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工厂的定位能促进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吗 |
| 江静，刘志彪 2010-08-16 |
| 摘 要： |
生产性服务是主要为商品和服务生产提供中间投入的服务业行业，发展不仅能够提升制造业竞争力，而且是产业结构演变的趋势。但中国生产性服务发展受制于需求因素。本文研究表明，世界工厂的定位使中国生产性服务缺乏有效市场需求的支撑而发展滞后。当前政府鼓励生产性服务发展的政策应该以需求为导向，立足于巩固和加强生产性服务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进而扩大对生产性服务的中间需求。 |
| 关键词： |
世界工厂，代工生产，加工贸易，生产性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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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大量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能促进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因此，越来越多的观点倾向于充分利用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投入来降低制造业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达到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目的。然而，以西方七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金砖四国（中国除外）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都在出现经济服务化趋势的同时出现了“中国悖论”。中国各级政府都出台政策鼓励服务业发展，完成“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的转变，但却没有起到预期效果，近年来全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增反降。因此，如何对现有政策进行调整，完成“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到2010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至少提高3个百分点”的目标，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的工作重心。
目前发达国家服务业发展政策的立足点主要是基于产业结构自动变迁的视角，其核心是“收入需求弹性”和“产业关联度”这两个理论。这两个理论都认为，自由市场会自发促进现代服务业提高，这主要得益于由收入提高和中间投入增加所导致的对服务业需求的增加。因此，在需求不断提高的同时，供给方面的制约就显得越来越明显。因此，国外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大多是从供给视角展开的，即政府应当提供一个有效、综合的政策保证，放松对服务业的管制。与此相关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政策的有效性。中国现有政策的基础也是基于供给分析。
笔者认为，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固然有供给层面的原因，但需求方面的因素也同样重要，这不仅是因为消费性需求长期受到抑制，更重要的是因为生产性服务缺乏制造业中间需求的市场支撑。中国当前外向型经济发展中的世界工厂定位，以代工生产和加工贸易为主，割裂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的产业关联，破坏了培育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土壤，这也是当前仅仅基于供给层面的服务业鼓励政策效果不显著、服务业长期低水平稳态发展的根本原因。
二、中国生产性服务行业界定及其被需求程度的现状
（一）生产性服务的行业界定
生产性服务，即主要为满足商品和服务生产提供中间投入的服务行业。OECD对生产性服务有明确的界定，即主要包括商业与专业服务、金融服务、保险服务以及房地产行业。另外一些学者对生产性服务进行了具体量化，用“中间需求率”这个指标作为生产性服务的标准，将中间需求率高于60%的服务业界定为生产性服务。
由于中国发展阶段和产业的特殊性，本文基于中国投入产出表，采用服务资本品率这个定量指标来对生产性服务业进行界定。服务部门总产出的一部分是作为其他部门的中间投入而重新进入生产过程的，反映了服务业在多大程度上被其他产业发展所需求，体现为服务部门生产资料的特性，这部分中间使用的部分被称为服务资本品。服务资本品占服务部门总产出的比重称为服务资本品比率。笔者将资本品率高于50%的服务行业界定为生产性服务业，因为这些服务行业总产出的一半以上用于其他行业的中间投入。表1是根据2002年和2005年42个部门中国投入产出表（延长表）计算得出的各服务行业的资本品率。从表1来看，共有7个行业的资本品率超过了50%，分别是交通运输及仓储业、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住宿餐饮业、金融保险业、租赁业和商务服务业这7个行业，因此笔者将这7个行业界定为生产性服务业。
表1：2002年、2005年各服务行业资本品率（%）
（二）中国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程度
为了分析制造业对服务业的需求程度，笔者用制造业的服务投入率这个指标来衡量。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包括物质投入和服务投入两部分，服务投入与中间投入的比值就是服务投入率，它体现了制造业对服务业的需求程度。其中，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程度可以用生产性服务投入率来衡量，即制造业的所有中间投入中生产性服务所占的比重。从定义上来看，生产性服务投入率越高，说明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市场支持力度就越大，制造业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需求拉动作用也越明显。
根据中国投入产出表，笔者计算了历年来细分制造行业的服务业投入率和生产性服务投入率，其中生产性服务的界定见表1。
如表2所示，1997-2002年，制造业中间投入中服务业所占的比重从12.56%提高到了16.7%，其中，生产性服务投入占中间总投入比重也从12.26%上升到15.24%，然而，此后短短三年期间，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在制造业中间投入的比重急剧下降，到2005年仅分别为13.84%和12.14%。这也意味着虽然中国制造业在不断增长，但对服务业的需求却在不断下降。2005年制造业中间投入中大约86%是物质投入，制造业在某种程度上更依赖于制造业本身，而对生产性服务需求并不大，两者呈现出独立发展的态势。
表2：历年制造业的服务投入率和生产性服务投入率（%）
从细分行业来看，对生产性服务需求较多的制造业主要是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如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造纸印刷文教用品制造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随着中国外向型程度的提高，这些行业中生产性服务投入率也呈现下降趋势。以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为例，2002年生产性服务投入率为24.64%，到了2005年，该比例下降为17.86%，这就意味着约82%的投入都是依赖物质投入，因此对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在不断减少。
以上分析表明，在外向型程度不断提高的同时，中国制造业高速发展并没有形成对生产性服务的相应需求，笔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代工生产者定位所决定的。中国以低要素成本这个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其自身定位必然是世界工厂，中国也由此成为国际代工生产者，贸易结构也随之转变。加工贸易的主导地位使生产性服务无法充分利用“中国制造”产生的中间需求，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代工生产模式中的本土低端制造业只需要低端服务投入，从而对高端生产性服务的需求极为有限；FDI制造业所需要的生产性服务业大多来自跨国公司总部，这又降低了对本土生产性服务的需求。第二，国际代工模式下制造业和服务业FDI形成了对生产性服务发展的双重挤压，制造业FDI在诸如资金、高素质人才等生产要素方面与服务业形成激烈的竞争；同时，服务业FDI的进入不仅在要素获取方面与本土生产性服务企业形成竞争，此外还抢占了国内市场。因此，本土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之间的产业关联被完全割裂。
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提出一个假说：世界工厂的定位使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以代工生产和加工贸易为主要特征，从而割裂了代工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的产业关联，最终使生产性服务缺乏有效市场需求而发展滞后。接下来笔者将对这一假说进行实证分析。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变量和数据
为检验本文提出的假说，笔者选取各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GDP的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用ps表示。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采用国民经济核算指标）并结合前面的定量分析，笔者选取以下4个行业代表生产性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金融保险业。
在世界工厂定位的选择指标上，考虑到其主要特征是制造业的代工生产，主要表现为对外贸易以加工贸易为主，因此，笔者选择三个关键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别是exp，pex和oex，表示货物出口总额、货物加工贸易出口总额与一般贸易出口总额与地区GDP的比值。这三个变量都具有双重的解释意义：首先，作为常规的衡量外向型经济发展程度的指标，贸易与GDP的比值可以反映一个国家国际化程度对本国生产性服务发展的影响。其次，由于货物贸易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国制造业发展的水平，因而可以作为代理变量来考察代工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程度。中国的贸易模式具有一定的内生性。基于GDP增长的政绩考核使充分利用外资成为各级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这也意味着当前外向型经济的本质即是将自身定位于世界工厂而参与国际分工。在其他生产要素差异性不明显的情况下，基础设施建设的好坏成为吸引外资进驻的重要参考指标，这就使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基本建设的支出总额成为判断一个地区开放程度的重要间接指标。为了充分体现政府对于世界工厂定位的政策意图，笔者选择滞后一期的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基本建设的支出总额作为出口贸易的工具变量。
计量模型如下：
图1：计量模型
式中，α0，β0和η0为常数项；α1，β1，η1，δ，y和λ为待估参数向量。
在外向型经济程度较高且生产要素稀缺的中国，货物出口规模的增加进一步加剧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对生产要素的竞争，因此预期exp的符号为负。代工生产的必然结果是出口结构以加工贸易为主。加工贸易意味着原材料都依靠进口，中国本土企业主要承担了制造业中的加工组装环节，而附加值较高的生产性服务都由跨国公司提供，因此没有形成产业互动，预期pex的符号为负。而一般贸易的情况则相反。由于一般贸易的产品主要是在本国生产，因此形成了完整的国内产业链，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关联度和空间的协同定位关系都得到了发挥。因此，预期oex的符号为正。
X是模型中的控制变量。笔者选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pergdp）和城市化水平（urban）这两个指标，分别用人均GDP的自然对数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表示。加入这两个控制变量后可以考察控制了经济发展阶段和城市化水平后，以贸易规模和贸易结构来衡量的世界制造工厂的定位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程度。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中宏数据库、国研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2001-200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由于西藏自治区没有加工贸易统计数据，故将西藏剔除。此外，考虑到中国在外向型经济发展中的较大的地区差异，即外向型程度较高的地区主要是东部地区，因此笔者将总样本进行分类，按照传统的分类方法，选择东部和中西部两大地区分别进行回归。这样的分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判断不同外贸依存度的地区生产性服务发展影响因素的差异性。
（二）回归结果
表3和表4分别是根据全国30个地区以及分地区的面板数据对各模型的回归结果。
（三）简单分析
第一，从贸易规模来看，如表3所示，货物贸易与GDP的比例每增加1%，生产性服务增加值占GDP比例则降低0.07，并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与现有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从贸易结构来看，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具有较大的差异性。表3模型（2）和模型（3）的回归系数截然相反，分别为-0.08和0.09，并且都在1%显著性水平下通过统计检验。笔者认为，加工贸易模式是代工生产模式的必然结果，两头在外的代工生产是本土企业担任了加工组装环节，而其他与之相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如研发、营销、咨询、金融服务等完全由跨国公司承担，因此，制造业对服务业的中间需求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同时，代工制造业与服务业又形成对资源的竞争，因此加工贸易越发达，越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生产性服务发展。一般贸易则意味着产品的整个生产环节都在国内进行，形成了完整的国内产业链，制造业在生产不断扩大的同时，对服务业的中间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从而使两者的产业关联度和空间协同定位关系都得到充分发挥，最终有利于生产性服务的发展。实证结果也显示，一般贸易与GDP的比例每提高1个百分点，生产性服务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就提高0.09个百分点。
表3：贸易规模、贸易结构域生产性贸易发展
表4：东部和中西部的分地区回归结果
第二，外向型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的实证结果支持了上述结论，但是其回归系数明显高于全国。如表4所示，东部地区的贸易总额、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系数分别为-0.13，-0.14和0.12，这充分说明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与全国相比有不同程度的放大。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经济外向性程度决定的。较高外向型程度的东部地区率先在全国通过发展制造业参与国际竞争，在制造业领域有较强的优势。长期以来，东部地区的资源和要素集中投入制造业，由于固定投入在短期内不容易收回，因此大量的固定资产沉淀在制造行业中，并引致人才、资金等继续投入，形成路径依赖。因此，货物贸易对生产性服务发展的负效应在东部地区显得较为明显。东部地区加工贸易占贸易总额的比例相对较高，大量的外资代工生产使其需要的服务业更多由跨国公司提供，因此加工贸易对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的制约作用也表现得更为明显。中西部地区的实证结果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第三，收入效应在东部地区作用较为明显，人均GDP增长较大程度上促进了该地区生产性服务的发展，而在中西部地区，两者没有表现出显著性关系。城市化水平在东部地区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而城市化水平在中西部地区则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也意味着，在东部地区试图通过提高城市化水平来发展生产性服务的途径可能并不能奏效，而在城市化初始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政府增加基础设施投入和加快城市化水平，可能对发展生产性服务产业有一定效果。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的分析表明，中国生产性服务的发展具有内生性，这可能是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中将自身定位于世界工厂所决定的。中国以较低价格生产要素这个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嵌入全球价值链，为发达国家和地区代工，对外贸易也以加工贸易为主。加工贸易主导的贸易结构割裂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的产业关联，代工制造业发展不仅没有形成对生产性服务的有效需求，反而在要素获取方面与服务业形成竞争，进而制约了生产性服务的发展，这也是当前中国服务业长期低水平稳态发展和经济出现“逆服务化”趋势的主要原因。同时，生产性服务的滞后又使制造业缺乏高级要素投入，因而制造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只能为发达国家代工生产，这个国际代工者的定位又制约了生产性服务的发展，从而陷入路径依赖。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生产性服务发展滞后是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必然结果。
外向型经济对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也有一定的正向作用。参与国际分工时，中国代工企业一方面接受发包的跨国公司主动性技术溢出，另一方面通过“干中学”、“用中学”和人才流动等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从而对中间服务投入提出更高的需求。技术水平的提升也需要更多的研发设计，这本身就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过程，同时制造企业利润的增加，也具备了发展独立生产性服务的能力。不过这种促进机制可能会受到跨国公司的限制。
从政策视角来看，当前政府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措施主要是基于供给层面，如放松对服务业的管制，在产业政策和财税政策方面给予一定支持等，由于忽略了需求因素，政府的政策收效甚微。本文的分析结果为服务业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思路。从扩大生产性服务需求的角度来看，主要应该立足于巩固和加强生产性服务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从根本上来说，政府应该调整公共支出结构，改革转移支付制度，提高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等促进人类发展相关的支出比例，提高国民收入中居民分配的比例，经济增长转为以内需而不是以代工生产加工贸易为动力，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制造业技术水平，并使之成为生产性服务发展的市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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