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优失业保险理论述评 |
| 别朝霞 2008-10-28 |
| 摘 要： |
虽然失业保险在保障失业者的基本生活、提高劳动效率和社会福利方面发挥了巨大优势，但却不可避免地扭曲了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导致更高的失业率。许多经济学家不断尝试对失业保险的具体内容进行重新设计来降低其内在风险，使其扭曲成本达到最小。本文系统地收集和整理了相关的研究文献，试图归纳出最优失业保险制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
| 关键词： |
最优失业保险制度，失业保险金，失业保险期限，失业保险给付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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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保险除了帮助劳动者分散失业风险之外，其福利效应还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失业保险替代储蓄，平滑劳动者在各期的消费，能够极大增进个人福利（Browning & Crossley，2001等）。二是失业保险能够促使失业者有条件坚持寻找具有技术含量的高工资工作，能够提高失业者再就业后的整体收入（Meyer，1990等）。三是失业保险支持失业者花费更多时间积累人力资本，改善工作岗位与劳动者的匹配关系，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和社会总产出水平（Marimon，1998等）。
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失业保险不可避免地产生道德风险、扭曲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导致经济中的失业率上升。失业保险的道德风险表现为两种类型（Meryer，1990；Topel，1984等）：第一类是失业者寻找工作的努力程度、寻找工作的时间和费用属于私人信息，是第三者无法观察到的。这些私人信息恰恰是决定失业时间长短的关键因素。第二类是失业者的真实失业原因。劳动者出于偷懒等主观意愿造成的失业与客观原因导致的"非自愿失业"的表现并无区别。因此，政府往往不加区分地按照统一税率对所有劳动者的工资征收失业保险税，并按照统一标准给每个失业者给付失业保险金。这一政策必定会造成厌恶劳动的人采取故意失业或延长失业时间来获得失业保险金的行为。失业保险的道德风险不仅提高了经济中的总体失业率，而且也增加了失业保险的成本开支。如何保证失业保险发挥最大效用的同时最小化其扭曲成本？许多经济学家尝试对失业保险的具体内容进行重新设计来区分和降低其内在风险。他们在失业保险金水平、失业保险享受期限以及失业保险金给付方式等三个领域里进行了大量而细致的研究，最终形成了新兴的最优失业保险理论。
一、失业保险金最优水平的理论研究
失业保险金是失业保险制度的核心内容。西方国家使用失业保险替代率（失业保险金与失业前的工资收入比率）来计算个人在失业时期获得的保险金。失业保险替代率一般设定在50%－80%之间。这一比率是否合理，是否产生了人们积极申报失业以及故意延长失业时间的负面影响等问题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极大兴趣。很多相关文献都证明了失业保险金水平过高直接导致失业率的上升。那么，什么是最合理的失业保险金水平呢？
Baily（1978）对最优失业保险制度的开创性研究工作发现，最优的失业保险金水平应该位于其平滑消费的福利效应和延长失业时间的产出损失之间的平衡点上。他认为失业保险制度的最大好处是，它让消费与人们的就业状态脱离。尽管人们能够依靠储蓄渡过失业困难时期，但是失业毕竟是一种不确定风险。为了应付失业风险进行储蓄，实际上是以牺牲现期消费和福利为代价的。更何况，储蓄受到人们的现期收入和"短视"行为的严格制约，因此，储蓄无法完全替代失业保险。然而，较高的失业保险金水平很有可能促使劳动者选择"自愿"失业行为，造成总产量下降，因此失业保险金应当只是部分地保障劳动者在失业期间的消费。Baily认为最优的失业保险金水平由以下三个因素决定：劳动者对稳定消费路径的偏好，劳动者在失业期间消费支出下滑的幅度以及失业持续时间对保险金的替代弹性。其关系是，劳动者越是偏好平稳的消费路径，失业导致的消费支出下降幅度越大以及平均失业持续时间越长，最优的失业保险金替代率就应当越高。反之，则越低。
一些经济学家在Bally模型的基础上拓展了相关研究工作，考察流动性约束对最优失业保险金水平的影响，力图使理论假设更加贴近和符合现实。Flemming（1978）将资本市场的完善程度与失业保险制度联系起来。他将失业者再就业的概率看成是寻找工作费用的增函数。如果一国资本市场越完善，失业者可以利用借款等越多的资源应付生活和寻找工作。此时，最优失业保险金水平应当越低；相反，政府应当提供更高的失业保险金才是最合理的。其数据模拟结果是，在完全资本市场的条件下，最优失业保险金替代率不到20%，比在没有资本市场的国家的最优失业保险替代率（70%）要低得多。Lentz（2003）发现，当失业保险道德风险水平较低时，即使劳动者有足够的储蓄实现自我保障，最优的失业保险替代率也能够较高。然而依靠储蓄实现自我保障必须付出成本，特别是劳动者更加偏好现期消费（消费主观贴现率大于储蓄的利息率）时，储蓄的成本变得非常昂贵，劳动者需要更多的失业保险金来应付收入波动。如果劳动者的主观贴现率既定，最优的失业保险金将对市场利息率的变动非常敏感。他的数据模拟结果是，当利息率的值从等于主观贴现率变化至零时，最优的失业保险金替代率也将从43%变动到82%。Crossley & Low（2005）结合以上两人的研究视角，讨论储蓄和借款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失业保险金的最优水平。现实的信贷市场是不完善的，劳动者或多或少会受到流动性约束。受到严格流动性约束的失业者在没有足够的资金应付失业生活或寻找工作时，他就会加紧寻找工作，从而降低了失业保险的道德风险成本，失业保险平滑消费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因此政府提高失业保险金替代率是合适的。储蓄取决于利息率而且还与劳动者对消费的时间偏好紧密联系。劳动者年龄越大，越看重未来的消费，其储蓄成本越低，也就有越强的养老储蓄动机。一旦劳动者失业，这部分储蓄还能够帮助缓解对消费造成的冲击，因此，失业保险金替代率应随之降低。反之，失业保险金替代率应当提高。由于养老保障制度会对人们的养老储蓄动机产生影响，政府必须配合养老保障制度来制定最优的失业保险金水平。
二、最优的失业保险享受期限的理论研究
以上研究工作不足之处在于，只要失业者处在失业状态，他都可以无限期地获得失业保险金。事实上，各国对失业保险金的领取期限都有严格的规定。如果超过一定期限还没有找到工作，那么失业者会丧失失业保险资格。据Blank & Card（1991）估计，在美国能够真正领到失业保险金的人数，不到全体失业者的一半。超过领取失业保险期限的失业者大量存在，那么最优的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是多长呢？
Davidson & Woodbury（1993）在Baily等人的模型上发展了一个一般均衡搜索模型来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尽管劳动者承受风险的能力各有不同，但是绝大多数都是风险回避的。对于风险回避的劳动者，较长的失业保险期限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较长的失业保险享受期限尽管会降低失业者搜寻工作的努力程度，但是当所有的失业者都放松搜寻努力程度的时候，单个失业者获得工作机会的概率就会增加。此时，再就业机会和搜寻努力程度不再相关。较长的失业保险期限对失业率的影响非常小，因此最优的失业保险领取期限应当是无限期的。
Davidson & Woodbury（1997）还明确指出失业保险领取期限越长，最优的失业保险金水平应当越低。无限期的最优失业保险替代率大概为50%左右。如果将失业保险享受资格也纳入讨论的范围，最优的失业保险领取期限是无限的结论不会改变。他们将所有劳动者划分为三种类型：就业者、有资格享受失业保险的失业者和丧失失业保险资格的失业者，其福利是工资、失业保险金、寻找工作的努力程度和就业概率的函数。工资和失业保险金会增加劳动者的福利。努力寻找工作既会降低失业者的福利，但也会增加其重新就业的概率。延长失业保险领取期限会产生两种效应：一方面有资格享受失业保险的失业者会放松寻找工作的努力程度，其福利水平得以提高。另一方面却导致了经济中失业人数的增加。在劳动力数量维持稳定的情况下，就业人数减少。依靠就业者缴纳的失业保险税收收入继而下降，每个失业者获得的失业保险金由此会减少。低水平的失业保险金激励所有失业者搜寻工作的努力程度趋同，又会降低失业率。两种效应的共同结果是，延长失业保险期限只会引起失业率轻微变化，却提高了全社会的福利水平。因此，无限期的失业保险享受期限和较低的失业保险金水平始终是最优的。
三、最优的失业保险给付方式的理论研究
尽管理论上认可无限期的失业保险享受期限，但是西方国家相关数据的实证检验却表明，失业保险领取期限的延长，会增加失业者的失业时间。Moffitt & Nicholson（1982）利用美国的数据证明，如果失业保险期限延长一周，失业者的失业时间将会增加0.1－0.8周不等。此外，各国的失业保险金水平已由相关法规确定，往往不会轻易发生变化。因此，经济学家们将降低失业保险的道德风险的研究重点放在失业保险金的给付方式上。
1.等额给付方式和递减给付方式。许多经济学家（Meryer，1990；Lentz，2003；Moffitt & Nicholson，1982等）都反对现实中实行的失业保险金等额给付的方式，赞成递减的给付方式。递减的方式能很好地降低失业保险的道德风险。但是，如果政府可以完全掌握失业者搜寻工作的种种行为和努力程度，那么失业者找到工作的概率由客观因素决定，与失业者搜寻工作的努力程度没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失业保险的道德风险也就不会存在。为了更好地发挥失业保险平衡消费的作用，最优的失业保险给付方式应该是等额定期给付。
如果失业者搜寻工作的努力程度属于第三者无法准确观测的私人信息，亦即存在道德风险，失业者是否寻找工作或者是否努力寻找工作是决定失业者能否找到工作的主要因素。为了激励失业者努力寻找工作，政府在设计失业保险制度需要考虑激励机制：一方面该机制能够使寻找工作的失业者的效用水平高于不找工作的失业者的效用水平；另一方面该机制使努力寻找工作的失业者的效用水平要高于疏于为找工作付出努力的失业者。递减的失业保险金给付方式是一个合适的选择。不断下降的失业保险金降低了失业者的效用水平，使得维持失业状态丧失了吸引力，这必然促使失业者积极外出努力寻找工作和提高接受工作提议的意愿，失业者的再就业机会上升。
Cahuc & Lehmann（2000）却不赞成这个观点。他们认为递减的给付方式比等额给付方式更有可能提高经济中的均衡失业率。其理由是，现实的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有内部人和外部人之分。受到工会保护的"内部人"往往是失业保险的享受者。递减的给付方式意味着，失业者在失业初期获得的失业保险金较多。"内部人"一旦不满意目前的工资收入，就容易选择短期失业行为，从而增强了工会在工资谈判中的地位，造成了工资上涨的压力和更高的失业率。而等额的失业保险给付方式就不会产生激励"内部人"选择短期失业的负面效应。
Hopenhayn & Nicolini（1997）的观点更有意思。他们试图通过对失业者重新就业之后的工资收入进行征税，来减少和防止失业保险的道德风险。他们认为实现政府失业保险支出最小的最优失业保险制度应当满足如下条件：一是失业保险金随着失业时间的延长而递减。二是随着失业时间的持续延长，失业者在重新就业之后需要缴纳的工资税就越高。这两个条件都会造成失业者的期望效用水平下降，能够激励失业者积极地寻找工作，并使失业保险充分发挥平滑消费的积极作用。他们利用美国的相关资料进行数值模拟的结果是，如果不对重新就业之后的工资征税，以递减方式给付的最优失业保险替代率相对较低：从失业初期的86%下降至一年以后的13%。相比较而言，对劳动者重新就业之后的工资收入进行征税时，最优失业保险替代率通常非常高，失业初期可以达到99%，失业时间持续一年以后也能保持在94%的水平上。政府在失业保险的开支上至少可以节省15%－30%。
Fredriksson & Holmlund（2001）以及Heer（2000）则延伸了递减给付方式的涵义。他们认为失业保险体系应分成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失业保险，设有领取失业保险的资格和享受期限等若干规定。第二个层次是失业救济，没有期限和领取资格等条件的限制。失业救济金一般都低于失业保险金水平。他们根据劳动者的不同就业状态，划分为就业、受到保障的失业和没有保障的失业三种情况，劳动者在这三种状态之间随机转换。失业保险金水平的提高，一方面会改善受到保障的劳动者在工资讨价还价中的地位，产生"工资上涨压力"，减少劳动需求，均衡失业率会上升。另一方面会加大失业保险金与失业救济之间的差距，引发没有失业保障的失业者积极地寻找工作，即"资格效应"。失业者搜寻努力程度的提高，会减少经济中的均衡失业率，继而会降低与失业有关的各种支出以及税收，具有正的外部性。Fredriksson & Holmlund理论的数据模拟结果是，失业保险金的"工资上涨压力"效应要远远小于"资格效应"，这种给付方式能够增进社会福利。实际上，从失业保险层面延伸至失业救济的范畴，是递减给付方式的变形。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的结论仍然支持递减的给付方式。
2.一次性给付的方式。在所有失业保险给付方式中，最容易产生道德风险的是一次性支付失业保险金的方式。这种方式也受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批判。比如，Karni（1999）认为一次性给付的方式至少有三个缺点。一是随着失业时间的延长，失业者持有的失业保险金的数量会越来越少，一次性给付方式平滑消费的效应不显著。二是这种方式会产生更多的失业。为了寻找新工作并且又能获得一笔数额不菲的失业保险金，劳动者可能在工作过程中故意出现工作失误及差错，以寻求被解雇的机会。三是这种方式会鼓励企业在经济状况较好的时期，不加考虑地大量雇用劳动者；在市场需求疲软的时期，采取暂时性的解雇策略，将相对多余的劳动者推向社会以减轻自身的负担，并帮助劳动者获得一笔失业保险金。
3.递增的给付方式。以上的大部分讨论都忽视了储蓄和借款对应付失业的影响。从实际情况看，储蓄、亲朋好友的资助或其他的借款只能应付短期的生活，并且失业保险制度往往规定，失业者在真正领取失业保险金之前还有一段等待期，这些都可以弱化储蓄和借款的作用。尽管如此，还是有少量的文献从储蓄的角度分析最优的失业保险给付方式。Weming（2003）放松了失业者受流动性约束的假设：劳动者可以拥有储蓄，也可以通过借款等形式来实现自我保障。储蓄和借款能够使失业者的消费水平不会随着失业保险金的减少而下降。因此，失业保险设计的主要目的是激励失业者能够尽快就业。在失业初期，失业者有足够的储蓄和财富积累，较低的失业保险金能够激发失业者积极外出寻找就业机会。随着失业时间的延长，失业者的财富逐渐被耗尽，消费水平和福利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应该获得较高的失业保险金。
4.不断变化的给付方式：Wang & Willamson（1996）对于失业保险金单调递减或者递增的结论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信息不对称除了会产生减少失业者搜寻努力程度的道德风险外，还会对就业者的劳动供给行为产生影响。就业者可能会通过操控工作表现，造成表面上的"非自愿失业"来达到领取失业保险金的目的。为了鼓励失业者尽快找到工作以及防止就业者故意失业的行为，最优失业保险金的给付方式应该是，失业初始阶段，出于防止就业者偷懒和逃避工作等原因造成失业，失业保险金应当较低，并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之后，失业保险金水平将会上升，以弥补失业时间持续延长，给真正的失业者造成的福利损失，充分发挥失业保险平滑消费的作用；在规定期限的最后阶段，失业保险金水平应当再次缓慢下降，激发失业者积极努力地去寻找工作。
近期也有一些文献对最优失业保险制度设计的讨论超出了纯经济范畴。例如，为了提高失业保险税收收入利用效率，防止非劳动者申报失业保险金，Fredriksson & Holmlund（2003）认为至少还可以从两个方案着手。一是对失业保险的领取者进行良好的审核和监督；二是需要失业者履行特定的义务来获取失业保险金。首先，对于偏好闲暇的非劳动者而言，履行劳动义务的要求会阻止他们申报和领取失业保险金，有效防止非劳动者冒充失业者获取失业保险金的情况。其次，政府对失业保险的领取进行资格审核和实施连续监督，可以促使失业保险金的领取者担心被减少或剥夺失业保险金，更加积极地寻找工作，能够非常有效地避免较高的失业保险金导致的负面激励效应，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失业者的消费水平和福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审核和监督的成本也需要控制和管理，否则，过高的成本将得不偿失。
四、结论及启示
不可否认的是，以上的研究都是针对发达国家展开。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受到市场机制的调节，其失业保险惠及几乎所有的劳动者。失业保险政策任何一项内容的变化都能够改变人们的行为和决策，进而对劳动力市场和整体经济产生影响。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的发育并不完善，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巨大的就业压力，使得这些国家的失业者往往面临着更为严重的流动性约束，失业者需要慷慨的失业保险。但是，极度不完善和外部性充斥的市场，将会导致更加严重的道德风险，失业保险产生的扭曲成本也许更高。
对于依靠经济手段调节效果不明显的发展中国家，依靠管理和行政监督的方式也许可以回避或减弱失业保险的扭曲成本。对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失业者不断地进行资格审核和监督其寻找工作进程的政策，能够减少非劳动者冒领失业保险金并消除失业者长期依赖失业保险金的现象。但是，这种方式需要建立完善的管理体制和更多的管理成本，对政府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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