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宏观调控需要转轨 |
| 王建 2008-02-28 |
| 摘 要： |
宏观经济调控对象的变化，也应包括宏观调控领域的变化。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在我国经济中已出现了许多与以往政府管理经济的范围完全不同的新领域，这些领域的出现，使政府的宏观调控增加了许多新内容、新因素。本文讨论宏观调控的转轨问题，从几个方面的原因分析了宏观调控思维与方式的转轨方向。 |
| 关键词： |
宏观调控，思维方式，转轨，调控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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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调控对象的变化，也应包括宏观调控领域的变化。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在我国经济中已出现了许多与以往政府管理经济的范围完全不同的新领域，例如，包括股市、债市、期货和房地产市场在内的资本市场，以及银行间的货币和外汇市场等。这些领域的出现，使政府的宏观调控增加了许多新内容、新因素。因此，必须兼顾的调控目标就更多了。
目前，根据宏观经济形势新的发展要求，宏观调控需要转轨。这里所说的转轨，是指宏观调控思维与方式的转轨。
一、原因之一，总供求格局不同了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虽引入了市场机制，但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到产权改革，所以，“短缺经济”仍是常态，但造成短缺的机制有所变化，从改革前主要是由投资需求过度膨胀所导致的短缺，开始过度到投资与消费的“双膨胀”。其原因是：公有制生产主体获得了生产自主权和收入分配权，而在收入分配中，公有制生产主体都倾向于扩大个人收入的比重。
我国的产权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主要是采取了“增量改革”模式，即在不改变现存公有制生产主体产权性质的基础上，在公有制经济的外围鼓励发展非公经济成份；9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来，产权制度改革开始深入到公有制经济主体的内部。随着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入，分配关系开始发生深刻变化，收入向少部分人群集聚，导致储蓄率大幅度上升，用以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也显著上升。由改革开放之初的0.23，上升到90年代中期的0.4，最近几年已上升到0.46了。
产权制度改革所引出的分配格局变化，必然会导致基本经济运行机制的改变，也必然会改变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从社会总供给小于总需求转变为供大于求，经济增长中的供给制约转变成需求制约。这种转变主要是发生在近几年的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首先，在80年到90年代初期的经济增长高潮中，居民消费都具有“同步性”特征，如彩电等家用电器产品，仅用5年就基本普及了；而在之后的经济增长高潮中，住宅和汽车消费显然是由少部分先富裕起来的家庭所带动的。其次，在以往的经济增长高潮中，由于主要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国内供给不足，总会引发大量进口和贸易逆差，以及国家外汇储备的明显下降，但在近几年的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却始终保持着贸易顺差明显扩大与外汇储备猛增的趋势。第三，以往经济快速增长所导致的宏观紧缩，其消费物价上涨总是首位原因，但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中，却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格局，去年的CPI（消费品价格指数）只有1.5%。今年虽然再次出现了物价较明显的上涨，但原因显然不是由于总体消费需求导致的膨胀，而是因为食品供给短缺所引发的结构型通胀。第四，以往的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GDP增长率达到10%、工业增长率上升为20%后的状态只能维持2年左右的时间，而本轮经济增长过程中，两者在这一水平以上运行的时间已近5年。第五，在本轮经济增长期以前，能源、交通和原材料的瓶颈制约是常态，在经济增长高潮到来时会更加突出，而在本轮经济增长中，这些瓶颈虽也出现过，但很快便得到解决。如到2005年初钢材价格就出现下降，2006年电力供应紧张也全面缓解，其他主要瓶颈部门也都在2年左右时间内，从供应紧张转向供求平衡，并开始出现较明显的产能过剩了。
这些经济运行特征的变化，都是我国经济的总供求格局从供小于求向供大于求转变的反映。由于分配结构的变化，导致储蓄倾向上升而消费倾向下降，使投资可获得充足的资金来源，从而也就可以迅速地破解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瓶颈了。由于储蓄增长速度超过了投资增长速度，社会的剩余产品大量增加，不仅可以充分满足投资需求，而且还可以有大量产品提供出口，使投资与贸易顺差增长保持“双高速”。换一角度看，则是消费率不断下降，最终消费率从2000年63.8%直降到去年的38.9%。如果没有消费率的下降，就不可能支持如此巨大的投资规模保持长达5年的时间，也不可能提供每年一二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不可能把今年以来的非食品消费物价压低到0.9%的程度。
从本轮经济增长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分析来看，也与总供求格局的改变密切相关。如分配差距拉大导致的储蓄过剩，储蓄过剩又导致投资高增长和不断下降的消费率，从而形成产能过剩。过剩产能在国内找不到出路只有开拓海外需求，又形成不断拉大的贸易顺差，贸易顺差的扩大不但引来了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也引来了国际热钱的流入，形成了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和外汇占款项下的货币被动投放，又形成了货币流动性过剩。货币过剩最终导致了国内资产价格暴涨。因此，如果没有总供求格局的改变，以上这些新问题是不会出现的，而这些问题的出现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又反过来证明：我国的基本经济运行规律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正是基于我国的基本经济运行机制已改变，我国经济运行已全面进入到市场化运行轨道。因此，宏观调控的思维模式也需要进行相应地转轨。
一直以来，判断经济是否过热的标准主要有三点：一是看是否存在着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以及较高的投资、消费与工业增长率；二是看是否已出现了严重的瓶颈制约；三是看是否存在着较大幅度的物价全面普遍上涨。用这三个标准来衡量，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和需求增长速度虽都很高，但并没有瓶颈制约，物价上涨虽已比较明显，但原因显然不是由于全面的需求膨胀，而是由于食品供给短缺所形成的结构型通胀。如果剔除食品和能源，按西方的所谓“核心通胀率”看，目前只有1%，而生产资料价格走势，直到目前仍维持了同比走低的趋势。由于传统上衡量过热的标准还没有达到，因此，可以判断，我国目前还没有进入到经济过热阶段。
然而，未来还会出现过热吗?目前，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消费品，都已处在全面供求平衡乃至供过于求的状态了，即将出现的是生产能力的集中释放，将产生投资需求的明显回落。从新上项目投资增长率看，今年以来已回落到15%左右的水平，已看不到本轮经济周期初始阶段，即2003年上半年70%以上的增长率了。投资周期进入到后期，下一阶段就是投资需求的回落和产能的大量集中释放。如果还用以前的周期标准来判断未来的经济走势，在宏观调控中准备的都是反过热政策，显然是不正确的。如果说，经济运行中仍有过热阶段，那就是在2003年～2004年那段时间。之后，经济运行就逐步走到繁荣期的顶点了。因此，目前所处的阶段是经济的繁荣期，后面紧跟着的决不是过热阶段，而是产品全面过剩阶段。对宏观调控来说，还应准备应付下一步的过剩问题。
在我国的具体国情与经济制度条件下，宏观调控怎样才能应对过剩的冲击，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因此，只有对新的经济运行周期有一个新的、基本的认识，宏观调控的大体方向才不会出差错。
二、原因之二，调控对象不同了
在传统体制下，国家实施经济调控的对象是国有企业，不仅可以使用经济手段来控制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也可以直接使用行政命令来控制。改革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国有企业在生产与投资活动中仍保持了很大的份额，直到90年代下半期产权改革以后，经济活动的主体才发生了深刻变化。今年上半年，我国非国有企业在投资中的比重上升到72.3%，在出口中的比重上升到80.9%，在工业产出中的比重更上升到82.9%了。
经济活动主体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带来宏观调控机制的变化，使政府对国家经济活动的调节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的以直接调控为主，转向间接调控为主，而国家通过市场间接调控企业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成为党的十三大提出的新型调控模式。但由于人们的思维方式并没有相应转换，主要表现在仍相信政府对经济活动具有主导力量，可决定经济周期的长短和操纵经济运行的冷热方向。西方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长期历史经验表明：政府只能在顺应经济运行基本方向的基础上抑制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防止过冷或过热，但却不可能改变经济向下或向上运行的基本趋势。事实上，政府通过市场机制对社会经济活动所施加的影响力，在千万个企业追求利润的强烈动机面前，往往是有限的。有利于企业的调控政策会被顺利地接收，相反，则会受到强烈的抵制。这种情况在近几年的我国也能看得到。如自2005年以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关于抑制房地产价格的政策，其结果却收效甚微。西方宏观调控的历史经验还表明，政府对约束经济活动的过度扩张往往办法比较多，因为可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通过收紧信贷与提高税率来改变企业对利润的预期，但对促进经济走出低谷却没有太多的办法，是由于政府不能指令企业多借款、多投资、多生产。这就是所谓的“政府只能抽紧绳子，却不能推动绳子”。例如，为了启动内需，我国政府曾大量使用扩张型财政政策，2000年政府主导的投资甚至达到当年新增投资额的90%，但仍没有实现经济的启动，就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汽车、住宅等拉动经济增长的新需求亮点，企业不愿意增加投资，所以，1999年～2001年的投资增长率只有9.4%。但这并不是否认政府在国家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而是期望纠正那种直到今天仍认为政府无所不能的错误认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把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摆到一个正确的位置，才能实施对经济的有效宏观调控。
宏观经济调控对象的变化，也应包括宏观调控领域的变化。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在我国经济中已出现了许多与以往政府管理经济的范围完全不同的新领域，例如，包括股市、债市、期货和房地产市场在内的资本市场，以及银行间的货币和外汇市场等。这些领域的出现，使政府的宏观调控增加了许多新内容、新因素。因此，必须兼顾的调控目标就更多了。由于这些目标之间的关系有些很复杂，有些是短期变量，有些是长期变量，这就迫使宏观调控必须在看清楚这些经济变量关系的基础上，在多目标中进行有取有舍的选择。目前，宏观调控在抑制过剩产能、缩减贸易顺差和控制流动性过剩等方面同时下手，但在源头问题不解决的时候，这些调控措施只能是“扬汤止沸”。收入分配机制是一个由制度所决定的长期变量，不是短期内可调整好的。因此，如果把保经济增长作为短期经济运行的首要目标，顺差扩大与货币过剩以及资产价格上涨就仅仅是保增长所必须支付的成本，也是保持较高增长率的前提条件，如果通过宏观调控改变了这些条件，贸易顺差与货币增长率虽降下来了，但国内的生产过剩矛盾就必然会日趋严重，经济增长就会遭遇到需求屏障而慢下来。如果把经济运行中的问题都当做调控的目标，分不清哪些是必保的目标，哪些是需要付出的代价，在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和多个子目标之间就不可能做到“纲举目张”，而政出多门、朝令夕改的“打乱仗”现象就不可避免了。
三、原因之三，宏观调控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
197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在GDP中的比重不到10%，到今年上半年，进出口总额在GDP中的比重已达70%了。我国经济在近30年改革开放中已深深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了。这使得宏观调控不可能关起门来进行，必须考虑世界经济对我国的影响，以及我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
事实上，直到目前为止，很多人还没真正意识到宏观调控中的许多变量和工具，已不是可仅根据国内经济发展需要随意改变和使用的了。比如，货币供给量一向是根据国家经济增长需要安排的，但在新的全球化时代，由于我国取得了巨大的贸易优势，出口增长长期超过进口增长，引来了贸易顺差和国际热钱所形成的外汇储备不断增加，从而导致在外汇占款项下基础货币的被动式投放。2003年，我国外汇占款项下所形成的货币投放，第一次与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货币供给量相等，到去年则已相当于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货币供给量的3倍了。因此，我国在享受到新全球化带来的好处的同时，货币政策却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独立性，即基础货币的增长不是依据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数量安排的，而是被动地由外汇流人量所决定的。央行虽依据我国经济增长对货币供给的实际需要，频繁地使用对冲操作收回多余的货币投放，但由于外汇流入量的不可控性，对冲操作往往只能滞后于被动的货币投放，由此形成了目前国内货币流动性过剩的局面。
我国的货币政策失去独立性还表现在利率政策上。由于巨大的贸易顺差引来了巨额国际热钱投机于人民币升值，但热钱也有成本（热钱所属币种的贷款利率水平），人民币的利率水平越高，国际热钱的投机成本就越低，收益就越大。加息本来是为了抑制货币需求，但人民币利率的增高，会带来更多的热钱流人量，相应地导致央行从外汇占款项下投放的基础货币增加。
利率政策一向被认为是政府进行宏观管理的最重要手段。但在新的全球化时代，由于我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使利率变动对宏观需求的影响力发生了逆转。从未来趋势看，由于利率政策将越来越难以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因此，在我国特定历史阶段的宏观调控手段使用中，将会越来越被“边缘化”。使用正回购手段对冲能否解决一些问题?由于央行手里的债券等对冲工具数量有限，局限性较大，同时，用“央票”对冲必须有借有还，会导致央票越发越多，也不是长久之计。那么，在我国是否会出现各国前所未有的高存款准备金率呢?之后又会有什么问题?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这些问题都需要立足于外部条件的长期变化，从现在起就开始认真研究，寻找到新的宏观调控的办法。
有人认为，我国的货币流动性过剩是短期的事情，货币政策不能不独立。事实上，这种判断是对我国经济外部条件的变化缺乏清醒的认识。在过去的近30年中，我国主要是承接了发达国家消费类产业的转移，由于发展中国家至今仍具有比发达国家低几十倍的生产要素价格差，而以目前年均10%以内的相对要素价格增长率，拉平这个差距恐怕还要20～30年。因此，发达国家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就是新全球化的基本动力所在。在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结构中，消费类产业只占33.3%～25%，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制造业中的主体基本上还没有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从我国的贸易结构上看，虽然机电产品贸易从2001年开始就出现了持续的贸易顺差，但目前还是在大量从发达国家进口高端的技术装备；化工产品至今仍是贸易逆差。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中，我国的制造业装备水平通过引进和自主创新，已开始迎头赶了上来。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看到一些发达国家向我国转移重化工产业的高潮，我国将逐步成为向世界提供汽车、飞机、成套高端工业技术装备和化工产品等重工产品的大国。因此，随着新全球化过程的深入，更大的国际产业转移浪潮将会到来，我国的贸易顺差增长迅速会更快。据测算，如果发达国家的重工业转移出60%的产出份额，而其中的60%又转移到我国，那么到2030年，我国的年出口额可能会达到5万亿美元，国际直接投资可能会达到每年1000亿美元，累积的外汇储备按目前的趋势估算，可能会达到20万亿美元。这可以说就是我国为了获得新全球化利益所支付的成本或代价。当然，我们会在新时代创造出与之相对应的新宏观调控理论与方法，其前提是：宏观调控的思维与方法需要转轨。
宏观调控思维必须根据变化了的外部环境而改变，也包括如何利用我国在新全球化中所取得的新优势，去影响国际经济的波动，以形成有利于我国的短期与长期态势。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资源消费大国，在有色金属、钢铁和石油等产品的国际贸易中，已开始接近或超过了10%的比重（一般而言，在某种国际初级产品交易中占有10%的份额，就可对这个产品拥有定价权），但定价权却仍操纵在别国手里。我国作为一个在当代世界经济中新出现的大国，形成美国那样的全球经济思维模式还需一段时间。这也就显出了宏观调控思维转轨的必要性。
四、最后，宏观调控方法也需要转轨
目前，我国只有国家统计局一套统计指标体系。在发达国家，不仅有政府的统计体系，还有许多民间机构的统计体系在进行统计指标的采集与分析，并进行定期发布。这可大大地丰富人们对经济运行认识的视野和深度，不论对政府的宏观调控，还对是民间的企业决策，都是有益的。因此，在宏观调控转轨的内容中，应当有鼓励民间统计指标体系发展的政策。
事实上，许多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影响因素，往往是在出现某些重大短期波动很久以前，就开始萌生了。例如，我国是人均耕地资源极度稀缺的国家，对食品的需求在到达人口高峰前肯定会随着人口增长而增加。近10年，粮食单产水平没有显著提高，耕地占用规模却不断增加。因此，尽管自2004年以来农业出现了连续3年大丰收，但粮食的总产量仍没有恢复到1998年历史最高点。耕地不断减少而粮食消费量却不断增加，这个由国情决定的长期背景因素迟早会导致食品价格的长期上涨趋势，从而成为推动我国CPI长期走高的基本动力。
因此，由于决定短期经济波动因素与决定长期趋势的因素密不可分，交织在一起，要想提高短期的宏观调控效率，就必须加强对长期发展战略问题的研究，对许多短期经济波动的出现未雨绸缪，从容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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