的局面将在中期延续。目前，行政性调控模式难以改变房地产的周期调整形态，应关注可能扭曲市场运行机制、遭到市场供求关系报复性调整的问题。
5、关注宏观政策引致的新问题。2008年四季度实施的各种刺激计划虽然成功实现了宏观经济的短期反弹，但也带来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一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二是基础设施过度投资带来的产能过剩加剧问题。2010年～2011年，不仅要治理流动性过剩造成的房地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压力问题，而且还将面临过度投资刺激带来的产能过剩和增长方式重返传统“高投入、高能耗”的重化工业偏向型路径的问题。应高度重视利用“内需弥补外需”、“投资填补出口”的危机治理方法在成功实现危机救助的同时，掩盖了周期调整的内在矛盾，使周期性调整延缓，以及供求关系的恶化的问题。这将使未来宏观经济形势更为复杂。
依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预计2010年全年GDP增长9.5%，比2009年提高0.4个百分点，从总量来看，宏观经济较2009年出现了明显的回升。从动态变化来看，这种持续回升的势头将在2010年第三季度被打破，第四季度可能出现下滑，并导致2011年GDP增速出现回落。
二、政策建议
2010年～2011年，我国经济将处于周期交替的过渡期和市场主导型结构调整的拐点期，2009年～2010年上半年的强劲反弹，只是强劲的刺激性政策、存货周期调整以及世界经济同步反弹的产物，必将随着刺激政策效应的衰竭、存货回补的逆转、世界经济的动荡而出现反转和波动。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应当适应周期过渡期和结构调整的拐点期的新形势。
1、正确认识宏观形势。不仅要洞悉短期反弹的性质和内涵，而且要高度重视短期力量变化的趋势和中期周期性力量变化的规律；不仅要关注目前下滑力量抬头的趋势，更重要的是，应当看到这些下滑力量的滞后性和同步爆发性；不仅要重视多重政策同步调整产生的叠加效应，重视多个部门分别同一个目标产生的过度调整，而且要重视周期性力量与政策性力量的叠加、外部力量与内部力量的叠加。周期力量以及经济增长基础的变化决定了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会出现小幅的下滑，适度调低经济增长目标有利于市场自我良性运转，但在脆弱的社会结构约束下，应当防止宏观经济出现总量性的失衡，避免经济增长速度过快下滑。在短期，还应当密切重视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下滑，防止由此带来的总量的失衡和动态的失衡。投资增速回落具有合理性，但不能诱发总量的失衡和动态的失衡。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开启了我国低端劳动力市场工资形成机制的市场化，从而开启了我国市场化结构性调整。政府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将强化低端劳动力人群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全面落实《劳动法》，加快城镇化建设的配套改革列为当前改革的重点。
2、货币政策的调整。一是适当调高货币政策的通胀目标。结构调整所带来的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的上涨，决定了未来结构性价格上涨压力长期存在。但应当看到，目前我国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与此同时，鉴于我国宏观经济正处于劳动力结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重大变化的阶段，结构调整、深层次改革带来的价格上涨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我国货币政策目标应当适度调高通货膨胀的目标值，而不是简单照搬过去和发达国家的目标值。二是将货币政策从民生问题和生活问题解脱出来。鉴于我国核心CPI并不高，其上涨带来的宏观总量问题并不严重。因此，要防止将通货膨胀的民生问题宏观化，应当通过社会体系的建设（如低收入补贴通货膨胀指数化、最低工资通货膨胀指数化）以加强低收入人群抵御通货膨胀冲击的能力。三是货币政策在总量适度收缩的同时，必须强调结构性的调控。要关注下半年经济下滑力量的加速，关注目前流动性依然充裕带来的问题，关注大量留存于房地产和其他资本市场上的流动性的变异；同时，还要关注大量资本流入所带来的流动性注入问题。四是加息政策必须慎重。
3、财政政策的调整。财政政策应当保持总量宽松的原则。一是存量收缩不宜过快，还应当以增量收缩为主。二是财政支出应当在各种社会福利、医疗教育和公共服务等领域加大投放，不宜保持过多盈余。三是地方融资平台的清理不仅涉及到我国债务风险的问题，更涉及到地方与中央分权体系问题。因此，应将其作为体系调整的重点。
4、消费和供给管理政策。一是消费刺激应从一次性刺激转向中长期制度调整。消费加速不能依赖于一次性的行政刺激，我国的消费刺激力度已相当大，一次性补贴刺激有可能带来后遗症，要努力实现促进消费的中长期制度调整。二是启动供给管理政策。由于未来经济下滑的力量不仅来源于总需求的周期性收缩，而且来源于上一轮周期投资膨胀和衰退时强烈刺激所带来的供给方量。因此，宏观经济政策不仅要启动常规性的需求政策，以防止总需求过度下滑，而且应当启动供给管理政策，将落后产能的淘汰和过剩产能的治理上升到供给管理的层面加以推动，以回避产能治理中带来的各种利益冲突。
5、房地产政策。房地产新政已经初见成效，但由于总体供小于求的局面没有改变、深层次的制度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房产新政必须在持续稳定实施的基础上，从根本上改变房地产供不应求的局面，缓慢出台制度性政策，以达到“稳需求、扩供给、挤泡沫、纠扭曲”的目标。因此，政府不仅需要落实廉租房的建设，而且必须放松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各种约束，渐进地推动房地产交易税等制度性改革。房地产调控的目标应当转变，不宜多元化，应以“增加供给”和“制度建设”为核心。“供给推动”要优于“需求管制”、“制度建设”要优于“泡沫挤压”和“价格打压”。工具选择应当重新权衡，压需求与扩供给、房地产信贷管制与利率调整、商品房投资与保障性住房投资、土地出让金制度与房产税等工具应当进行权衡。对于商品房开发投资给予扶持，房地产信贷政策不能在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上“一刀切”。保障性住房建设必须进行结构性的大调整，应当坚持廉租房和公租房建设为主体。政府财税体制改革是房地产价格形成机制合理化的关键，但不能由此放松了对市场供求关系的调整。政府既要改变在土地市场上的“胡作为”，也要改变在保障性住房上的“不作为”。房产税的出台是大方向，但考虑房地产投资的深度下滑会带来全局性的总量失衡，出台的时间可以延后。在房地产供不应求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缓解前，房产新政不宜退出，但也不宜进一步出台更为严厉的政策。
6、贸易政策。未来的出口状况具有强烈的下滑趋势和强烈的不确定性，贸易政策的退出速度应当慎重。7.着力市场机制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周期交替的过渡期往往具有“无创新的复苏”、“经济增长动力源泉多元化”、“新兴产业不确定”等特点，不宜过度采取行政措施，行政性地找寻下一个周期的增长源泉，人为地推广没有技术基础和市场基础的产业，而应当在市场机制改革和创新体系改革上做文章；同时，加强人力资本的投入，为市场自动寻找新增长点和产业方向打下基础。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