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外贸发展中的“去顺差”问题 |
| 张二震，戴翔 2010-09-13 |
| 摘 要： |
2002年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以来，我国贸易顺差持续快速增长。在既定的国际分工格局和外汇管理体制下，这既给我国带来人民币升值压力和贸易摩擦，同时导致以外汇占款为主导的基础货币投放过多。2010年3月份中国出现贸易逆差及4月份贸易顺差大幅收窄，可能是一定形势下中国“去顺差”的结果。但是“去顺差”无法从根本上平衡中国贸易收支。不应提倡为平衡而平衡的政策思路，而要从互利双赢的思路来看待贸易平衡问题，以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调整的思路来化解贸易摩擦，以促进全球经济在合作、竞争、创新中和谐发展。 |
| 关键词： |
外贸发展，国际分工，贸易顺差，贸易摩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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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大力发展加工贸易，逐步融入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并形成了一整套有利于出口的政策体系，包括汇率、税收、融资、保险等。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从而使得中国自1994年以来进入持续顺差阶段，2007和2008年顺差额分别达到了2622亿美元和2955亿美元。持续的贸易顺差虽然使中国获益颇多，比如经济的增长、就业的扩大等，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流动性过剩、经济外部风险加剧、贸易摩擦日益频繁以及所谓“宏观经济失衡”等问题。为此，2006年有关部门制定了“压顺差”等宏观调控政策，并从2007年开始人民币汇率快速升值、降低出口退税、限制加工贸易、“调整”外资政策等。“压顺差”的宏观调控政策对我国开放型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显现：我国开放型企业，特别是沿海地区出口企业和出口型加工贸易企业经营遭遇严重困难。与此同时，发端于美国华尔街进而迅速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不期而至，对我国的开放型经济造成突然外部冲击，我国外贸出口、引进外资双双大幅下挫。面对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严峻形势，中国政府迅速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和外贸政策：稳外需、促出口不仅是应对危机的重要手段，也是危机后中国外贸将长期坚持的基本取向，因为外需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方面仍将具有重要作用。
这次危机虽然对中国外贸造成冲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外贸不平衡发展的基本趋势。2009年在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下的中国仍然存在1960.61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所谓全球经济失衡中的中国贸易不平衡发展再度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由此来自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以及IMF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断加大，美国甚至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中国出口产品遭遇的贸易摩擦也是频频升级。正值此时，2010年4月份公布的中国贸易数据显示，3月份贸易逆差为72.4亿美元，中止了自2004年5月开始连续70个月贸易顺差的局面，而5月份公布的4月份贸易顺差也是大幅收窄，仅为16.8亿美元，同期相比下降87%。这一变化当然不会是在“稳外需、保出口”政策下“压顺差”带来的结果，但不乏“去顺差”的倾向。因为面对人民币升值压力，中国政府可能加大境外采购以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贸易政策在放弃“压顺差”之后，面临持续的贸易顺差又出现“去顺差”的倾向呢?中国的贸易顺差是否需要“去”呢?
二、从“压顺差”到“去顺差”
如果说对于2006年底“压顺差”的宏观经济政策，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通过各种宏观调控措施和贸易政策，试图主要通过“压制”出口或者说减少出口，进而达到“平衡”贸易收支的话，那么，在为了应对危机以及危机后仍将坚持的“稳外需、保出口”政策下，试图主动地并且主要通过增加进口的方式来“平衡”贸易收支，则可以将之理解为一些专家学者所称的“去顺差”。我们认为，2010年3月份出现的72.4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以及4月份出现的贸易顺差大幅收窄的现象，既不意味着中国贸易形势骤然恶化、从此将进入贸易逆差时代，也不能说明中国对外贸易将会从此平衡发展，而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主动地“去顺差”的结果。
从海关统计数据来看，进口的大幅增加是导致中国2010年3月份贸易逆差和4月份贸易顺差大幅收窄的直接原因。3月份，中国出口贸易额为1121.1亿美元，同比增长24.3%，而进口额高达1193.5亿美元，同比增长的幅度却高达66%，其增幅接近于出口增幅的3倍；4月份的贸易数据显示，中国出口贸易额为1199.2亿美元，同比增长30.5%；进口贸易额为1182.4亿美元，同比增长49.7%，其同比增速也是高于出口贸易的近20个百分点。我们认为这一变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去顺差”的结果，即进口的“大幅度”增加具有“人为”因素，而并非完全的市场行为结果。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
第一，从对3月份贸易收支的预测来看，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早在3月份就“预言”可能会出现贸易逆差，因此逆差的出现并不令人感到诧异。而在此之前，除贸易摩擦不断外，由中美贸易不平衡所引发的“汇率之争”就异常激烈，到了3月份更是进入白热化阶段：美国国会约有130名议员联合上书美国商务部和财政部，指责中国低估人民币汇率、有操纵汇率之嫌，并扬言要求将中国列入“操纵汇率国”名单，对中国进一步施加压力。在这一背景下，中国进口的大幅增加，与其说是在向世界“证明”中国并非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汇率”并非是导致中国贸易失衡的原因，还不如说是以此来给美国一个台阶下，以缓和中美之争，“去顺差”也就成了一种可能的选择。况且，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在2010年5月份的一次发言中也明确表示，2010年中国贸易顺差将在去年同比削减1000亿美元的基础上再减少1000亿美元，上半年外贸进出口处于平衡点将成为常态由此可见，进口的大幅增加和外贸逆差的出现或者顺差的大幅收窄，不能不说是“去顺差”的结果。
第二，从贸易差额构成的企业主体来看。3月份，国有企业贸易逆差急剧上升，外商投资企业和其他性质的企业仍然保持了小幅贸易顺差。其中，国有企业名下的贸易逆差161.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净增加94.6亿美元，增长1.4倍，贸易逆差的绝对增加额也超过了72.4亿美元的总体逆差额。而外商投资企业和其他性质的企业分别保持了28.2亿美元和60.7亿美元的贸易顺差。4月份，国有企业名下的贸易逆差为159.3亿美元，同比增长49.8%。国有企业名下贸易逆差的大幅上升，似乎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去顺差”的存在性。
第三，从贸易差额构成的贸易方式来看。3月份，一般贸易项下的进、出口额分别为657.2亿美元和455亿美元，逆差额为202.2亿美元，而加工贸易项下的进、出口额分别为358.6亿美元和587.6亿美元，实现贸易顺差229亿美元4月份，一般贸易向下的逆差也达到了127.7亿美元，而加工贸易项下则实现了217.2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与上述第二点密切相关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商投资企业占据了中国加工贸易的80%以上，逐渐成为我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当然，也是贸易顺差的主要受益者。而一般贸易的企业主体大部分则是国内企业。因此，一般贸易项下所出现贸易逆差的大幅增加和加工贸易项下所保持的贸易顺差局面，再次说明了“去顺差”存在性的可能性。
三、“去顺差”不能有效解决中国贸易收支失衡问题
面对中国持续性的贸易顺差局面，“去顺差”的方式能否有效解决中国贸易收支失衡问题?是否应该“去顺差”?如何“去”顺差?要正确认识这些问题，必须对中国现阶段贸易顺差形成的根本原因及其持续性有着清醒的认识。
首先，要正确分析中国贸易顺差形成的根本原因。虽然，促成中国贸易顺差的因素很多，既有储蓄过度、消费不足的原因，也有政策激励因素；既有产能过剩的影响，也有地方保护和国内市场分割等体制因素导致不同生产技术的企业首选进入国外市场的作用，等等。但是上述因素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中国贸易顺差的规模，并非是中国外贸顺差形成的根本的决定性因素。我们认为，中国持续性贸易顺差形成的决定因素在于：在以产业国际转移和产品内分工快速发展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和国际分工，以其特有的劳动要素禀赋优势承接国际产业结构梯度转移和产品价值增值环节国际梯度转移的必然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我国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由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制度基础得到进一步完善，中国抓住了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难得的历史性机遇，承接了大量来自于发达国家和新型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国际转移，进入了承接产业国际转移的快速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外国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开始在我国进行大规模投资，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日益快速增长，从1992年FDI的162亿美元利用额快速上升至2008年的8700亿美元的累计利用额。中国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有了大幅提高，制成品出口快速增长，这对中国自1994年以来形成的持续贸易顺差具有决定性影响。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分工基础发生了重要变化，已由传统的产业间和产业内分工为主，逐渐向产品内分工为主转变。分散化生产技术（Fragmentation of production technology）迅速发展，全球竞争的日趋激烈，通过产品生产分割（Fragmentation of production）将不同地区的特有优势转化为企业内部优势成为跨国公司普遍采用的战略，这就使得每个国家专业化生产同一产品的不同工序或零部件，或者说不同生产环节按照不同特征被配置到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或地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主要凭借劳动力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具备吸引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流入的重要区位优势，从而构筑了承接国际资本和产业转移的平台。中国全面融入跨国公司主导的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中，成为国际生产网络特定环节的重要配置地，因而成为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价值增值地”和“出口平台”。因此，产品内分工背景下，中国以其劳动要素禀赋优势承接产品价值增值环节国际梯度转移，是导致中国贸易收支盈余的另一决定性因素。
概言之，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发挥比较优势，承接产业国际转移和产品价值增值环节国际转移，是中国贸易顺差形成的根本因素。
其次，中国贸易顺差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可以认为，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促成中国贸易顺差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会长期存在，因而，中国贸易顺差具有长期可持续性。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说明。
第一，经济全球化的形势虽然不断变化，但其趋势不可逆转，国际产业转移和重组仍将继续，以产品内分工为主的国际分工体系仍将向纵深方向发展。国际产业资本转移和重组是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下跨国公司受利益驱动的理性选择结果，是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的要求。特别是在后危机时期，在危机中遭受重创的发达国家，要想走出危机的阴霾，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是根本之道，这必然推动后危机时代全球范围内更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和重组，这会为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带来新的历史机遇。而产品内分工实质上更是跨国公司在全球内进行资源整合、优化资源配置，从而不断提高其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目前，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主导的部门内分工、产品内分工的国际分工体系，已经形成了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产业链，不同国家或地区都可能是某一产品不同生产环节或程序的参与者，产品内分工下的国际生产分割确实已经将整个世界变成“地球村”，世界各国无论是在危机中还是危机前，都已经形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互利共赢关系，要想彻底改变这种分工格局，将要付出巨大成本和代价，这是谁也不愿意的，美欧“再制造业化”努力也同样改变不了这一大格局。因此，无论从跨国公司为了提升其全球竞争力的主观需求角度来看，还是从产品内分工发展的便利条件来看，在后危机时代，产品内分工都将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得到不断深化。所以，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将导致贸易投资自由化程度得到进一步发展；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及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将为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提供更为便利的条件；随着技术进步与创新，产品生产分割能力也将得到进一步提高。中国作为劳动要素禀赋优势十分突出的国家，必然成为跨国公司“外包”部分产品生产环节和工序的首选地区。
第二，中国劳动要素禀赋优势具有长期性。虽然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劳动力工资出现不断上涨的现象，但是，这种上涨并非是由于劳动供给短缺所造成的，更多的是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经济增长、劳动者自身素质变化等因素所致。据统计，截至2008年年底，中国农村人口在13亿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仍在50%以上。因此，在未来几十年，即便在不考虑中国人口进一步增长的情况下，也意味着中国将有近3亿－4亿的农业人口需要向城市转移。这一庞大的数字意味着在未来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劳动力仍然接近于无限供给。因此，中国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比较优势仍将体现在劳动力要素禀赋上，未来几十年内，中国最大的优势是提供低成本的制造和低成本服务，继续发挥比较优势，承接全球产业结构转移和产品增值环节梯度转移，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总之，中国劳动禀赋优势的长期存在性，以产业国际转移和产品增值环节国际转移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决定了由此而形成的中国贸易顺差将长期存在。
四、“去顺差”的负面效应值得警惕
以上分析表明，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背景下，跨国公司主导的产业结构国际梯度转移和产品价值增值环节国际梯度转移，与中国特有劳动要素禀赋相耦合，是中国贸易顺差形成的根本原因，并且这些决定因素将在长期内存在，因此，中国贸易顺差具有长期可持续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贸易不平衡发展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长期贸易顺差局面，是世界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是跨国公司利用中国比较优势的客观使然，是实体经济的一种均衡，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互利共赢”的表现形式，所以无论是“压顺差”还是主动地“去顺差”，都是对资源配置的“扭曲”。然而，尽管持续的贸易顺差使得中国受益良多，但也带来了日益频繁的贸易摩擦以及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增大等问题，而且从货币层面看，中国长期贸易顺差的确是存在“虚拟经济失衡”。为此，中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试图减缓外贸顺差带来的问题。但是，实践证明试图通过减少出口来“压顺差”以减缓持续贸易顺差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不仅无用无益，而且有害。那么通过“去顺差”，即增加进口的方式是否可行、是否是一种更为理性的选择呢?对此，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认识。
首先，“去顺差”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贸易收支失衡带来的不利影响，特别是贸易摩擦和人民币升值压力等问题。经验证明，历史上的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台湾地区，在经济腾飞阶段都曾经历长期的贸易顺差局面并因此而遭受剧烈的贸易摩擦。中国对外贸易不平衡发展具有必然性和长期性，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经济也必将在充满贸易摩擦和贸易争端的环境下发展成长，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因此，试图通过“去顺差”的方式解决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面临的贸易摩擦，不仅不是根本之道，而且也没有必要。
至于人民币升值压力，其实主要来自于美国。美国以“中美贸易失衡”为借口，一直试图“胁迫”人民币升值。但是大量的理论和实证分析都已表明，中美贸易失衡并非由人民币汇率造成，人民币升值根本平衡不了美国的贸易逆差。这一点，美国人自己，无论是学界和是政界，也是很清楚的。其实美国试图“胁迫”人民币升值的深层原因在于遏制中国经济发展，顺带让中国2.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缩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国在全球贸易和投资领域的活跃，部分美国国会议员认为中国经济的扩张和中国经济的崛起直接威胁到了美国的霸权地位。“胁迫”人民币升值，从而遏制中国经济发展才是美国真正目的之所在。
其实，美国这一出戏在历史上就曾上演过。20世纪80年代，日美之间的国际经济摩擦就是典型的案例。随着日本的崛起，美国不愿意看到与自己比肩的军事大国的出现，而一国的经济实力，能够转化为军事实力。出现一个经济大国，意味着美国霸权的削弱，即便日本是美国当时的一个“要好”同盟国。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依仗其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推行“侵略性的单边主义”战略，逼迫日元升值。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订，使得在20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快速发展之时，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裹足不前，被称为“失去的十年”，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扼住了日本经济的咽喉。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之际，美国欲故伎重演，遏制中国经济发展，对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所以，“贸易失衡”只是一个借口，试图采取“去顺差”的方式解决中美“汇率之争”最终只会无济于事。总而言之，面对贸易收支失衡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国不可盲目“去顺差”。
其次，中国贸易顺差是“去”不了的。虽然“去顺差”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促进贸易平衡的作用，至少可以再次向世界说明：中国并非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中国贸易顺差是市场行为的结果。但是，中国外贸顺差的必然性和持续性决定了“去顺差”无法从根本上平衡中国贸易收支。因此，即便是为了暂缓贸易失衡带来的不利影响，“去顺差”的方法也不宜长期使用，否则会造成对资源优化配置的扭曲，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而且对“去顺差”措施下进口商品的内容，即，增加哪些商品进口的把握，也是至关重要。从3月份中国进口增幅比例较大的商品种类来看，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统计数据表明，铁矿砂进口5901万吨，同比增长13.3%；原油进口2106万吨，同比增长28.9%；初级形状塑料进口244万吨，同比增长20.2%；未锻造铜及铜材进口45.6万吨，同比增长21.7%；汽车及汽车底盘进口量更是猛增，当月进口达85271辆，环比增长125%，同比增幅更是达到269.7%，而高新技术及机电产品进口增速则基本保持稳定。由此可见，“去顺差”在内容选择上侧重于基础原材料和汽车等奢侈品的大幅增加。基础原材料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对于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础原材料的获取应该通过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合作等多种方式获取，并且着眼长期和未来，而不能在短期内通过突然提高进口量的方式获取，否则会“哄抬”价格水平，恶化中国贸易条件，对中国造成不利影响，3月份的“量增价涨”就是典型表现。据测算，3月份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为101.4，而进口价格指数达117.6，贸易条件指数仅为86.2。仅仅由于贸易条件的恶化，3月份中国付出的代价就达150亿美元左右，大大高于72.4亿美元的月度贸易逆差金额。而从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来看，根据IMF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人均GDP仅为3678美元，在世界中的排名第100位，为同年美国人均GDP（46381美元）的7.9%。这一事实表明，中国现在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口汽车等奢侈品不是中国的理性选择，不符合中国现阶段经济的发展状况，不利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即便是采取“去顺差”，那么在选择增加进口商品种类上，也应该着眼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增加能够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商品进口，诸如高新技术产品等。我们不能因为发达国家“封锁”高科技产品出口，而单纯为了“去顺差”却将增加的产品进口转向奢侈品，对此，我们必须保持理性。
五、结论
相对“压顺差”而言，“去顺差”在保持出口稳步增长的前提下，主要通过增加进口来平衡贸易收支，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更合理可行。但是“去顺差”无法从根本上平衡中国贸易收支。我们不应提倡为平衡而平衡的政策思路，而要从互利双赢的思路来看待贸易平衡问题，以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调整的思路来化解贸易摩擦，以促进全球经济在合作、竞争、创新中和谐发展。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即便出于某些合理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进行“去顺差”，那么“去顺差”也应该能够服务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服务于促进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即通过增加诸如高新技术产品等进口，做到既有利于缓解贸易失衡带来的问题，又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对于“去顺差”措施下进口内容的把握至关重要，把握得不好，不仅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而且还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概言之，“去顺差”不是解决中国贸易顺差的根本之道，即便在短期内需要采取，也不可盲目，需要做出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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