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谈后WTO时期的中国金融开放路线图 |
| 钟伟 2006-12-11 |
| 摘 要： |
在过去的28年，中国金融经济改革一直运行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的轨道上，在过去10年，中国金融改革取得了一系列的显著进展。那么后WTO中国金融开放的线路图又如何？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其一，汇率改革的创新。其二，储备管理的创新。其三，金融混业经营和混业监管的创新。其四，商业银行的改革创新。其五，后WTO时期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令人关注。其六，中央汇金公司治理结构的透明化令人关注。 |
| 关键词： |
金融开放，汇率改革，储备管理，混业经营，货币政策，治理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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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28年，中国金融经济改革一直运行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的轨道上，在过去10年，中国金融改革取得了一系列的显著进展，一是汇率并轨，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的可兑换，并不断采取更宽松和更对称的资本管制措施。二是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情况不断好转，目前已经进入相对良性的稳健状态；三是金融机构改制取得突破性进展，中资银行的治理结构在加速完善之中；四是资本市场经历各种波折，重新步入健康发展轨道；五是伴随中国加入WTO承诺的到位，中国金融体系全面对外开放，中国金融体系日益融入全球金融体系。那么后WTO中国金融开放的线路图又如何？
其一，汇率改革的创新。关于汇率改革的线路图，我们认为，以下方面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攻坚战，一是赋予外汇市场一级做市商更宽裕的定价空间。目前人民币兑美元日均0.3%的理论波动幅度，如果实际运行中这个波幅不够，或者导致了其他负面问题，例如可能使银行间外汇市场的做市商制度和询价制度难以取得显著效果。如此狭窄的政策带，使银行难以设计出既能为客户灵活避险，同时为自身丰厚牟利的人民币衍生产品，甚至商业银行也必须到境外交易才能满足自身的汇率避险需求。因此，渐进地扩大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日均波幅，并允许银行和企业以保证金的方式进行外汇交易，才是使做市商有更宽裕的自主定价空间，活跃人民币衍生品交易的根本措施，扩大日军波幅并不需要时间表，也不需要复杂的技术准备，可以视汇市状况随时调整。二是活跃外汇零售市场的发展。比较严格的外汇实需原则，很大程度上使得企业难以灵活运用外汇交易工具避险或投机，也限制了企业和个人的外汇交易需求。因此，如果面对企业的外汇零售市场交易不跨境，就可以适当放松实需原则、也没有必要对零售市场的汇价波动、交易额度实施过于严格的管制。只有零售市场供求强劲，“藏汇于民”才能落地生根。也才能给更平衡的资本流动管理，以及资本帐户的基本可兑换进程创造良好的微观基础。
其二，储备管理的创新。今年将是连续第三年单年储备增量超过2000亿美元。因此，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势头有增无减。简单的推断是，在2008年第二季度外汇储备将超过1.5万亿美元，在2010年底则将突破2万亿美元。根据中国宏观经济学会所做的研究，他们认为，到2030年中国的贸易总额达到10万亿美元，其中出口5万亿美元，进口5万亿美元，中国占全球贸易比重将接近20%，每年的外贸顺差平均为3000亿美元；未来25年累计利用外资额为2.5万亿美元，平均每年超过1000亿美元。那么未来25年中国每年的平均国际收支顺差大致在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可能突破10万亿美元。当然上述测算是静态测算，无论如何，这种大胆的预测启示我们，储备过多也可能带来国内福利损失、流动性过剩等一系列问题，与后WTO相适应的储备管理必须有创新的思路。
那么未来外汇储储备管理的线路图何在？一是要界定适度储备规模，这种适度储备规模的界定需要考虑诸多因素，包括为维持国际支付能力的外汇部分、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而动态增长储备增长，同时还应该考虑储备所对应的巨额央行票据问题。有一些研究认为，到2005年底，中国的适度外汇储备大致在6300－7000亿美元之间，基本平衡略有盈余的储备动态增长应当控制在每年GDP的2%左右。二是要创新富余储备管理机制，超出适度储备以上的外汇储备可以称为富余储备，如何让这些储备在引进战略物资、技术、人才以及国有金融机构改制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以保障中国经济的长治久安仍然值得探索。三是一定要形成外汇储备的安全预警机制，目前看来，该机制至少应当考虑以下八大因素：1、对应于3个月的进口规模；2、对应于100%的短期外债；3、对应于25%的中长期外债；4、对应于25%的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余额；5、对应于100%的外国在华证券投资；6、对应于100%的外商投资企业在华已实现而未汇出的利润；7、对应于25%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8、对应于50%的央行票据余额。在后WTO时期，随着中国外贸的不断扩张，尤其应当注意储备管理机制的创新，并防范巨额储备成为部门利益之争的对象。
其三，金融混业经营和混业监管的创新。近年来，跨国银行的经营出现了依托资本市场，银行经营零售化、规模化、国际化和混业化的趋势。国内金融机构也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上述需求，就零售化趋势而言，银行在注重现有集团客户的基础上，对中小企业、对个人客户的重视程度日渐提高，不少商业银行重新指制定了中小企业贷款的管理办法，并对个人抵押贷款、银行卡业务等予以相当关注。就规模化趋势而言，除四大国有银行之外，股份制银行的扩张，以及以浙商银行等为代表的城市商业银行群体的改制挂牌，都显示出规模化的趋势。就国际化而言，不少银行改制上市后，海外分支机构的数目和资产都显著扩张。就混业趋势而言，目前已经从银证保的简单的业务交叉销售，到相互之间的产权融合，全国性商业银行的客户资源和网点优势是证券和保险机构所重视的，而资本市场这一平台又构成了商业银行下设投资银行类机构，或者参股证券公司的冲动。因此可以说，以金融参控股为特点的混业经营已经在中国金融体系悄然涌动，后WTO时期，这这种趋势将会由于外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在国内的不断扩张、渗透和兼并收购行为而日益激烈。
混业经营的创新必然要求监管框架也随之发生变化。目前渐渐浮现的改革线路图是“超级监管者”的出台。这个超级监管者被称为金融协调委员会，期望它的出现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一是储备战略的制定，毕竟如何运用和管理储备需要比现在“中国人民银行法”当中的只字片语更完善的框架；二是一行三会金融监管中的真空或者重叠地带的协调问题；三是针对特定区域、机构和企业的金融试点方案的制定和执行；四是国家金融安全机制的决策和构建等。如果考虑到外资金融机构在华存在规模的不断扩张，那更有必要由超级监管者来处理在金融准入背后的复杂因素。但设立了这样的超级监管者，能否达成上述期望的监管效果？还有待事实的检验。
其四，商业银行的改革创新。从目前来看，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是随着银行改制上市的逐步深入，银行的内部治理结构日渐完善，对市场绩效和风险日趋敏感。二是随着外资银行的准入，部分外资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不断参股中资银行，并在改善中资银行的管理、技术平台和产品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部分外资银行的在华分支机构不断扩张，业务范围随之扩大，中外资机构之间竞争与合作加深。三是东南沿海的一二线城市，以及这些城市中的优秀企业和个人高端客户日益成为市场竞争的焦点。三是薪酬激励机制的设计越发成为焦点问题，不少中资银行的董事会和高管人员认为，薪酬激励也是银行走向市场的重要一步，但这种定岗定薪应该有利于银行形成自基层到总行的凝聚力、归属感和风险文化，而不能一味以外资银行高管薪酬水准作为标竿。
要勾勒商业银行改革的线路图比较困难。迄今为止，中外资银行之间在华的相互竞争与合作是双赢的。即便享有资金、人才、税收和没有历史包袱等一系列优势，外资银行并未面对中资银行表现出压倒性的竞争优势，后WTO期间外资银行虽然获得了对私业务的巨大发展空间，但同时也会面临两税合并以及本土注册等一系列新的挑战；中资银行尽管在零售金融方面面临竞争压力，但同时中资银行也面临混业经营、国际化拓展等更多的机遇，因此要衡量中外资金融机构的竞争态势相当困难。即便在最敏感的零售金融领域，由于外资分行本土注册之后，面临董事会、注册资金和贷款集中度要求等诸多调整，因此相信以公司金融为主的外资银行未必会迅速注册为本土银行，即便觊觎国内广阔零售金融市场的外资银行，也可能对中资银行目前对私业务中的沉重的政策性负担缺乏足够认识，因此后WTO时期中资银行仍然将继续主导国内银行业。
其五，后WTO时期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令人关注。我们指出，在汇率改革方面，需要更灵活的政策区间，以及一级做市商更宽裕的定价权；在金融混业监管和储备战略制定方面，可能会浮现一个金融超级监管者；对面境内居民人民币业务的渐次开放使得外资银行在华经营需要被纳入到一个更注重国家金融安全的框架。这些可能都隐含着货币政策独立性进一步削弱，货币政策决策和执行向更高行政级别转移的可能性。不仅如此，甚至目前央行一边在结售汇市场上释放基础货币以冲销过剩外汇，一边在银行间市场上释放央行票据以冲销基础货币的执行过程，难度也在日益加大。难度之一是央行资产的日益外币化和负债的本币化，这使得央行承受货币错配风险；难度之二是不断膨胀的央行票据，例如截至到第三季度末，央票据余额已达2.91万亿人民币，今年年底有可能达到3.2万亿的规模，那么今年央票的利息成本就可能高达450－500亿人民币，这部分成本纯粹运用央行的信用创造予以弥补，因此着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关注流动性过剩问题和信用创造的置信度问题。在后WTO时期，随着金融竞争格局的重塑，随着日益市场化的商业银行体系，随着本外币政策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牵掣，决定了这一阶段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将遭遇相当严峻的考验。
其六，中央汇金公司治理结构的透明化令人关注。中央汇金公司，一个只有几十人的小公司，已掌握着中国金融的半壁江山，目前和汇金有参控股关系的金融机构包括：中行、建行、工行、交行等商业银行，中银、中金、银河、申银万国、国泰君安、中金公司、南方、华夏、华安等投行和券商，以及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应该说，汇金的成功迄今为止仍然是破釜沉舟的偶然，对三家国有银行的注资止所以成功，在于随后汇金赶在了WTO人民币业务完全对外开放之前，迅速改制上市的有利时机。对券商的注资救助更是偶然，在股权分置之前，券商已经整体连续亏损了四年，百余家券商的净资本只有四五百亿元，汇金的介入纯粹是为避免将再贷款直接注入券商的权宜之计，而到了目前的行情下则变成明智的投资。后WTO时期，汇金本身的改革不可能不影响中国金融业的版图。目前汇金一没有透明的公司章程、治理结构和基本财务信息，实际事务基本集中在原央行官员手中，二没有派出董事的透明筛选标准，董事在银行和券商董事会中的地位也不稳固，三是汇金无力解决改制银行和券商中，党委会远远活跃于董事会的基本现实，四是汇金公司也难以充分行使其出资人的权利，恐怕也难以承担相应义务，例如出资人权利中最基本的人事权，改制后也显然不在汇金手中。因此，汇金作为一种临时的制度安排，迄今是非常成功的，但汇金需要证明其自身模式的可置信问题和可持续问题。否则汇金的成功既有可能是空前的成功，其失败也可能是空前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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