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轮“民工荒”的比较分析与启示 |
李波平,田艳平 2011-03-14 |
摘 要: |
本文根据相关数据和报道,基于发生的背景,从缺工的地区、行业、企业、工种等角度对比分析两轮“民工荒”的差异。通过比较发现,经济发展和企业订单增加是导致两轮“民工荒”发生的相同的直接原因;而低工资、低成本、外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导致两轮“民工荒”发生的相同的深层次原因;户籍制度、各种保障制度的严重缺陷是两轮“民工荒”的重要原因。两轮“民工荒”折射出农民工主体及价值观念变化很大,惠农政策效果更加显现,区域格局发生更大变化,劳动力分流更加明显;但也揭示了企业的用工模式、管理体制没有改进;说明了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发展步伐缓慢。两轮“民工荒”启示我们必须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将我国的人口红利从数量向质量转变,必须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关键词: |
民工荒,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劳动力市场,比较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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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向沿海地区倾斜的发展战略,珠三角等沿海地区依靠外资带动了经济发展,也拉大了与内地经济发展的差距。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在“推力”和“拉力”的作用下纷纷流向发达的沿海地区,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汹涌的“民工潮”。至此,人们习惯于认为我国廉价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即农民工被视为廉价而丰富的优势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是在2004年初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开始出现了农民工短缺的现象,即“民工荒”。2008年沿海地区企业遭遇金融危机,使得沿海地区大约2000万农民工下岗失业,返乡回流,出现“失业潮”、“返乡潮”。2010年随着世界经济企稳和我国经济的强劲回升,广东等地外贸订单激增,企业用工需求随之加大。春节过后,沿海地区和内地企业纷纷出现“招工难”,再次爆发了新一轮的“民工荒”。
2004年初开始出现的首轮“民工荒”,引起了各界的高度关注,也提出了很多的对策和建议。2010年春节后又出现了新一轮的“民工荒”,“民工荒”再次成为热门话题。本文根据相关数据和报道,从发生的背景及缺工的地区、行业、企业、工种等几个角度对比分析了两轮“民工荒”的差异,并拟通过对两轮“民工荒”的比较分析得出一些深层次的启示。
二、两轮“民工荒”的比较分析
本文把2004年开始发生的“民工荒”界定为首轮“民工荒”。2010年春节过后出现的“民工荒”界定为新一轮“民工荒”。
(一)“民工荒”发生的社会经济背景
1.首轮“民工荒”的背景是,2003年下半年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增长加速,我国经济发展整体态势良好,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3年增长了9.1%,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1.5%,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25.8%,国内外投资力度不断增强,极大推动了市场需求增加。广东等地外贸订单激增,我国外贸进出口增长较快。2004年进出口比上年增长35.7%,全年贸易顺差320亿美元,比上年扩大65亿美元。订单激增导致了劳动密集型企业迅猛扩张,许多企业扩充产能、上新生产线,用工需求大幅增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北京、天津、深圳等使用农民工较多的26个城市2600多家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2004年企业雇佣的农民工人数比2003年增加13%;农村劳动力供应市场的增长却相对平缓,据有关调查数据显示,2004年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同比增长3.8%,与往年相比增长平稳。对农村劳动力需求增长劲升而供应增长平稳,使得全国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有了轻微变化。总体上来说是经济高速增长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是属于扩张型影响。
2.新一轮“民工荒”的背景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风暴冲击着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中国。以外向型经济著称的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无疑是本次金融危机冲击的重灾区。东部沿海地区加工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外贸出口型企业在此次危机中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大量企业由于接不到订单而出现了半停产、停产、关闭、破产的情况,而作为制造业的主力军农民工纷纷失去工作,被迫返乡回流。据农业部2009年1月统计,提前返乡农民工数量约2000万人以上,大约占农民工就业总量的15%。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推动经济复苏、促进就业增长,我国提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大内需的指导思想,4万亿元投资计划有相当一部分分布于中西部地区。2010年随着世界经济企稳和我国经济的强劲回升,广东等地外贸订单激增,企业用工需求随之加大。特别是春节过后,由于企业提前开工和招人,很多农民工还在家过年,企业又遭遇了“招工难”。从“失业潮”到“民工荒”,这两年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市场可谓是“冰火两重天”。此轮“民工荒”与金融危机是有直接关系的(杨云彦,2010),有人认为新一轮的“民工荒”并不是早期的“民工荒”的简单延续,更多表现为不少企业在2009年危机中减产停产并大幅度裁员以后出现的用工反弹。
(二)区域结构特征
1.首轮“民工荒”。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2004)通过调研发现,“民工荒”只是主要出现在经济较发达沿海地区,而并非全国普遍现象,特别是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集聚地区,其中珠三角是最严重的地区,估计有近200万民工缺口,缺工率约为10%。
2.新一轮“民工荒”。据估计,珠三角地区城市出现超过200万的用工缺口,其中深圳81.9万人、广州15万人、东莞100万人、中山13万人;江浙最缺一线普工,昆山、杭州、温州等地用工难随处可见;福建省出现“用工荒”,每100名求职者可以选择的工作岗位数为130个,求人倍率1.3,也是近年来该指标的最高数值;另外,湖北、重庆、安徽、江西等劳务大省也很紧缺,如2010年春季武汉市劳动就业管理局预计武汉市缺工总量达7~8万人。相比上轮,新一轮民工短缺的区域有所扩大。
(三)企业行业结构特征
1.首轮“民工荒”。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2004)调研发现,一般大型企业由于职工福利和保障较好而基本不存在民工短缺,从事“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缺工最为严重,主要集中在产品竞争比较激烈的制鞋、玩具制造、服装加工、电子装配、塑料制品加工等行业,其中部分台资企业和中小型私营企业缺工更为严重。技工短缺主要集中在工艺设计、机械加工、电器设备、光机电一体化、模具、数控机床、汽车涂装、电子测试等生产、附加值高的产业。
2.新一轮“民工荒”。据报道,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缺工最为严重,主要集中在产品竞争比较激烈的服装加工、制鞋、玩具制造、电子装配、塑料制品加工等行业。
(四)工种特征
1.首轮“民工荒”。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2004)调查发现,农民工短缺的一个重要表现为熟练工、技工短缺,尤其是高级工严重缺乏。许多企业只想招熟练工、技术工,造成农民工供求错位严重,招新手容易,招技工难,招高级工更难。
2.新一轮“民工荒”。2010年“民工荒”从短缺的角度来说普工短缺占大部分,也存在一定的技工。目前广东企业用工一是普工缺口相对较大(缺口约占总量的68%),二是技工缺口仍处高位(占缺工总量的32%)。据报道,挡车工、车位工、缝纫工、印染工、抛光工、钳工、装配工、焊工、电工等是浙江目前最缺的工种,也是招工量最大的工种,也正好分属浙江的支柱性产业;服务员、裁缝工、操作工这三类农民工如今是江苏目前最紧俏的农民工。另外,保安、数控车床熟练工、有经验的电焊工、钳工也普遍稀缺。
(五)性别结构特征
1.首轮“民工荒”。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调查发现(2004),女工需求过大,男工相对过剩。劳动力市场上性别供求错位严重,造成女性“民工荒”。女工需求量是男工的数倍,有些企业男女比例高达1:10。
2.新一轮“民工荒”。2010年“民工荒”表现为男性和女性都比较短缺,很多招聘单位表示只要是工人都可以考虑。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发现,第一,从经济社会背景来看,经济发展和企业订单增加是导致两轮“民工荒”发生的相同的直接原因。两轮“民工荒”,从表象上看都是由于经济发展刺激沿海企业订单猛增,因而导致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第二,从区域结构上看,两轮“民工荒”短缺都主要是东部沿海地区的珠三角、长三角、闽东南。但是新一轮“民工荒”内地民工短缺也比较严重,区域有所扩大。第三,从行业结构上看,两轮“民工荒”的短缺都主要是集中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一般都在竞争激烈的服装加工、制鞋、玩具制造、电子装配、塑料制品加工等行业,但新一轮民工短缺的企业行业面有所增加。第四,从工种特征上看,首轮主要短缺熟练工、技工,新一轮主要短缺普工,也存在一定的技工、熟练工。第五,从性别特征上看,首轮主要是缺女工,新一轮是男女都缺,性别结构也有所扩大。
三、两轮“民工荒”产生的相同原因
(一)低工资、低成本、外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导致两轮“民工荒”发生的相同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沿海地区利用优越的区位条件,通过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依靠大量廉价、技术含量低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依靠低成本、发展外向型发展战略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成为“世界工厂”,使“中国制造”遍布全球。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经济保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长,但也带来了诸多问题。一直以来,人们认为我国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因此企业牺牲农民工的利益和权益,以保障低成本、赚取利润。这种缺少技术基础的生产模式决定了企业工资的平均水平及上涨空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2004)调查发现,当时广州最低工资标准为510元,东莞为450元,深圳特区外最低工资扣除个人应承担的社会保险费后为388元。农民工长期处于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的状态中,低工资影响了劳动力的流动。2004年出现“民工荒”时,政府和很多企业都意识到普工的工资太低,认为要提高工资,但是据统计现在大多数企业的普工工资仍然为基本底薪500~800元/月,随着各种成本的提高,于是农民工的净收益不断减少,甚至趋于零,迫使农民工不再接受这种名义工资水平。也就是说,劳动力的供给趋于减少,“民工荒”就会出现,影响到企业的生产和发展,最终影响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低成本-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还使得企业缺乏创新动力,也导致我国的产业附加值不高,价值增值较低,竞争力不强。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沿海地区外向型企业大量倒闭破产,大约2000万农民工失业返乡,这表明了外向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脆弱性,也说明了高度对外依赖将严重威胁国家的经济安全。在民工短缺、劳动力成本日益上升、资源承载力日渐饱和的趋势下,原有的低工资、低成本、外向型、高投入、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在沿海地区已不具有竞争优势,不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是造成民工短缺的主要原因;低工资、低劳动成本带来的低效率可能使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落人“低成本陷阱”。当前“民工荒”很大程度是“劳动力无限供给-低工资-低成本-低效率-低竞争力”链条的断裂,是长期不重视人力资本投入、不进行自主创新、不加快产业升级的理性反映。“民工荒”反映出经济增长方式亟待转变。
(二)制度短缺和权益短缺是两轮“民工荒”的重要原因
有专家和学者指出“民工荒”实际上是制度荒和权益荒,民工短缺实际上是制度短缺和权益短缺。户籍制度、各种保障制度的严重缺陷是“民工荒”的重要原因,“民工荒”正是对这些制度缺陷的有力反抗。户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的城乡流动,给社会福利带来损失;“民工荒”事件是户籍制度的必然产物,户籍制度导致了较高的迁移成本(王美艳、蔡昉,2008),外来民工被迫缴纳各种不合理费用,如流动人口证、暂住证、计划生育证等办证费用,加重了民工的负担,加上子女就学难等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限制了一部分农民向城市的迁移。农民工不仅工资低,而且人身安全和尊严、平等择业、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居住等权益长期得不到有效保障,合法权益屡遭侵害。
2004年出现“民工荒”后,政府在法律法规上做了很大改进,如国务院在2006年专门制定并下发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将解决农民工工资偏低和工资拖欠问题列为农民工工作重点内容之一;近几年国家也密集颁布了保护劳动者权利方面的法律,仅在2007年就颁布了《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和《就业促进法》。但是户籍制度、各种保障制度改变的幅度不大,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在权益上,农民工与城市产业工人相比仍享受不到应有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待遇,处于城市社会底层。作为新生代的农民工维权意识比较强,在很多合法权益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农民工选择“用脚投票”,离开工作岗位,一走了之,于是产生了“民工荒”。
四、两轮“民工荒”反映出三个变化趋势
(一)区域格局在发生变化,农民工流动的选择性增加
“长三角”、“环渤海”、“珠三角”经济圈已经形成,农村劳动力外出选择的机会加大,流向出现多元化。随着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的推进,北部湾、成渝试验区、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等区域板块的形成与崛起,使欠发达地区加快了经济发展。另外,很多在沿海地区工作时间很长的劳动力已经有了些资本积累,不愿再从事最简单最辛苦的低级工作,而愿意返回家乡进行创业和投资。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也给返乡人员创业提供了各方面优惠。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西部地区经济正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如2009年湖南省GDP增长13.6%,其经济总量位列全国第十位;安徽省GDP增长12.9%,连续6年保持两位数上升,并成为我国第14个迈入GDP“万亿俱乐部”行列的省份;内蒙古2009年GDP更是以17%的增速在各省份中位于第一,其他多数中西部省份的增长势头也十分强劲。在金融危机下,中西部地区并取代东部地区成为我国经济“保八”的功臣。这些地区的农民也就获得更多的“离土不离乡”的工作机会,新生代的农民工也出现了“就近就业”的趋势,减少了对珠三角、长三角等发达地区的农民工供给。“东南西北中,打工到广东”,在农民工曾经流传的顺口溜现在变成了“东南西北中,处处可打工”。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我国的区域发展格局在发生变化,农民工流动的选择性更多。
(二)民工主体及其价值观念在变化
20世纪60年代出生、现年40岁以上、90年代外出打工的第一代农民工,随着年龄的增大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年龄的限制,再加上积累了一定的资金,这些农民工纷纷还乡回流,取而代之的是80年代后出生、新世纪开始外出打工的农民成为农民工的主体。第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成长的环境和社会背景不同,他们外出务工就业价值观念有了许多明显的变化。新生代年轻农民工外出打工的目的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经济压力较小,挣钱并不是唯一目的,更注重追求生活质量,效用目标和偏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刘传江、徐建玲,2006;胡伟清、张宗益,2007;杨春华,2010)。他们在社会地位、合法权益、社会保障、人格尊严、子女人学等方面的诉求日益凸显。但是他们也有消极、个性的表现,吃苦耐劳精神日益缺乏,老一代农民工总是老老实实呆在最脏、最累、最“没出息”的工作岗位上,新生代农民工即使从事此类工作也常常会因为工作时间太长、劳动强度太大而频繁跳槽。一项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敬业精神差且职业流动率高,平均每人每年换工作0.45次,而老一代农民工仅为0.08次,新生代农民工跳槽频率是老一代农民工的近6倍(长子中,2009),这其中,近一半的人是因为“生活、生产环境和闲暇时间不足”而跳槽,17%的人提出“自己不喜欢那个工作”或者只是“想换个环境”,此外,人文环境、文化娱乐、工作条件等都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选择。然而,沿海地区企业在工作环境、管理体制、合法权益等方面改变不大,不能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用工荒”是新生代农民工对不平等劳动关系的抗议。
(三)惠农政策效果逐渐显现,农民工外出净收益不断下降
两轮“民工荒”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三农”问题在不断得到解决。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农民工外出务工的重要原因是农民负担重而农业比较利益低,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慢。在早期,相比农村而言,外出打工的相对收益比较高。但是随着国家连续出台一系列惠农政策,如取消农业税、种粮直补、粮食收购保护、新农村建设等,使农业劳动力边际效益不断提高,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这提高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机会成本,降低了农民外出打工的积极性,也吸引部分农民工回流,造成农村劳动力的意愿供给量小于企业实际需要量,结果带来了企业用工短缺问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2010年2月24日发布的“部分城市2010年企业春季用工需求和2009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调查分析结果”显示,有62%的返乡务工人员明确表示春节后要继续外出务工,有30%的返乡务工人员表示要视情况而定,所占比例与往年相比增长6%;有8%的返乡务工人员表示不再外出务工。这表明了国家一系列的惠农政策吸引农民工重新回归农业,留守农村的意愿比过去提高了,外出打工的意愿降低了。此外,在城市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农民工的实际购买力趋于下降,而流向城市的成本增加,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净收益下降,缺乏向外流动的经济诱因。
五、两轮“民工荒”表现出两个方面的落后
(一)说明了我国劳动力市场不完善
2004年我国政府就提出了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发展跨地区劳务合作。但是劳务市场相对落后,发展步伐缓慢,大批量的劳务输出还处在零散无组织状态。主要原因,一是农民工对劳动力市场不信任。劳务市场上各种非法中介机构采取提供虚假、诱人的招工信息骗取农民工高额中介费用,使农民工对劳动力市场不信任,害怕进入劳动力市场。统计显示,农民工盲目外出占36%,返回原岗占44%,老乡、亲朋好友介绍占11%,经有关部门组织输出的仅占9%。二是目前我国尚没有一个较完善的全国性或者区域性的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网络,不能在第一时间发布和提供市场上的劳动力供求信息。由于农民工输出地和需求地不能相互协调,劳务信息不充分,管理网络不健全,使得劳动供给的信息无法传递给用工单位,劳动需求的信息也无法传递给打工者,造成劳动力的盲目、无序流动,从而导致了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此外,我国劳动力市场不规范,劳动法律法规缺失,劳动力市场处于分割状态,市场调节、配置劳动力资源的作用还没有形成,这些都影响到农民工就业、流动。
(二)揭示了企业用工模式的落后,管理体制没有改进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2004)通过调查发现,18~25岁的年轻劳动力仍是企业用工需求主体;对女工需求过大,男工相对过剩,性别需求失衡;一些企业除搬运等岗位外全部招女工,男女比例有的高达1:10。目前企业招收农民工时对年龄仍然有严格限制。企业的这种用工模式存在严重的歧视问题,对公民劳动权形成严重侵害,也浪费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造成供求错位严重。可以说农民工并没有短缺,“民工荒”并不是农民工供给总量的减少。按照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的每年抽样调查,我国乡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其中25岁以下的约占45%,按照企业招工标准,将有近55%的外出务工人员找不到工作。企业只利用劳动力生命中最年轻时段,折射出我国并不缺民工,缺的是处于最佳人口红利年龄的民工。
企业追求短期利润而设置了苛刻的用工条件,人为地缩小了招工范围,这种情况早在2004年就有所反映,但是企业仍然没有改进旧有的用工模式和管理体制。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调查,大部分企业对新招员工的职业技能和文化程度均有一定的要求。对企业调查中,企业招工岗位中近1/3要求具备一定的职业资格,企业招工要求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9%,要求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25%,暂无要求的占26%。这些要求限制了一部分劳动力供给。企业需要熟练的技工但是却没有完整的民工培训、人才开发体系。发生金融危机时企业大量裁减人员,订单增加时却呈现招工难现象,说明了企业对未来人力资源预测能力、人才储备能力相当缺乏。两轮“民工荒”揭示出企业用工模式、人力资源管理办法的落后。
表1: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及农民工人口数量(万人)
年份 |
农村15~64岁的人口(万人) |
农民工(万人) |
农民工外出所占农村l5~64岁的人口比例(%) |
2001 |
52662 |
8399 |
15.95 |
2002 |
52291 |
10470 |
20.02 |
2003 |
51767 |
11390 |
22.00 |
2004 |
51597 |
11823 |
22.91 |
2005 |
51424 |
12578 |
24.46 |
2006 |
51192 |
13212 |
25.81 |
2007 |
50894 |
13697 |
26.91 |
2008 |
50543 |
14041 |
27.78 |
2009 |
50117 |
15000 |
29.93 |
数据来源:(1)2000-2007年外出6个月以上农村劳动力数字,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司《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历年),2008年数字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2009年数字引自Xin(2009);(2)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系胡英基于2000年人口普查的预测
六、结论及启示
劳动力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因素,“民工荒”问题是各种社会经济原因长期积累导致的必然结果,经济发展和企业订单增加是导致两轮“民工荒”发生的相同的直接原因,而低工资、低成本、外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导致两轮“民工荒”发生的相同的深层次原因,户籍制度、各种保障制度的严重缺陷是两轮“民工荒”的重要原因。两轮“民工荒”折射出惠农政策效果更加显现,区域发展格局发生更大变化,劳动力分流更加明显,农民工主体及价值观念在发生变化。但是也揭示了企业的用工模式、管理体制没有改进;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发展步伐缓慢。
“民工荒”体现了对科学发展理念和公平制度环境的呼唤,也反映出农民工由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的跃迁,给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重要启示。在新的发展阶段,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不是依靠低廉的劳动力可以实现的。经济发展模式必须转型,产业结构必须调整和升级,必须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加大民工培训力度,提高民工文化素质、劳动技能和可持续就业能力,把廉价劳动力变成高价值、高素质的人才资源,将我国的人口红利从数量向质量转变,把经济增长方式切实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换,走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总量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将是我国农村劳动力在较长时期内的特征,如果不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将会经常出现民工短缺问题,将会影响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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