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必须承受中国增长之重 |
| 林伯强 2009-03-03 |
| 摘 要： |
中国经济已历经30年近10%的高增长，在未来30年中国经济仍有高速增长的动力。这3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对世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不容置疑的两个重要方面是能源和环境。本文认为，如果不发生其他非经济因素，如战争、社会政治不稳定因素等的影响，中国也必将遵循国际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的基本规律。全球减排需全球参与，应该确定人均排放权。帮助中国节能减排，发达国家责无旁贷。 |
| 关键词： |
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国际经济发展，全球减排，节能减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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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历经30年近10%的高增长。在未来30年，中国经济仍有高速增长的动力。许多专家学者都认为，中国在技术发展方面具有“后发优势”，并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未来城市化进程与人力资本投资加快。因此，中国经济能够继续保持另一个30年快速增长。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是，不容置疑的两个重要方面是能源和环境。
通过对国际上经济发展经验的比较，我们可以观察到，不同国家在经济的发展历程中，因为所处历史阶段的不同以及国情的不同，表现出各自的经济增长和能源需求特性，而且城市化、工业化阶段的高能源消费增长基本不受资源禀赋不同的影响。特别是如果城市化与工业化过程同时进行，则阶段性能源消费的刚性需求具有共性，这些对中国今后经济和能源增长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如果不发生其他非经济因素，如战争、社会政治不稳定因素等的影响，中国也必将遵循国际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的基本规律。
全球减排需全球参与，应该确定人均排放权
世界著名自然灾难专家、英国政府自然灾难问题顾问、英国伦敦大学地球物理学教授比尔·麦克古尔在其《7年拯救地球》中提出：人类只剩7年时间来拯救地球和人类自己，如果温室气体在这7年中无法得到控制，地球将在2015年进入不可逆转的恶性循环中，包括战争、瘟疫、干旱、洪水、饥荒、飓风在内的各种灾祸将席卷地球，使人类遭遇“末日式劫难”。麦克古尔教授说，人类可能很快就将被迫减排二氧化碳。国际能源署（IEA）的《能源技术展望2008~2050年的能源情景与战略》报告则回答了，减排二氧化碳所需要的，可能是人类不可承受的巨大成本。
即使有很多人认为麦克古尔教授过于夸张，但是，在短短的30年，我们的确亲身体会到了气候变暖。因此，我们还必须问自己，万一麦克古尔教授说的成为事实，怎么办？环境的风险和成本的确太大了。为以防万一，所有国家现在就必须联合起来，共同面对减排二氧化碳问题。减排已经是国际共识，但是，目前国际上所有减排的承诺基本上都是长期的。问题是，我们还有那么多时间吗？
目前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最近的另一项研究详细地计算了在202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量和人均排放量。结合世界各国目前的承诺和对2050年二氧化碳减排设定的目标，我们假定全球2020年应当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排20%，就意味着应当减排53.2亿吨。如果都达到目标，发达国家也只能减排35.8亿吨。而发展中国家的排放增量远多于35.8亿吨。根据IEA的预测，2020年印度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增加10.6亿吨。而即使是在减排政策的推动下，中国202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至少还要比2005年水平增加43.1亿吨。所以，202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会增加，而不是减少。据说欧盟各国领导人将在波兹南会议上提议到2020年时将温室气体排放在1990年的基础上削减20%。这个要求太高了，事实上，简单的计算就可以说明，即使要求全球2020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排20%的目标，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很显然，今后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量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也包括中国。世界如何认识这个增量问题，是世界承受中国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
首先必须认识到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能源高需求阶段。这一阶段发达国家也曾经历过。历史的数据还说明当时的发达国家能耗很高，能效也很低。发展中国家作为今后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量的主要来源，其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量将面临几个不容忽视的难题。中国现阶段对能源的高需求必然会导致二氧化碳排放增加。而发达国家则早已走过了这个阶段，两者在同一时间的减排影响是不具有可比性的。如果目前对发展中国家强制限排，必将以牺牲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为代价，对于发展中国家，这既不可行，也不可能。
其次必须认识到谁是二氧化碳排放主体。从西方开始工业革命的1750年前后到1950年的两个世纪里，在人类利用化石燃料而产生的二氧化碳中，发达国家占了95%。从1950年到2000年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实现工业化的半个世纪里，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仍占到总排放量的77%。据估计，从1950年到2002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只占世界同期累计排放量的9.3%。所以，尽管现在的增量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全球变暖主要还是由发达国家排放大量温室气体造成的，而不是发展中国家。进一步说，美国2007年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是19.7吨，日本是9.8吨，中国是5.1吨。即使根据计算的2020年美国和日本减排后的人均排放比较，美国和日本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仍然高于中国，美国的人均排放为中国的两倍多。
要使全球减排得以实现，发展中国家必须参与，尽量控制增量。但是，减排需要投入。发达国家除了经济和技术实力，从历史和公平的角度，也应当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除了自己减排，也应当从资金和技术上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这也符合“谁污染，谁治理”的环境原则。2008年12月，来自全球的8000名代表齐聚波兰的波兹南市参加全球气候变化新一轮对话，大约100个国家的环境部长出席了会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说明，如果要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种种严重后果，就需要大幅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尽管许多国家仍然承诺将全力应对全球变暖，目前很少有国家达到大量减排的要求。
帮助中国节能减排，发达国家责无旁贷
世界必须有准备地承受中国增长之重。发达国家不应该要求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不要烧那么多的煤炭，但可以帮助他们以更有效、更清洁的方式来烧煤和提高能源效率，这是解决排放增量问题的关键。煤炭清洁利用在技术方面没有障碍，但必须有行政和财税的有力措施去推广使用，关键是如何利用一个足够的环境成本（税收或补贴）去鼓励使用，这些发达国家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但是，清洁煤技术却不能在发展中国家迅速推广，因为它比较贵，拥有技术的发达国家只惦记着到发展中国家卖清洁煤技术，而不问问自己，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要买？
因此，解决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量问题必须有一个制度上的安排，即通过确定人均排放权。环境经济学的排放权理论认为，环境容量是一种财富。经济活动主体拥有排放一定量污染物的权力（即人均排放权），就等于对一定环境容量资源拥有了产权（即环境产权）。这种环境资产产权与一般经济学意义上的产权（如土地所有权、资产所有权等）类似，可以通过交易而实现转移。如果可以确定人均排放权，就可以要求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的能源和环境责任，或通过交易，或通过援助发展中国家来解决。
波兹南会议将审议新的协定草案，以及讨论一些新的措施，比如在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开发新的清洁能源科技，给热带国家提供资金以减缓森林砍伐，帮助贫困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等。但是，确定人均排放权很重要。如果不这么做，我们会陷入减排长期许诺的恶性循环中，会为解决谁来减排和减排多少而相互指责，争论不休。确定了人均排放权，发达国家的节能减排技术的无偿转让和资金援助就会成为合理的补偿机制，而不是随机的援助。
事实上，发展的经验表明，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环境治理承担相同的责任并不现实。如果正确认识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量和平均问题，我们就可以更理智地来合作与处理二氧化碳排放问题。尤其是美国，必须改变“我做，你也必须做”的态度，建立一种“我做，你也尽量做”，或者更进一步说，“我做，我还帮你尽量做”的机制。对此，我们对美国的现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抱有很大的期望。他曾承诺将通过强制设定工业温室气体排放量上限来积极对抗气候变化。比如，发达国家应当可以通过免费提供技术和财务激励措施来鼓励中国企业使用清洁煤技术。此外，在寻找清洁能源方面，发达国家也有必要向中国提供财务激励。对于宏观的能源和环境问题，这些都肯定是高回报的投资。
同时，中国的能源和环境战略对外必须减少能源对外依存度和争取排放空间，对内必须有效地节能和减排。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完全依靠发达国家的帮助来减排，而且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能源效率和减排空间都很大，虽然不能减缓城市化的进程，但我们可以将城市化进程作为节能减排的一个重要机会。
相比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国的能源和环境约束强，将迫使中国不得不承受更高的能源价格和环境成本。也就是说，中国在工业化高速发展时，不能像发达国家当时那样毫无顾忌地耗能，必须努力减慢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提高能源效率，将对环境的损害减少到最低。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结果说明，尽管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长期无法改变，但是，不同的能源结构下，煤炭需求的差异显著；因此，政策是有为的。增加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优化能源结构，可以有效减少煤炭的需求和二氧化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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