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较优势、圈层结构与成渝经济区的协调发展 |
| 潘旭明，吴雪晖 2011-09-28 |
| 摘 要： |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极大的差异，特别是西部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为了推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本文在阐述比较优势理论和圈层结构理论的基础上，从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融合的视角，提出成渝经济区协调发展的关键是构建统一的要素市场、实现产业错位发展和优化城市群的空间布局。 |
| 关键词： |
比较优势，主导产业，圈层结构，成渝经济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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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事实上，1990年以后我国的地区差距特别是沿海和内陆省份的差距呈现出拉大的趋势。许多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的差别或者东、中、西部的差别在迅速扩大，例如，Yaoand2hang（2001）把中国的省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采用基尼系数分解的方法发现1990年以后，中国区域间不平等所占的比重上升到接近80%。万广华和张藕香（2006）采用Theil_L指数分解的方法，同样发现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间的差异不断扩大，到2001年东中西三大区域间的差距占中国总体差距的77%左右。因此，站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高度研究如何有效地促进西部地区发展，缩小区域差距对于我国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比较优势与主导产业选择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提出
一般来说，人们将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对国际贸易模式的研究看作比较优势理论的起点。李嘉图在他1817年完成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讲到，所谓比较优势就是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相对成本的差异，该差异的来源是各国生产产品时的劳动生产率差异。由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仅仅涉及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因此在多种要素存在的情形下，该理论在解释比较优势来源时发生困难。赫克歇尔（EliHeckscher）和俄林（BertilOhlin）则另辟蹊径，构造了一个包含“两个国家、两种商品、两种生产要素”的模型－－“资源禀赋理论”（FactorEndowmentsTheory）。资源禀赋理论的核心是这样的：各个国家存在资源禀赋的差异，有的国家劳动力资源丰富，有的国家资金、技术资源丰富，各个国家应该根据资源优势利用本国最丰富的资源要素生产产品，然后通过国际贸易获得最大福利。然而“里昂惕夫难题”的提出使得人们对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普遍适用性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导致两种结果：一部分研究者认为通过对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进行修正，引人人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进而在更为广泛的基础上来考察国家之间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就能够解决难题。另一部分研究者则并不满足于对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简单修正，他们试图通过放弃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部分重要假设条件来构造“新的贸易理论”。其中，两个方向的发展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放弃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关于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认为一国的企业或者行业可能仅仅由于历史或者偶然的原因而较早地进入某个产业，从而可以较早地扩大生产规模并利用规模经济来形成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本优势。放弃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关于贸易参与国在获得生产技术方面具有相同可能性的假定。认为即使两个发达国家在开发技术方面具有相同的能力，但是，由于随机性因素的影响，他们开发出来的具体技术也是有差异的。事实上，当今大部分的世界贸易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trade）占世界贸易很高份额就是对该观点的最好说明。值得注意的是，“新贸易理论”特别强调后天创造优势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在现代世界市场上，仅靠与生俱来的资源禀赋显然是不够的，必须创造源于技术进步、规模经济和交易效率的新的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理论的出发点虽然是研究国家之间的贸易问题，但对于我国这种幅员辽阔的大国，该理论同样可以运用于地区经济的发展。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我们可以得出各地区发展经济的三个原则：一是各地区应该按照资源禀赋的差异来进行产业选择；二是充分利用历史或者偶然因素导致的某个产业的规模经济优势来获取竞争优势；三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注重创造源于技术进步和提高交易效率的比较优势。
（二）主导产业的选择
罗斯托（Rostow.WaltWhitman）是最早提出主导产业理论的学者。他认为，不论在任何时期，甚至在一个已经成熟并继续成长的经济中，前进冲击力之所以能够保持，是由于为数不多的主要部门（主导部门，LeadingSectors）迅速扩大的结果，而且这些部门的扩大又产生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对其他产业部门的作用。他认为作为主导产业应有以下特性：该产业能体现该国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方向，社会对该产业产品的现实和潜在需求会日趋扩大，从而使得该产业获得比其他产业更高的增长率。该产业能迅速吸收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引入新的生产函数，在现代技术和现代管理基础上，能创造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较高的附加价值。该产业具有较强的前向关联效应、后向关联效应和旁侧关联效应，能推动和诱发其他产业发展，并对主导产业所在地区的市场繁荣、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就业等产生积极的影响。
从世界各国政府对主导产业的选择进行干预的程度来看，大体可分为两种形式：强调市场自发调节。认为政府在选择优先发展产业方面的认识不如市场力量更有权威性，市场竞争和供求关系足以促进具有竞争能力的产业发展，因此没有必要对某些主导产业进行扶持而制定产业政策。强调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认为在市场自发调节的同时，政府应该主动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通过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对主导产业进行扶持，不断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
近些年来，许多地方政府为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采取对主导产业实施倾斜政策的方法以促使其较陕发展。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对主导产业的选择进行适当的干预的确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但是在干预过程中仍然不应该违背比较优势的基本原理。一方面，一个地区的最优产业结构决定于这个地区的资源禀赋结构，当资本相对稀缺时，这个地区最有优势的产业是劳动或自然资源相对密集的产业；反之，当资本相对丰富时，这个地区最有优势的产业就变成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另一方面，对一个特定的产业来说，只有该产业符合经济的比较优势时才具有自生能力。也就是说，若地方政府强行选择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并对其进行扶持，往往很难取得实际的效果。这是因为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企业往往很难取得成本等方面的优势，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该产业中的企业能够生存下来的唯一理由就是政府保护措施的实施。
很明显，与通过创新来增加竞争力、改进经营绩效相比，政府保护使得企业更容易地取得利润。因此，在政府对一些产业实施保护政策的条件下，行业中的企业所热衷的是通过寻租活动来获得保护政策，而不是积极创新，这样，该行业的企业并不能真正取得竞争优势。
二、圈层结构与城市群布局
圈层结构理论是由德国经济地理学和农业地理学的创始人冯·杜能于1826年在其出版的《孤立国》一书中首次提出的，其主要观点是：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城市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与空间距离成反比，区域经济的发展应以城市为中心，以圈层状的空间分布为特点逐步向外发展。事实上，圈层结构反映城市的社会经济景观由核心向外围呈规则性的向心空间层次分化，城市和周围地区由内到外可以分为内圈层、中圈层和外圈层。内圈层：即中心城区或城市中心区，该层是完全城市化了的地区，基本没有种植业和其他农业活动，以第三产业为主，人口和建筑密度都较高，地价较贵，商业、金融、服务业高度密集。中圈层：即城市边缘区，既有城市的某些特征，又还保留着乡村的某些景观，呈半城市、半农村状态，居民点密度较低，建筑密度较小，以第二产业为主，并积极发展城郊农业。外圈层：即城市影响区，土地利用以农业为主，农业活动在经济中占绝对优势，与城市景观有明显差别，居民点密度低，建筑密度小，是城市的水资源保护区、假日休闲旅游之地。外圈层中也许会产生城市工业区、新居住区的“飞地”，并且一般在远郊区都有城市卫星镇、农村集镇或中小城市。
对于区域圈层结构形成的成因，可以借用空间经济学家藤田昌久（MasahisaFujita）著名的“中心一外围模型”对其进行分析。一般来说，制造业内部具有上下游联系的产业如果能集聚在同一个区域，则能减少中间投入品的在途损耗和运输成本，共享知识外溢等好处，从而降低中间投入品的价格，进而降低整个制造业产品的出厂价格指数。同时，由于集聚在中心地区的制成品价格指数较低，工人的实际工资（购买力）相对较高，这样就吸引了其他地区的劳动力向中心地区迁移，于是扩大了该地区的市场规模。
然而，随着中心地区制造业份额的进一步增加，不可移动要素价格（如土地价格、拥挤成本等）会逐渐上升，为了保持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企业会逐渐将工厂迁出中心地区，重新布局在工资水平和地租率远低于中心地区的外围地区。也就是说，制造业企业首先在中心地区集聚，随后在外围地区发生集聚，最后在边缘地区集聚，各地区产业集聚水平不同。最先发生产业集聚的中心地区经过历史累积作用最终演变为中心城市，外围地区演变为卫星城市，而边缘地区则演变为乡镇。中心城市、卫星城市共同组成了城市群，使得各区域的市场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中心城市由于在历史累积过程中形成了强大的市场区位优势，将在整个经济的发展中占据核心地位，对外围地区产生强大的市场辐射力。在地理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中心城市对外围地区的市场辐射力通常会以“圈”的形式向外均匀扩散。这样，由经济力量自发演变形成的卫星城市群将近似地分布在半径不同的圆周上，在地理空间中以“圆圈”的形状紧紧围绕在中心城市的周围，构成区域“圈层”经济结构。
在圈层经济结构形成过程中，除了产业集聚的外部性导致的企业自发迁移之外，产业间、产业内甚至产品内分工的深化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交易效率的提高，已经使生产区位的选择不仅仅局限于产业间的范围，产业内甚至产品内不同环节的生产都可以在不同的区位进行。所以当产生经济向外扩散的趋势时，产业的整体转移不再是唯一的选择，而更可能出现的是按照企业生产经营的不同环节对于区位的不同要求进行分散转移。
也就是说，研发、设计、销售等非生产性环节相对于生产性环节更适应布局在中心城市，因为这些环节对市场的依赖程度大，对知识和创新的要求高，同时也是企业经营中高附加值的环节。而生产性环节对于市场的依赖程度一般比较低，对于知识和创新的要求也不高，同时这些环节往往也是低附加值的环节，所以当中心地区由于产业聚集导致地租率、平均工资水平不断上升时，首先向外围圈层转移的就是那些低附加值的生产性环节。当然这些生产性环节也有所区别，按照附加值的高低以及对于市场的依赖程度将进一步形成不同的层级，最终将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按照附加值高低的圈层经济结构。
在整个圈层经济结构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区域内产业间的分工、同一产业内产品间的分工也在进行，从而在圈层经济结构内部的层级之间形成复杂的多维联系，正是这种复杂的多维联系体现了城市群之间的经济关联性。由此可见，当整个区域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发展时，可以将经济发展的影响由高到低地扩散到各个卫星城市，实现区域经济的整体提升。
三、成渝经济区的协调发展
成渝经济区位于长江流域的上游，它与长江流域下游的长三角经济区、中游的大武汉经济区构成了长江流域三大经济集聚中心。成渝经济区北临甘陕，南接滇黔，西衔藏区，东连两湖，是我国西部地区最重要的通道，也是西部地区工农业生产最为发达的区域，是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支撑点。按照区域经济的发展规律以及自然条件、地理特征等因素，成渝经济区主要包括：除攀枝花市、广元市、巴中市与阿坝、凉山、甘孜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之外的四川省其他地区以及除黔江、酉阳、秀山之外的重庆市其他地区，合计县级行政单位142个，城市35个，其中特大城市2个，中等城市16个，小城市17个。该区域的幅员面积为20.28万平方公里，占四川、重庆两省市总面积的35.75%，占西部地区面积的3.02%。
（一）成渝经济区的由来和构成
“成渝经济区”这个说法最早可追溯到1997年，当时重庆成为直辖市后，就有专家提出“独立了不要分家”的说法，建议成都与重庆仍需保持紧密的联系。2002年6月，林凌教授首次提出“成渝经济合作”这个说法，并于2004年初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汇报关于成都与重庆的合作问题，时任规划司司长的杨伟民明确指出，成渝经济区搞好了，有可能成为全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自此，“成渝经济区”的概念算是正式提出来了。2007年4月，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蒋巨峰和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王鸿举在四川成都共同签署了《重庆市人民政府与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川渝合作共建成渝经济区的协议》，这标志着成渝经济区建设的正式开始。
在成渝经济区中，成都和重庆是两个特大型城市，其余城市都是中小型城市。因此从圈层结构的视角来看，成渝经济区的形态必然是以成都和重庆为两个极点，呈现出以成都为中心的成都经济圈，以重庆为中心的重庆经济圈，以及以成都和重庆为极点的大椭圆形经济圈，具体可以分为：
1.成都经济圈。由中心城市成都及周围的二级城市绵阳、德阳、眉山、乐山、雅安组成。在成都经济圈中，成都是该区域政治经济的中心，因此核心圈层是成都都市圈。绵阳、德阳、眉山、乐山、雅安这些城市依托于成都的经济辐射，构成二级圈层。在二级圈层中，绵阳都市圈和乐山都市圈是仅次于成都的最为重要的次级圈层中心。
2.重庆经济圈。由中心城市重庆及周围的江津、涪陵、铜梁、长寿等区县，以及四川的泸州、广安二级城市构成。很明显，该区域的政治经济中心是重庆，因此核心圈层是重庆都市圈，次级圈层是泸州、广安二级城市。目前，重庆经济圈除了重庆经济实力雄厚外，其他区县普遍相对较弱小。
3.南自宜城市群。由南充、遂宁、资阳、内江、自贡、宜宾等二级城市组成，这些城市位于由成都与重庆为极点构成的大椭圆形经济圈的中部，具有连接成都与重庆的通道作用。由于这些城市的规模都不大，因此只能形成次级圈层，主要次级圈层是南充都市圈、自贡都市圈、宜宾都市圈。
（二）成渝经济区存在的主要问题
1.空间规划自成体系导致地区市场分割。在原大四川时期（1997年以前），川渝空间发展战略是依托“两市”、抓好“两线”、开发“两翼”，也就是说，在重庆直辖前，四川省把成渝经济带作为其经济社会的发展主轴。伴随着重庆市的直辖，川渝空间发展战略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四川省由原来的“两点两线两翼”发展战略改为重点建设“成都平原经济圈”，并将主要发展轴线改变为沿宝成一成昆交通通道组成的成一德－绵－乐（成都、德阳、绵阳、乐山）一线；重庆直辖市也提出了“建设渝西经济走廊和都市经济圈”的发展战略，空间发展更多强调的是以重庆为核心圈层加向外放射的发展方向为主。四川和重庆经济发展轴线变动，导致成渝两地城市对外经济联系地域差异明显，空间规划自成体系，成渝之间以物资、人员、服务以及信息的交换为特征的空间相互作用力较弱，不同圈层之间没有交集。
另一方面，行政界线的分割还加大了成渝经济区行政协调的难度。成渝行政范围调整以后，成渝区内的协调工作变为四川省与重庆直辖市之间的省际关系协调，协调的层次上升，协调的难度加大了。同时，行政分割导致的利益取向的差异，也影响到成渝地区二级城市的发展。例如，在川渝交界地区的内江市虽然具有独特区位和交通优势，但随着川渝分治以及内江行政区划调整，近些年内江在四川省经济地位下降明显。尽管内江衰落有其自身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因，但不可忽视行政区划调整后两地缺乏协作对其发展的影响。
2.产业结构选择违背比较优势原理。川渝分治后，由于区域间产业缺乏协作，涉及双边合作的大的投资项目很少，在长期的地区竞争中，出现产业趋同化现象。产业结构雷同使得区域合作越来越困难，即使一些项目不具有比较优势，在考虑沉没成本和扩大地方经济规模的前提下，任何一方都不愿放弃，表现在：在主导产业选择方面，各地争相把电子、汽车、化工、医药等作为未来发展的主导产业。四川省把不具备比较优势的汽车产业作为发展的一个主要方面，重庆也把自身不具备比较优势的电子产业作为发展的重点。在发展交通运输方面，四川认为重庆直辖后带走了长江上的优良港口，就马上集巨资不惜代价打造装载效率低、承载能力小、运行成本高的泸州港和宜宾港，这不仅违背了发挥地区经济比较优势的基本经济学原理，而且还影响国民经济整体效益的提高。在市场一体化建设方面，由于重庆与成都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高达0.8，再加上利益分割，必然导致地方保护主义抬头，高筑区际贸易壁垒。而贸易壁垒限制了市场范围，狭小的市场范围限制了分工的发展。这种不是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格局只能依赖排斥竞争和扭曲价格得以维持，从而使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并进一步影响资源的优化配置。
3.城市群布局未能体现圈层结构特点。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载体，区域经济能否协调发展往往取决于城镇的空间均衡分布。成渝经济区的城镇体系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从城市的规模来看，重庆、成都两大城市都是400多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而二级城市的规模则都在50万上下，成渝地区缺乏100万人口以上的二级城市。由于缺乏规模适中的二级城市，导致各种高端产业及服务功能主要集中在两大城市，不利于成渝地区的协调发展。从城市的空间分布来看，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成都一德阳一绵阳一乐山一线及重庆周边地区，宜宾市区与自贡市区发展水平也较高。而在成渝中部、四川东北部、泸州南部则存在着明显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洼地。
由于成渝地区工业布局高度集中在中心城市，缺乏圈层结构中的二级城市和小城镇在空间上的合理布局，这种失衡必然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突出。仅四川省的成都、绵阳、德阳、自贡市区工业增加值就占四川省工业增加值的约50%，其中成都市工业增加值占四川省的约1/4。重庆市的工业集中度更高，三峡库区则出现严重的产业“空心化”。与之形成明显对比的是成渝地区分布广泛的传统农业。成渝大部分地区以丘陵、山地为主，农业生产现代化程度不高。也就是说，成渝地区的经济结构表现为工业集中度高的两个特大城市与现代化程度不高的广大农村并存的格局。由于大城市的生活水平高，导致该地区城乡差异更为突出，呈现出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现象。
（三）成渝经济区的协调发展
成渝经济区要进一步做大做强，一方面取决于成都和重庆两个中心城市按照比较优势原理进行产业分工，避免产业的趋同现象。另一方面还应该按照圈层结构理论合理规划和培育区域内的中小城市群，在地理空间形成不同的圈层。通过位于成渝经济区椭圆形极点的两个中心城市与周围城市群的交互作用，实现产业的梯度升级，进而带动区域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
l.加强高层沟通，促进产业转移，构建统一市场。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克鲁格曼（1979）认为，即使两个国家的初始条件完全相同，有相同的技术与资源禀赋条件，相同的收入水平与偏好，不存在传统贸易理论中所说的外生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但是，如果存在规模经济，那么两国可以选择不同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并通过贸易扩大市场规模，从而增加产品的数量与产品的种类。市场规模扩大使得厂商获得规模经济所带来的好处，导致产量增加，单位成本下降；产品数量与种类的增加则大大提高了消费者福利，两国人民有更多的机会消费更廉价更多样化的产品，从而两个国家都创造了后天的比较优势，获得了内生的比较利益。
我们认为，成渝两地也应该从内生的比较利益的视角，考虑通过产业转移促使两地选择不同的产业结构以及通过构建统一市场以扩大市场规模的问题。对此，成渝经济区各地方政府应提供一系列的政策支持，确保产业转移、承接与合作顺利进行。首先，产业的转移与承接必然涉及到土地问题，在控制土地供应总量的前提下，用地计划优先保障产业转移项目建设需要，一些地方还可以建设产业转移工业园区，进行产业转移的专项用地安排。其次，在产业转移过程中，随着一些项目和产业的转移，产业转出地将会损失部分税收，为调动地方政府产业转移的积极性，可在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财税政策的前提下，兼顾产业转出地和承接地合作双方的利益，对重大产业转移项目形成的税收和规费的地方分成部分，由合作双方按商定比例分成，实现合作共赢。再次，提供项目承接后企业的融资政策保障，比如提供产业转移中对技术创新的专项扶助资金、重要项目财政扶持和贷款贴息等融资手段。
构建统一的商品和要素市场不仅有利于实现经济区内资源的优化组合，促进生产要素和商品的自由流动，而且通过扩大市场规模能够使厂商获得规模经济的好处。为此，两地应当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贸易、科技、旅游、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合作，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在这一体系构建过程中，川渝两地政府应该成为打破市场壁垒的主导力量，通过制度规范保证市场竞争的公平、公正，从而减少市场运行的交易成本，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区域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2.遵照地区比较优势，实现产业错位发展。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和规模、经济竞争实力和国民收入水平等的差异，归根结底都取决于产业结构的差异。地区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决定了地区资源能否在各部门之间合理配置，直接影响到区域财富创造的多少以及经济实力和竞争实力的强弱。因此，加快成渝经济区的发展，应该充分发挥成渝两地各自的区位经济比较优势，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和调整，培育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群。值得注意的是，在产业结构优化的过程中，两地不宜强调在自身行政区内培育和形成所谓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而应根据实际情况扬长避短，形成产业互补和产业分工，避免重复建设和产业同构。
（1）在工业方面，成渝经济区仍属于工业化前阶段，工业部门中以德阳的东方电机、重型机械，重庆的长安福特、嘉陵、力帆、西铝等为代表。成渝经济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应充分利用各地区历史形成的比较优势，并发挥圈层中心城市的产业聚集对创新体系形成的促进作用，引导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并将中心地区的升级影响扩散到外围地区。具体来说，成渝经济区重点应加强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具备相对优势的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国防工业、优势资源加工业等方面的分工协作，形成以成都、绵阳等地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以德阳、自贡等地为主要聚集区的大型发电设备产业集群；以成都、重庆等地为主的国防工业产业集群；以重庆等地为主的汽摩产业集群等。
（2）在农业方面，应根据各地区自然条件禀赋的差异发挥比较优势，加强优势特色农产品种植和加工的分工协作，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具体来说，一是农产品种植和畜牧业养殖，要选择自然条件禀赋相似的一定区域，形成比较稳定的区域化的生产基地，以防生产布局过于分散造成管理不便和生产不稳定。二是要实现生产、加工、销售、服务专业化。特别是作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基础的农副产品生产，要求把小而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进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在稳定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扩大农户外部规模，解决农户经营规模狭小与现代农业要求的适度规模之间的矛盾。例如，水果、蔬菜生产不仅需要可耕地作为常规投入要素，而且对劳动投入的需求约高达谷物生产的3-4倍，同时资金投入需求亦高于谷物。因此，在成都平原适宜建设特色水果集中生产区。另外，肉类食物往往不需要可耕地作为常规投入要素，而需要大量的劳动投入，因而在眉山等地则适宜建设一批规模化、标准化的奶牛养殖基地；同理，在南充、遂宁及其周边地区应大力发展蚕桑、苎麻等产品的种植和加工，在渝西丘林地区大力发展池塘养殖等。
（3）在服务业方面，首先应完善成渝经济区的物流体系建设。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是我国中西部地区最繁忙的民用枢纽机场，西南地区的航空枢纽和重要客货集散地。重庆朝天门码头地扼黄金水道要冲，1949年后码头一再扩建，沿两江纵深排开，为重庆主要交通枢纽之一。成渝两地高速铁路的开通，为两地的合作和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此，两城市合作共建“水、陆、空”结合的综合物流体系不仅可以扬长避短，而且也符合比较优势的基本原理。其次，两城市还应加强在金融和旅游业等现代服务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发展跨行政区的金融服务，共同打造精品旅游线路。
3.优化城市群空间布局，提高城镇综合承载力。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城乡二元结构，而圈层经济结构理论对于解决这一问题同样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城市与周围的乡村形成一个小的区域，在这个小区域内部同样可以形成一个类似圈层结构的发展模式，通过城市内部一些产业向外围农村的转移，一方面优化城市本身产业结构，另一方面通过移出产业加强城乡联系，打破城乡工农业割据，带动农村工业化发展，实现城乡整体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按照圈层结构理论对成渝经济区的城市群进行空间布局优化，使城市群的分布不仅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而且还能够提高城镇的综合承载力。
（1）以成都和重庆为椭圆形区域的极点，形成中心城市与二级城市合理分布的空间结构。首先，大力提升重庆、成都两个特大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将其作为人口集聚和区域竞争力提升的重点，同时加强其对周边二级城市的辐射功能。其次，选择、培育次级增长中心，分担重庆、成都的部分功能，形成产业的梯次转移。目前，缺乏区域二级中心城市是成渝经济区经济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遂宁、南充、广安、达州、宜宾、自贡、内江、泸州等城市远离成都和重庆，难以直接接受两个一级中心城市的辐射，因而必须培育自己的中心城市。其中南充和宜宾地处成渝经济走廊中心位置，交通和经济潜力很大，具备形成二级中心城市的条件。南充和宜宾应该与地理接近的遂宁、广安、达州城市联盟，加速成长为遂南广达经济圈和宜自内泸经济圈的区域中心城市，增强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力和吸引力，形成名副其实的遂南广达经济区和宜自内泸经济区，与成都经济圈和重庆“一小时”经济圈形成相对均衡的发展格局。
（2）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力。合理调控城镇规模结构，优化人口空间分布，逐步形成以特大城市和大中城市为主体、小城镇合理发展的梯度集中发展的城镇模式。为此，应转变城镇增长方式，强化城镇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作用。也就是说，从促进城镇化发展的角度看，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不应人为地割裂城镇和乡村，要在城镇发展中实施一系列有利于转移农村劳动力的政策措施，强化本地城镇的吸纳作用。对于生产和生活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区，以及需要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的地区，应该引导农民向发展条件好、环境承载能力强的城镇集中，并加陕特色小城镇发展，争取尽快建成布局合理、规模适当、功能协调、具有较强承载能力的城镇群。
4.合作推进交通网络建设，提升区域内外部通达度。圈层结构是以通勤率为特征的城市空间组织形态，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是中心城市形成的必要条件，国内外已发展成形的城市群都是以快速交通体系为基础，形成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在城市之间的流动。成都经济圈、重庆经济圈的形成和发展需要进一步合理规划和建立以成都、重庆为极点的快速交通体系，使中心城市与周边的二级城市、城镇形成一定密度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人口流和资金流，提高中心城市与周边城镇的通勤率。目前，两地的交通规划虽然涵盖了六个二级城市群的全部，甚至比二级城市群的涵盖面更大，但只是做了统筹规划，而缺少协作。例如，重庆的渝泸（江津一泸州）铁路线和四川的宜宾一泸州一重庆界的铁路线可以改为宜宾一江津一泸州一重庆界，这样就可以避免两地交通规划中的交叉与浪费现象。
建立以重庆、成都为枢纽的内畅外联、通江达海抵边的多层次综合交通体系，有机结合水、陆、空交通线路形成现代立体快速交通网络，一方面要加快区内网状交通体系和点对点的快速通道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快经济区对外交通通道的建设步伐，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和对外开放。具体措施包括：强化铁路的集约化运输方式，缩小区域内的时空距离，提高成渝走廊的空间积聚程度；进一步提升航空功能，构建西部地区的国际航空枢纽，使之成为辐射西部地区、联系国家西南的国际通道；发挥公路运输作用，引导关键节点和走廊的发展，强化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改善地区的可达性水平；依托托长江黄金水道，积极建设长江上游的航运中心。
四、结语
不久前，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的批复》（国函[2011]48号），正式批准实施《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规划》明确了成渝经济区发展的战略定位：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全国重要的现代产业基地；深化内陆开放的试验区；统筹城乡发展的示范区；长江上游生态安全的保障区。这是在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和推进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时刻，国家推动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战略部署，也是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又一重大举措。
成都和重庆应该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努力把成渝经济区建成西部地区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并力争成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为达到此目的，本文认为：首先，成都和重庆的高层领导在思想上应达成共识，这是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关键。其次，遵循比较优势理论和主导产业选择理论，实现成都经济圈、重庆经济圈以及以成渝为极点的椭圆形大经济圈中的中心城市与边缘城市的产业错位发展。再次，按照圈层经济结构理论合理规划区域的空间布局，形成产业发展的合理梯度，同时提高城镇对人口的承载能力。最后，经济区的发展不能仅靠与生俱来的资源禀赋，必须创造规模经济等后天优势，同时更多依靠科技创新的驱动力，在带动西部地区发展和促进全国区域协调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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