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危机中的反思与我们的选择 |
| 张维迎 2009-05-19 |
| 摘 要： |
到2008年底，中国企业家对中国经济景气的信心指数掉到了八年来的最低点，而且远低于过往八年的任何时候。本文从西方经济学界对经济危机起源的认识这种最根本的问题开始，分析了这次危机是根源于市场的失败，还是政府的失败。对造成目前局面的不同理解和回答，自然导致了政策上的不同选择。而且这不仅关系到我们的政策选择，还关系到未来走向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也关系到经济学的未来走向。 |
| 关键词： |
经济危机，信心指数，危机起源，经济政策，经济体制，经济学走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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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半前，中国企业家对中国经济景气的信心指数达到八年以来的最高点，但到2008年底，这一信心指数掉到了八年来的最低点，而且远低于过往八年的任何时候。中国经济的变化是世界经济变化的一个缩影，尽管我们的问题出现得晚一些。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经济什么时候能够走出低谷。但最根本的问题是：这次危机是根源于市场的失败，还是政府的失败。对造成目前局面的不同理解和回答，自然导致了政策上的不同选择。而且这不仅关系到我们的政策选择，还关系到未来走向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也关系到经济学的未来走向。
一、西方经济学界对经济危机起源的认识
西方经济学界一般把对市场的信仰划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对市场经济没有任何信仰，不相信市场经济，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二个层次是怀疑主义，摇摆不定，有时候信，有时候不信，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就是主张政府干预主义的经济学；第三个层次是对市场经济非常信仰，但是也认为，必要的时候，政府应该介入市场，这是芝加哥学派。弗里德曼就认为，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让经济走出低谷；第四个层次是对市场坚定不移，完全信仰，这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但这一学派当今的代表人物主要在美国。
有人把这次经济危机归结于市场失灵，特别是经济自由化导致的结果。确实，危机出现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已经开始在全世界大行其道。但事实和逻辑分析表明，这次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败，倒不如说是政府政策的失败；与其说是企业界人士太贪婪，不如说是主管货币的政府官员决策失误。在我看来，这次危机也许是复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机会。
八十年前那次大危机发生的背景虽然与这次有所不同，但也确实有许多相似的特征：危机之前，一方面，技术创新，生产率提升，经济高速增长，价格水平稳定甚至下降，似乎一切正常；另一方面，银行信贷持续扩张，流动性过剩，贷款利率低，固定资产投资强劲，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严重，似乎难以持续。这场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只有两个人预测到了。这两个人一个叫米塞斯，另一个叫哈耶克，他们都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领军人物，哈耶克曾获得过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之所以能预测到1929年的经济危机，是因为有一整套更为科学的商业周期理论。根据他们的理论，20年代美联储实行持续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利率定得非常低，信贷规模膨胀，最后的结果必然导致大危机、大萧条。与米塞斯和哈耶克不同，凯恩斯认为，大萧条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居民储蓄太多，而企业对未来太悲观，不愿意投资。
这场大危机造就了凯恩斯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统治了经济世界几十年，一直到1980年代才被人们所怀疑。凯恩斯主义能够成为主流有复杂的原因，简单的说就是，凯恩斯主义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依据：需求不足，市场失灵，解决的办法就是政府介入市场，增加需求，从而使经济从萧条中走出来。而奥地利学派认为，萧条是市场自身调整的必然过程，有助于释放经济中已经存在的问题，政府干预只能使问题更糟。事实上，如果不是胡佛政府的干预（包括扩大公共投资、限制工资下调、贸易保护主义法律等），那次危机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所以，政府特别喜欢凯恩斯主义。当然，很多经济学家也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如果凯恩斯主义是对的，政府就会为经济学家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如果说奥地利学派是对的，经济学家在政府就没事干了。因为他们主张不干预，市场会自身调整。经济学家也是利益中人，凯恩斯主义能够大行其道，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二、此次危机的根源
再看我们现在面对的这次经济危机。其实也有人预测过这次危机。有一个叫彼得·席夫（PeterSchiff）的学者型投资家，在2006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就预测到次贷危机很快会发生，美国经济会因此进入大萧条、大崩溃的阶段。同一年，国际清算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威廉·怀特（WilliamWhite）撰文认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将要发生。另外，美国米塞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KrassmirPetrov2004年就写了一篇文章，将当时的中国经济与1920年代的美国经济的情形进行对比后，预测2008年之后中国会出现大萧条。这三位经济学家都被认为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或其拥护者，他们分析经济的理论框架来自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威廉·怀特认为，就分析当前全球经济问题而言，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更为适用。当然，也有非奥地利学派的学者提出过类似的警告。
事实上，这次危机的根源和1929年那次危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美联储实行持续的低利率政策和信贷扩张，市场信号扭曲，原本不该借钱的人都开始借钱，原本不该买房子的人都开始买房子，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都开始投资，由此，房地产泡沫和股票泡沫急剧膨胀。次贷危机就是因为在低利率和房地产泡沫的诱惑下，不该借钱买房的人借钱买房，但它是导火线，不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当利率信号被政府扭曲之后，无论金融资产还是实物资产，定价机制都失灵。比如，股票的市盈率不再是判断股票价格合理与否的合适指标，因为利润本身是扭曲的。利润之所以是扭曲的，因为产品价格扭曲。而这些都与放松金融管制无关。
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贷款担保。中国之所以愿意买几千亿的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债券，把钱大方地借给它们，是因为这是两个政府担保的机构。如果政府不做担保，我们不会把钱借给它们。政府担保之后，放款人不再担心借款人的资信好坏和还款能力，借款人知道被担保之后也就开始放心借钱。这是政府政策导致的道德风险行为，也是东南亚经济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另一方面，这次危机与1929年的危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很小的经济体，但现在已今非昔比。这一点是我们理解今天的经济危机必须要加进去的元素。不能理解中国经济就无法完整解释这次危机的原因；不能理解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也就没有办法走出这次危机。
国际上有一些观点认为，这次危机是中国导致的。因为中国人不花钱就促使美国人花钱。这种观点当然是不对的，正如我们不能把东南亚的经济危机归结于美国的债权人一样。但他们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而不要仅仅停留在情绪化的反击上。中国的贸易顺差对GDP的比例达到7%~8%；外汇储备，1996年1000亿，2001年2000亿，2006年10000亿，2008年达到了19500亿。在国际经济体系当中，一国外汇储备如此快速的上升会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假如五年前危机爆发不会像今天这么严重。美国人要想多花钱也花不了那么多，因为没有人给他提供。如果我们的金融体制更自由一些，我们在五年前实现汇率自由浮动，人民币的升值就会给中国企业及时敲响警钟，会让我们的企业家注意提升自己的产品质量，而不是一味地用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搞出口，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外贸顺差，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外汇储备，中国的货币供给增长也就不会那么快，投资规模也就不会那么大，即使美国经济出问题了，我们自己面临的困难也不会这么大。
经济危机一定是多方面行为的结果。放款的人、借款的人都有责任，这两方面离开任何一方也不行。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行为方式。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困难，与其说是美国金融体制太自由造成的，不如说是中国金融体制太不自由而放大的。无论哪方面，都与“看得见的手”的失误有关。
三、政府救市还是自由调整
经济出了问题，人们通常会求助于政府，政府也认为自己责无旁贷。让政府通过增加信贷和扩大需求的办法把经济从萧条当中挽救出来的想法，不一定行得通。1929年危机拖了那么长时间，就是因为危机开始后政府干预太多了。现有的大量证据证明，美国政府加大公共工程投资、提高关税、限制工资的调整，都是在罗斯福上任之前进行的，所以导致了失败。根据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研究，正是政府的救市措施延缓了市场的自身调整，使萧条持续了更长时间。1990年后日本政府救市政策的失败也说明了这一点，零利率政策和大量的公共投资并没有把日本从萧条中解救出来。
我们今天的救市可能会有短期效果，但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市场自身的调整，政府救市的结果可能延缓市场的调整。打一个比方，现在的经济就像一个吸毒病人，医生给吸毒病人开的药方却是吗啡，最后的结果可能会使问题更严重。这叫 “饮鸩止渴”。过度的投资，可能用不了多久，经济又会掉下来，而且可能会掉得更惨。
以房地产为例，我同意取消房地产市场上所有提高交易成本的政策和规定，让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但仅此而已，不同意政府去救市。只要交易自由了，该掉到什么价位就掉到什么价位，政府不应该干预。因为政府对破产企业的拯救不仅扭曲了市场的惩罚机制、延缓了结构调整，而且常常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因为政府只解决大问题不解决小问题。政府的拯救措施也降低了企业界自救的积极性，导致更多的投资失误和更多的坏账。政府投入的资金越多，资金越短缺。而这正是中国经济的老大难问题。
现在，各国政府搞的都是凯恩斯主义的一套：刺激需求。但这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既然我们认为危机是由于美国人的过度消费和中国人过度投资引起的，怎么又可能通过进一步刺激消费和投资解决危机呢？
有人说中国人只赚钱不花钱，储蓄率太高。但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降低的，从1996年的30%以上下降到2000年的25%左右，之后没有大的变化；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1996年是20%，到2000年只有15%，2005年是16%，远低于印度的22%。当然，中国的储蓄率确实是世界上最高的，但主要原因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高，而不是家庭的储蓄率太高。企业储蓄高有一些是合理的，但也有一些是不合理的。国有企业的大笔投资，是因那么大的投资对他们而言，赚了钱不需要分红，不需要交给政府和家庭，资金成本等于零，甚至是负的（如果预期花不完的钱将来会被上收的话）。一方面是无效的投资，另一方面居民却没钱花，这才是中国的现实。
中国统计年鉴分别计算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一些评论家也经常引用这个数据。但这个统计数据很让人费解。如果按这个统计数据对过去三十年的GDP增长做个回归，消费贡献率和出口贡献率与GDP的增长率负相关，只有投资贡献率与GDP增长率正相关，也就是说，消费和出口的贡献率越大，GDP增长越低。投资的贡献率越大，GDP的增长率越高。那么，为了GDP的增长，我们究竟应该是刺激消费、刺激出口还是刺激投资？
这个问题说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经济学提供不了我们解决问题的答案。要知道，推动经济增长的是生产，是供给，而不是需求；是供给创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创造供给。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并没有说明怎样刺激需求，但是之后中国经济有了新飞跃。原因就是因为邓小平扩大了个人选择的自由，个人有了创业机会，可以经商做企业，经济自然就开始增长。所以，我们应该像奥地利学派主张的那样，通过产权制度和激励制度的改进刺激生产，而不是刺激需求，把储蓄看成罪恶。让居民增加消费的唯一办法就是收入增长，收入增长了，消费自然就会提高。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四、尽早尽快地释放民间活力
1、进一步实现市场化的改革，解放生产力。只有市场化的改革，打破垄断，全面放开市场准入，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让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进行自由、平等的竞争，才有可能释放中国经济的活力，让企业家对未来充满信心。要刺激投资的话，主要应该刺激民营企业的投资，而不是刺激国有企业的无效率投资。
2、进一步实行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汇率市场化改革。如果早几年实行汇率改革的话，危机可能不会那么严重。反过来说，如果不改，很难走出低谷。汇率的改革其实在1997年的时候就准备开始，但是亚洲金融危机使我们变得过分谨慎，认为外汇储备拿在手里就安全，不敢继续前进，一拖就是十几年。现在看来，过多的外汇储备和过少的外汇储备一样有害。
3、推进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判断一个政策的好坏，不是看它的目的高不高尚，而是看这个政策的效果。一个政策不好，就是这个政策的效果与目标背道而驰。劳动合同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新的劳动合同法的目的是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但受损害最大的恰恰是普通工人和准备寻找工作的农民，因为它大大减少了就业机会。《劳动合同法》对经济的伤害不仅仅是成本上的，也有对企业文化的伤害。现在，企业管理人员越来越难管理了，又要变成过去“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乱的”。所以，本文建议果断停止执行新的劳动合同法中限制合同自由的条款，让劳动合约更自由。
4、国家财富向国民转让。经济学是研究国民财富，而不是研究国家财富的。我国现在有太多的财富集中在政府手里，而不是国民手里。因此，可以利用这次危机推动国家财富向国民财富转移。
首先，要考虑实行减税，特别是增值税，英国已经降到15%了，中国也要降。本文不主张搞歧视性的优惠和优待，因为那样只能导致腐败和造假。要降就一起降，包括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减税不是简单的收入再分配问题，而是通过调动创业积极性增加国民财富总量的问题。税率降低了，政府的总收入反倒可能增加。
其次，应将国有企业股票一部分分给百姓。国有上市公司的股票，予以打包，拿回一部分分给百姓。现在中央控制的上市企业的资产价值是15万亿左右，政府持有70%~80%，如果我们拿出40%就是6万亿，百姓持有资本收入，等于给他一个会下蛋的母鸡，而不是只给一个鸡蛋。如果省级和市级政府也能把自己控制的企业的股份一部分分给当地的居民，就有很大的财富效应，有助于增加消费。这样做不会影响政府的控制权，因为政府仍然是最大的股东。这样做也不会导致俄罗斯证券私有化所引起的财富分配不公，因为分在手的股票是有市场价码的，持有人很清楚，可以公平交易，不可能被少数人廉价收购。相反，还可以利用国有股的分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现在这个时候，应该拿出国家财富的一部分给百姓。短期来讲，这可以带来财富效应，刺激消费，因为人们有了财产才敢消费；长期来讲，可以降低国家和政府的经营压力，可以大大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五、危机与大国崛起
企业自身要进行调整。该破的破，该卖的卖。这样，危机过后，经过产业整合，可以出现规模较大、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大企业，无论在哪个行业，都会使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企业要有自己的核心能力。没有核心能力，这次危机逃过去，下次还会出问题。调查中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国外一些大企业，OEM不是直接交给中国企业，而是通过中间商转包。为什么？中国企业的信息化太差，交给它制造的东西没有办法监控。如果我国的企业信息化程度提高了，人家就会更信任，很多单子就会直接交给我们去做。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但是关系到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当然，最终还是要有自主品牌。这次危机当中凡是有自主品牌的企业遇到的困难就比没有品牌完全OEM的企业要小。这也是一个教训。
中国经济的潜力还远没有释放出来。1929年大危机之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也许这一次大萧条，就是中国的机会。1929年之前，英国是经济强国，英镑是国际储备货币，但英国是债务国，美国借钱给英国，因为英国要维持它的帝国只好从美国借钱。今天，美国是经济强国，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借钱给美国。也许1929年危机之后世界格局的变化能够在2009年危机之后再次出现。再过几十年，中国也许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次危机对于中国可能也是一个好的机会。所有大国的崛起都是某种机会造就的。
因此，我国需要不断努力，继续推进市场化方向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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