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价值链重塑时代,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霍建国  2020-06-03
摘 要: 中国的供应链和产业配套能力在全球已形成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以消费电子产业为例,中国深圳地区已形成世界上最具成本优势和规模最大的电子信息产品供应链,美国苹果公司的手机、戴尔公司的电脑产品在全球共有700多家供应商,其中近一半在中国,中国的汽车零部件生产配套能力直接影响全球主要汽车厂家的生产和供货,说明中国已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本文通过对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实践和内在规律变化的分析,结合我国作为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和发展前景的研判,提出了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目标和如何加快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价值链重塑,中国制造业,国际经济格局

   
  一、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演变及发展
  

  20世纪70年代,随着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活动中日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形成了一种新的发展态势。跨国公司将越来越多的生产环节通过股权或非股权投资方式分包给分布于世界各地的相关企业,从而使生产分工深入价值增值的各个链节点上。跨国公司全球化采购战略还使得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形成了跨区域或跨国界的生产链条,公司内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日益增多,各国参与到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同环节的生产或供应活动,而在这一产业转移过程中亚洲新型工业化国家发挥了重要的承接作用,由此伴随而发展的产业内贸易、公司内贸易、产品内贸易、生产要素内贸易等活动进而又强化了全球价值链的分布与发展。
  一般认为,全球价值链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企业价值链、全球商品链和全球价值链等发展阶段。起初,价值链从企业微观领域切入,是指企业各种经营活动的集合体,包括产品设计、产品生产、产品对外销售、物流等。后来,从企业层面转向商品范畴,产品的生产完全超越了独立加工的过程,特别是涉及高科技产品范畴的生产更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商品链的概念变得更加普遍,商品链是指商品的生产过程通过跨国经营活动分布在不同国家,全球采购商或大型跨国公司在全球商品链形成过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直到2005年才转而采用“全球价值链”这一术语,强调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在链条上的贸易增加值创造和各种信息的上下游双向传递。
  总体来看,全球价值链涉及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即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两种。纵向是指从原材料处理到最终产品形成的价值创造;横向是指跨国家、跨区域的分工协作。全球价值链这一概念提出后,适逢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上升阶段,从而迅速显示出其强劲的理论张力和实用价值,在管理和社会科学领域得以广泛地应用和推广。经济及统计学领域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迅速在经济理论和统计测算方法上相继取得了明显的突破,为供应链管理、价值链治理、国际贸易统计和经济发展等传统研究的融合提供了理论及计量基础,进而使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同企业战略、产业组织、社会制度、国家及国际贸易政策等方面的研究产生了密切的关系,使其既具有微观基础,又具备宏观视野,成为一个完整的综合研究体系。
  2017年7月,世界银行、世贸组织(WTO)等发布《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提出,全球价值链是一种新贸易理论,可以此解释世界贸易现象,这是对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的一种权威认可。
  
  二、价值链新理论研究成果对我国的几点启示
  

  一是价值链研究成果充分肯定了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正确发展方向。全球价值链内在逻辑的揭示,使国际社会对全球化有了新的认识,生产与贸易融合的积极作用否定了国际贸易作为零和游戏的结论,说明了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并不是单一的竞争排斥的关系,而是分工合作和竞争互补的关系,一国对另一国在某些产品和服务贸易的限制或障碍会严重影响价值链的运转,进而也会影响自身的利益,各国应从价值链合作的角度正确看待国际贸易中的顺差和逆差的概念,支持鼓励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是一种积极的正确选择。
  二是按价值链理论分析,有助于准确把握各国参与贸易的程度。传统的国际贸易统计,是按海关报关单为准的货物贸易总值为统计依据的,这种统计方法没有考虑到最终出口产品中包含的进口中间产品的价值,往往造成贸易额的重复统计,导致各国间的贸易数字被曲解,更难以区分各国在相关环节的经济贡献,按此分析中美贸易的不平衡至少有40%是被高估的。为此世界贸易组织积极推进全球价值链下的国际贸易统计方法研究,但由于各国的统计方法不同,在技术操作上仍存在较大障碍。
  三是按价值链分析法评估,我国出口增加值较低,我国只是出口大国,但并不是强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仍须提高。我们应借鉴价值链理论概念,分析我国贸易的实际贡献,找出差距,确立目标。一方面应鼓励企业向产品价值链的两端发展,即加快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发展,同时也有必要依据价值链理论,调整我国的经贸政策,促进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
  四是说明了支持自由贸易、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作用是正确选择。近年来由于美国转向了贸易保护主义,过度强调美国优先的政策定位,全球自由贸易发展受到挑战,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威胁,与此同时区域贸易合作处于上升趋势。我们有必要积极参与区域合作,创造有利于我国贸易发展的外部环境。目前我国不仅在亚洲地区的生产贸易中居于主导地位,在国际市场上我们也是重要的制造中心和贸易大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我们必须加大多边和区域合作,适应国际发展潮流,积极参与自贸区合作,拓展更多的贸易伙伴,在贸易投资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
  
  三、发挥中国制造业优势,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合作
  

  据世贸组织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比重已超过25%,在全球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在发展的广度方面,中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是当今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此外,中国的供应链和产业配套能力在全球已形成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以消费电子产业为例,中国深圳地区已形成世界上最具成本优势和规模最大的电子信息产品供应链,美国苹果公司的手机、戴尔公司的电脑产品在全球共有700多家供应商,其中近一半在中国,中国的汽车零部件生产配套能力直接影响全球主要汽车厂家的生产和供货,说明中国已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
  当务之急我们要科学把握全球经济贸易格局发展变化的几大趋势:
  一是在未来的10年间,新兴经济体将逐步发展为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和全球制造业的主体,但全球的技术进步和创新仍将以主要的发达经济体为主,新兴经济体在制造业方面的综合竞争力将持续上升,但在核心竞争力方面仍难以全面超越发达经济体。
  二是在大国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全球治理和贸易规则的重塑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贸易投资的发展将受到严重影响,WTO改革将充满矛盾和各方博弈,贸易摩擦和不同形式的限制措施将继续阻碍和影响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健康发展,区域贸易投资合作的作用和影响将进一步上升,并将进一步发挥重要的作用。
  三是国际跨国公司在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中将继续扮演主要角色,跨国公司作为全球经济竞争的主体地位不会改变。历史的经验表明,尽管形式上经济学家的理论和政府的行为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但实际上社会的进步仍是由社会生产力推动的结果,而跨国公司仍将是这一进程的重要力量,因此未来国际竞争格局的变化和竞争的焦点将围绕国际投资规则的重塑和各国投资环境的修复与调整。
  四是国际产业链变化的新趋势。当前全球制造中心的空间布局正在从单一化走向多极化和均衡化,部分国家可能会凭借其某一领域的优势发展为区域单一产业的制造中心,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以封闭的形式占据全球的垄断地位,开放和相互融合发展是最有效的发展模式。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跨国公司不会收缩其产业链投资,而只会加强其在优势领域的投资,从而有利于形成多极化的技术优势和产业链布局。
  
  四、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我国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为更好适应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和全球产业链竞争发展的新形势,我们应集中精力解决好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切实解决好实体经济振兴发展,打通阻碍实体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
  
  
实体经济的发展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中投资引领和工业产值的增长以及对外贸出口的支持作用,涉及经济稳增长的核心和国家竞争实力的变化。要在政策设计和市场竞争机制方面形成保障,要注意到在我国现有经济结构中实体经济、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出口企业实际上是相互交叉的,多数情况下是一个实体兼有四个身份,这一群体的主要困难是长期承受着高成本融资的压力和市场竞争环境不利的诸多因素,阻碍了它们的发展和扩张,所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关键是要优先解决好国企、民营和外资三大经营主体的公平待遇问题。其次是要解决好实体经济的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目前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产业政策的作用已让位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通过进一步深化我国的金融体系改革,确保银行信贷的运营同实体经济发展能够紧密结合起来,避免大量资金在金融系统内或国有企业内的封闭循环无法形成对众多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持。特别要落实好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政策,这一政策的落实关系到未来我国经济的增长活力,关系到我国制造业的繁荣发展及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二)改善营商环境,为参与全球价值链竞争合作奠定基础
  
  
在当前我国经济仍然面临下行压力之际,稳外贸和稳外资显得尤其重要,甚至从整个“十四五”看落实好这两稳都至关重要,稳外资的核心是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在这方面近两年我们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我国连续3年在世界银行调查的营商环境的排名中有了大幅度的改观。尽管如此,我们仍有很多方面需要继续努力改善,重点应聚焦在三个方面:
  一是努力做到政策信息的公开透明,增强国家宏观政策和部门政策的透明度,加强对企业预期心理的积极引导。二是按照国民待遇原则,规范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各项经济政策,避免可能存在的歧视性政策,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角度考虑确保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三是加强对垄断部门和垄断行业的规范和限制,进一步提高执法的规范性、稳定性和连续性,稳定企业的预期心理。
  
  (三)提高对外贸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合作
  
  
经过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不仅巩固形成了货物贸易大国的地位,同时在贸易结构和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方面也取得了积极进展,一般贸易出口和民营企业出口比例已超过50%,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例持续上升,服务贸易规模不断扩大。面对当前国际竞争的新格局,继续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仍是主要发展目标,要重点做好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继续转变政府职能,深化外贸体制改革。继续推动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强市场开放的法律体系建设,继续简化市场准入条件及政府审批程序,提高主管部门对企业的服务能力和水平。构建高水平的市场开放体系,加强外贸政策的透明度和统一性,处理好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互动关系,提高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逐步形成外贸与内贸互动,外贸与对外援助、利用外资、走出去的联动发展格局。
  二是提高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培育以技术、质量、品牌、服务为核心的对外贸易竞争新优势,推动海外营销网络的构建,完善外贸发展的促进体系,推动传统产业通过创新巩固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不断提高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比例,积极推广贸易方式和商业模式创新,加强对大数据背景下的电子商务、网络贸易、运输工具和新结算方式的应用和普及。
  三是努力提升服务业出口的国际竞争力。逐步实现服务贸易进出口的平衡发展,服务贸易的巨额逆差是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面临的新课题,要采取有力措施扭转服务贸易发展的被动局面。因为服务贸易巨额逆差的存在,不仅严重制约了我国货物贸易的扩大进口前景,而且会对我国经常项下平衡产生宏观上的压力。我们必须通过扩大服务业开放,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构建公平竞争的服务贸易市场环境。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提高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和竞争力。推动形成有利于中小型服务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从税收和融资环境等方面入手,逐步建立适应服务贸易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
  
  (四)加快落实市场开放举措,继续吸引跨国公司来华投资
  
  
在国际竞争加剧和贸易摩擦上升的影响下,我国利用外资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呈现低速增长态势。当前在外资进入方面,我们不仅面临来自全球产业链调整的挑战和欧美投资政策的限制,而且随着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加大引资政策的优惠力度,更将使我们利用外资面临激烈竞争。我们必须继续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利用外资政策,重点要考虑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全面落实负面清单管理方式,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当前世界上开放度最高的管理模式,真正做到严格按清单执行仍是有相当困难的,所以清单的范围大小长短并不完全代表市场开放水平的高低,关键要看清单外的投资产业是否真正实行了自由许可。还要看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的落实情况,是否在国内市场能够形成国企民营和外商投资企业政策的规范统一。
  二是完善利用外资政策。制定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领域、节能环保产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与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相适应的产业引资政策。其中加快服务业的开放和扩大服务业招商引资尤其重要。从国际投资发展趋势看,目前国际资本对服务业投资需求较大,且我国许多高端服务领域因开放滞后,导致相当一部分高端服务业竞争力不强,发展缓慢。扩大这些领域的开放,不仅可以实现短期内扩大利用外资的目的,同时也可以更好地为我国民经济增长作贡献。当然,一方面我们要加快服务业的开放,同时也要注意不断地提高有关管理部门在市场准入开放后事中事后的监管能力,妥善处理好扩大开放和提高监管水平的关系。
  三是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引导外资流向。要通过采取差异化引资策略,促进东部地区服务业扩大利用外资,适当开放投资价值较大的部分专业服务领域,积极稳妥扩大金融、证券、保险等各类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促进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利用外资,放宽中高端制造业外资准入条件,鼓励在中西部地区建立产业转移承接基地,创造条件确保中西部地区在吸引产业投资方面形成新的优势。
  
  (五)促进对外投资的健康发展,巩固我国在全球的生产网络布局
  
  
根据国际投资理论,我国已进入对外投资快速增长期,“十三五”时期,我国对外投资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投资领域和国别日益拓展,商贸服务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合计占对外投资总额的90%,中国香港、东盟、欧盟、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日本七个国家和地区占对外投资总额的75%,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巨大。从长远发展角度及参与全球价值链竞争方面考虑,我们应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妥善处理好海外投资的发展方向,重点应实施以下四方面策略:
  一是高度重视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格局。鼓励我国有竞争优势的传统产业有序向境外转移,逐步形成中国制造业主导的海外生产网络基地,延长中国主导的产业链。为企业产业链转移形式的对外投资项目提供相应的便利化支持,为企业资产整合提供法律支撑。同时应加快推动银行、保险、仓储、运输、批发零售业价值链向境外延伸,逐步形成全球配套服务体系。
  二是继续加强境外经济合作区建设。提升我国现有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园区的发展水平,在“一带一路”沿线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境外经济合作示范区。加大边境经济合作区的发展,赋予边境省区更为积极灵活的便利化措施,推动边境经济合作区发展成为集边境贸易、加工制造,境外资源合作开发与深度加工、生产服务以及区域性物流集散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合作区,发挥好边境合作区在带动边区经济贸易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三是巩固海外主要市场商业存在的竞争力。随着我国海外投资的快速发展,海外市场的服务继续加强,目前我们虽已在主要投资国建立了投资企业协会,用以维护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权益,但其服务功能还不够专业,应支持国内的贸易促进机构和投资促进机构积极在海外的主要市场布点,并提供贸易投资咨询和服务。继续改善海外投资并购便利化服务,提供海关、税务、银行、外汇管理方面的便捷措施,鼓励企业扩大海外投资领域。加强海外经营队伍培训,提高海外经营的能力和水平,使其在投资东道国形成一定的影响力,同时要加强风险防范研究,树立我国企业在海外商业存在的良好形象。
  
  (六)全面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建立广泛的国际经济合作伙伴
  
  
随着国际经济贸易形势的复杂变化,国际竞争格局正在发生新的演变,欧美社会长期主导国际事务的局面已显得力不从心,以中国为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已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阻挡的潮流,国际经济合作已成为当前大国势力范围的主要象征。我们要分清主次,有选择地实现重点突破,要按照“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的原则,有序拓展国际合作的新局面。一要抓紧有利时机突破中日合作的新局面,创造条件尽快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协议,在中美关系短期内难以全面修复的前提下,要下大力气突破中欧合作的障碍,争取早日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创造条件争取早日签署中欧自贸协定。二要继续巩固和加强“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扩大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投资合作,拓展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新空间,实现互利共赢的发展模式,同时还要采取有力措施寻求突破中国和海湾合作组织自贸协定谈判,此外要继续研究关注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Progressiv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CPTPP)的发展情况,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参与其发展进程或加入问题。因为如果特朗普连任,说明美国在近期返回参加该自贸协定的可能性不大,这就为我国的政策调整和重新布局提供了有利机遇。

作  者:霍建国    
出  处:《清华金融评论》
单  位: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    
经济类别:经济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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