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增长排头兵：地位、挑战与政策建议 |
| 石英华，刘帅 2024-05-17 |
| 摘 要： |
经济大省（按照2023年地区经济体量，选取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四川、河南六省进行分析）在我国经济总量中占据半壁江山，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创新源泉和制度改革试验田。2023年，经济大省全力拼经济，对全国如期实现经济增长目标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2024年经济目标实现也面临着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以及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投资边际效益递减、消费收缩、前沿技术创新发展面临卡点等挑战。 |
| 关键词： |
经济体制改革，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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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大省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我国经济呈现波浪式、曲折式复苏态势。2023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超12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2%，与美国经济增速之间的差距缩小至1.1个百分点（美元计价），经济复苏态势进一步巩固。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来看，2022年，中国GDP规模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增至17.81%，中美GDP规模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之差由2012年的10.22个百分点下降至7.41个百分点。疫后，我国经济复苏进程呈现韧性强、后劲足的显著特征。我国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望进一步提升。
从2023年的数据来看，我国经济韧性的恢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经济大省的拉动作用。2023年，地区生产总值在8万亿元以上的省份有4个，分别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经济总量占全国的34.787%；地区生产总值在5万亿元以上的省份有9个，依次为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四川、河南、福建、湖南、湖北，经济总量占全国的56.95%。其中，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四川、河南六省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达44.25%。
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四川、河南六省是我国财政收入和制造业投资的重要支撑。2008年以来，上述六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全国比重稳定在20%以上；20212023年，上述六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全国比重平均为23%左右。2023年，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四川、河南六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速分别为4.45%、7.25%、5.08%、6.97%、13.29%、11.46%，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41%）。2023年，浙江、山东、江苏制造业投资累计分别增长14.1%、11.5%、9.1%，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拉动全国制造业投资增速上扬。2023年12月，江苏、山东、四川、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分别为7.6%、7.1%、6.1%、6%，超过同期全国平均水平（4.6%）。2022年，六省专利申请授权数占全国比重达56.79%。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经济大省的支撑，这种不均衡发展给经济大省的未来发展提出更高要求。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影响我国经济大省，经济大省的经济波动和不确定性也会影响全国经济总量、增速以及发展质量的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较高的省份，从量到质转变的过程需要稳定的创新驱动，而创新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影响实际增长速度与潜在增长速度的偏离；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省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受限于虹吸效应、制度约束等。在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我国经济保持合理增速仍面临不小的压力。在经济规模排名前6位的省份中，2024年，四川、浙江、河南三省的经济增长速度预期目标高于全国。
二、经济大省实现新增长目标可能面临的挑战
新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目标是高质量发展前提下的经济增长目标，经济大省依然是新增长目标实现的重要支撑。当前，经济大省可能面临来自国际政治经济不稳定、人口老龄化、投资边际效益递减、创新能力支撑不足以及消费收缩等多方面的挑战。
（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不稳定，对经济大省贸易往来产生不利影响
2015年以来，我国贸易依存度稳定保持在30%以上，仍是名副其实的制造业贸易大国。2021年10月以来，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处于高位，制约进出口贸易的健康发展。地区军事冲突、换届选举以及民众示威游行等，加剧了地缘政治风险，加速了区域经济割裂。中国贸促会披露的数据显示，2023年12月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仍然处于高位区间。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同比上升14%，环比上升66.5%。在涉华经贸摩擦方面，19个国家（地区）涉华经贸摩擦指数处于高位，当月，19个国家（地区）涉华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同比上升15.1%，环比上升131.8%。电子、机械设备、轻工、医药和运输设备行业涉华经贸摩擦指数均处于高位。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对我国经济大省，特别是东部外向型经济大省的进出口贸易带来严峻挑战。
（二）人口老龄化程度上升，加剧地方财政支出压力
“未富先老”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特征。2022年，我国人均GDP为12720.22美元，相较于2012年翻了一番，但与美国（76329.58美元）、日本（34017.27美元）等发达经济体相比，经济发展水平仍有很大提升空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1564岁人口数量占比从2010年的74.5%下降至2023年的68.26%；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老年人口抚养比从2009年的8.45%上升到2022年的13.72%，人口老龄化程度加重，人口数量红利持续减弱，而人口质量红利有待提升。以受过高等教育劳动力占比作为衡量指标来看，2022年，美、韩、欧盟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适龄人口占劳动力的比重分别为71.78%、72.18%、76.98%，而2021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7.8%，劳动人口中受过研究生（包括硕士和博士）教育的比重仅为6%。
经济大省人口老龄化程度更为凸显，推高医疗卫生财政支出规模。2012年以来，广东、浙江、江苏、山东四省老年抚养比上升较快。2022年，浙江、江苏、山东、河南、四川老年人口抚养比都超过全国平均值。10年间，浙江、山东、江苏三省老年抚养比分别上升9.61%、11.27%、11.04%。三省医疗卫生财政支出占比分别增长1.94%、2.81%、3.12%。
（三）投资增速趋稳，对经济增长支撑力减弱
在过去10年间，我国投资持续收缩，对GDP增长贡献持续下滑。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2022年间，我国投资率从46.19%下降至43.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从2012年的18%下降到2023年的2.8%，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速从2012年的22.03%下降到2023年的6.5%。聚焦到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四川、河南六个经济大省，投资指标并不乐观，投资边际效益递减，反映出与全国整体投资形势相似的态势。
（四）消费增长乏力，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仍待提升
相对于进出口贸易与投资，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不及预期。2023年，最终消费支出的GDP增长贡献率提升至82%以上，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同比、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同比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20082022年，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四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比并未显现出上升态势，上述四省2023年一季度以来商品房销售累计同比增速持续走低，直至降低到零点以下。教育、医疗、养老和住房等社会性消费不足，高质量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仍显不足，服务价格上涨，压缩了私人消费支出空间，影响私人消费水平提升。2022年，我国医疗机构床位数全国平均水平为每万人69.16张，相当于日本医疗机构床位数全国平均水平（1262张十万人）的一半。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四川、河南六省，该指标数值依次为每万人48.06、66.11、68.25、58.03、81.67、76.20张，只有四川与河南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023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32994元，其中，人均居住消费支出为7822元，占比为23.7%。新市民群体租房消费支出占比较高，显著增加其生活成本。户籍制度限制新市民群体消费潜力释放。2021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仍有49276万人，而2021年广东、浙江、江苏三省人户分离人数仍有4700万人。人户分离人群难以充分享受医疗卫生、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和养老等高质量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和代际传承，弱化了其对未来发展的预期，降低了新市民群体的消费意愿。
（五）技术创新支撑和创新后发能力提升面临更多挑战
作为我国产业技术创新高地，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四川、河南六个经济大省是我国重大产业集聚地，为前沿技术创新和技术产业化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从全球创新指数情况对比来看，在20112023年间，我国创新指数提升至55.31，低于美国（63.53）、德国（58.76）。长期以来，我国采用"引进吸收再创新"的创新模式。但现阶段我国正面临战略性前沿技术突破难、关键核心零部件元器件国产化率低以及为此支撑的基础研究不牢固等挑战，对经济大省带头推进技术创新模式变革和前沿技术突破提出了更高要求。此外，我国人才红利仍有不小的提升空间。从受过高等教育人数占劳动力的比重来看，2022年美国与欧盟国家都达到70%以上。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新增劳动力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占52.8%，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数占29.5%。2022年，全国户主文化程度构成大学本科及以上仅占7.9%。2021年，我国高等教育每十万人口平均在校生人数为3301人，而广东、浙江、江苏则出现下降趋势，人力资本积累进一步提升面临制约。
三、充分发挥经济大省促增长作用的政策建议
经济大省是生产要素集聚高地，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支撑。经济大省所面临的挑战，折射出当前我国经济实现新的增长目标必然要克服的挑战。在推进我国经济加快回暖的进程中，需要重视经济大省在多方面的带动作用，切实推动潜在增长率转化成实际增长率，推动经济社会稳健转型和制度变革，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一）“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积极维护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一是充分发挥有为政府在维护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中的积极作用，搭建“走出去”与“引进来”平台，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及时、准确、高效、便捷地提供公共服务。二是调动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前沿技术产业链主企业、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积极性，确保对关键矿产资源、关键核心零部件的掌控力，积极主动维护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关系，培育创新型产业生态，提高产业上下游配套能力，进一步提升对中小科技创新企业的培育和孵化能力。三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统筹布局、区域联动，组团招商、捆绑引资，推动区域产业梯度转移，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经济大省为基础打造创新引领性强、产业配套齐全、研究底蕴深厚的全球前瞻性技术集聚地和产业发展高地，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积极培育配套产业和特色产业，形成多中心的经济增长极，缓解经济增长的地区和产业失衡问题。
（二）扩大有效投资与社会性消费相结合，推动供需高效联动
一是围绕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加快布局有效投资。加大对经济大省新兴产业、新兴技术及其相关联的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力度，打造核心技术攻坚克难的人才队伍，引导人才培养结构变革；将经济大省作为创新人才激励制度变革试验点，打破制度约束，激发新兴技术人才创新活力。二是引导发展新型消费，积极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带动相关产业和消费场景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三是向民生短板领域发力，适度扩大经济大省保障性住房、医疗卫生、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投入规模，权衡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与机遇，适度放开社会资本进入门槛，评估人口流动的动态影响，加大高质量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深入挖掘老龄化带来的照护、家政等消费扩张潜力。
（三）加快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强化新市民群体发展预期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通过阶梯式的城市人口增长，促进消费、投资潜力释放。在经济大省、超大城市、特大城市中，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让更多新市民群体可以享受价廉质优、普惠性更强的高质量基本公共服务，减少对私人消费的挤出效应和不必要浪费，稳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释放新市民消费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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