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六大特征 |
| 迟福林 2008-03-12 |
| 摘 要： |
当我国由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时，"生存性"压力明显减弱，"发展性"压力却全面凸显。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中，经济体制、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革。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改革发展会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呈逐步扩大趋势；经济快速增长的巨大潜力与体制机制存在缺陷的矛盾；经济总量、物质财富不断增加与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扩大的矛盾；全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公共治理滞后的矛盾；推进全面改革是解决发展中矛盾与问题的根本出路。 |
| 关键词： |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产业结构，公共治理，市场化改革，政治体制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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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30年改革发展，使得我国已从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以十七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开始进入"四位一体"全面改革的历史发展新时期。要实现全面改革的新突破，就要求加快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以政治体制改革促进新阶段全面改革的实质性进展。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
"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构成了我国30年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背景。
30年来的改革开放，我国已成功地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从而全面、深刻地改变了我国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进程。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仍将有赖于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一、改革开放实现我国从生存型社会步入发展型社会的历史性转变
我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也是一个经济转轨大国。在加快推进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同时，保持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与发展并举，构成了30年来我国发展阶段的一个基本脉络。
（一）我国已开始步入到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
从发展阶段看，一个国家或地区从较低水平向较高水平发展，可以粗略地划分为生存型社会和发展型社会。在生存型社会中，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解决温饱问题。进入发展型社会，尽管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但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发展的目标开始逐步聚焦于人的全面发展。
经过近30年改革，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截至2006年，我国的GDP总量是1978年的57.5倍、进出口贸易总额是1978年的85.3倍、财政收入是1978年的34.2倍。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使我国目前处于新的发展阶段，即由生存型社会开始进入发展型社会。
对此，我们可以从经济发展水平、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镇化率五个参考性指标变化，来判断我国开始从生存型社会进入到发展型社会的历史性变化。
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到2002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已经达到1100美元；初步估算，到2007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了2550美元左右。由此，实现了我国要达到小康水平目标，即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国家水平（人均国民总收入1000美元）。
从产业结构变化来看，用产业结构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阶段时，通常把第一产业产值不超过10%（亚洲国家不超过15%）、第三产业产值超过40%作为一个参考指标。2001年，我国第一产业产值降到15%以下，第三产业产值首次超过40%。2007年，我国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已经下降到11.7%水平。
从消费结构变化来看，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至59%为温饱，40%至50%为小康，30%至40%为富裕。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在1996年降到50%以下，2000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也降到50%以下，表明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整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到2006年，我国城镇恩格尔系数进一步降到35.8%，农村恩格尔系数则降到43%。
从就业结构变化来看，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工业化初期结束的标志之一是农业劳动力比重不超过55%；工业化中期结束时农业劳动力比重低于30%。我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在2000年低于50%；到2006年，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到42.6%。
从城镇化进程发展来看，根据世界银行对全球133个国家的统计资料表明，当人均GDP从700美元提高到1000美元至1500美元、经济步入中等发展国家行列时，城镇化进程会加快，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达到40%至60%。从我国来看，2003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了40%。到2006年，我国这一指标进一步提高到43.9%。
（二）30年的改革开放是推动我国进入发展型社会的主要动力
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我国实现了发展阶段的有力提升。例如，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所取代了单一的公有制、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机制取代了政府集中管制的价格机制、主要运用经济手段的宏观调控取代了政府运用行政手段调控经济的基本格局。总的来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增强，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创造了条件。
当然，我国实现发展阶段的跨越不仅与经济转轨同步，而且还与社会转型同步。我国正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过渡，这使得我国面临空前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变革。在这个背景下，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相对简单的社会结构逐步演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对复杂的社会结构。
其中，市场化改革对我国发展阶段的跨越贡献尤为突出。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是以渐进方式来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市场化改革是促使我国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主要动力。因为，一方面，市场化改革促使市场逐步代替政府，成为资源配置主体，发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也保障了资源的优化使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市场化进程还伴随着思想解放思潮，改革开放实践又释放了思想解放动能。可以说，这是导致我国经济活力得以释放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2000年至2005年我国人类发展指数（HDI）增幅及近30年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贡献等都足以说明，30年来市场化改革不仅完善了市场经济体制，而且还激发了经济活力，并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这为我国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奠定了坚实基础。
观察我国改革开放历史发现，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思想不断解放是我国30年来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之一。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指导思想下，我们破除了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不兼容的教条，在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相结合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实践探索。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变革，投资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宏观调控等方面的改革均取得了长足进展，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发挥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同样，我国通过对外开放，成功地抓住了第三次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机遇，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来发展壮大自己。变封闭、半封闭的经济体为全面开放的经济体，既弥补了自身发展资本的不足，利用外部市场缓解了就业的压力，也有效地促进了国内改革的步伐。这表明，我国发展阶段的跨越与国际化进程也是相适应的。
从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这是我国30年改革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背景。这个过渡既带有"转轨中发展"又带有"发展中转轨"等特点。
二、改革发展历史新阶段有六大特征
当我国由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时，"生存性"压力明显减弱，"发展性"压力却全面凸显。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中，经济体制、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革。这种变革会带来巨大的发展活力，但也蕴含着深刻的社会矛盾。这种变革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但也提出了严峻挑战。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改革发展会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
（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呈逐步扩大趋势
到2006年底，我国的GDP总量只占世界的5%左右，但却消耗了世界近25%的钢材、34%的煤炭和50%的水泥。这一矛盾也开始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导致诸多矛盾和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并反映了一些体制和机制中还存在着严重缺陷。
（二）经济快速增长的巨大潜力与体制机制存在缺陷的矛盾
在未来10年至20年间，我国经济继续保持9%左右的年增长率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当前粗放型经济增长问题还比较突出。这反映了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体制和机制还存在着一些严重缺陷。例如，商品市场的发育程度比较高，但土地、资本等要素市场化及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环境成本形成机制改革仍严重滞后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在总体上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但也具有波动比较明显特征，这反映了宏观经济中的结构性矛盾仍较为突出，又折射出经济结构性改革滞后问题。以通货膨胀为例，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现了通货膨胀，这不仅是预算软约束下投资膨胀的单一问题，而是反映了与利率和汇率等机制改革滞后等有密切联系的经济结构性矛盾。
（三）经济总量、物质财富不断增加与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扩大的矛盾
这主要体现在：一是劳动报酬的增长水平明显低于经济增长水平。例如，1998年至2005年，工业企业利润年均增长和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超过30%，但城市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年均增长只有9.9%。近30年改革开放，我国企业产值年均增长10%左右，但劳动者薪酬年均增长仅为1%至3%；二是贫富差距有进一步扩大趋势。在2001年至2005年，高收入家庭年均收入增长高达15%以上，但低收入家庭年均收入增长仅为5.3%左右；三是城乡收入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如2006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3.3倍左右。如果把各种福利因素计算在内，我国城乡的实际收入差距大约在5倍至6倍。
（四）全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
近些年来，全社会公共需求增长速度相当快，而且社会公共需求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另外，基本公共服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有研究表明，基本公共服务在导致我国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影响因素中占有相当大比例。
（五）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公共治理滞后的矛盾
我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但公共治理方面仍然面临很多矛盾和问题。例如，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比较突出、行政成本增长过快、体制性、机制性的腐败问题比较突出等。
（六）推进全面改革是解决发展中矛盾与问题的根本出路
从当前我国社会矛盾变化的周期性、阶段性特征来看，我们需要减轻新阶段的发展性压力，需要进一步突破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体制性障碍。因为，进入发展型社会新阶段后，发展性压力集中体现在人的发展上，这需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改善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体制改革、及变革和创新政治体制及文化体制。
为此，在肯定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是正确及30年来改革的成效是显著的前提下，我们需要进一步改革和攻坚我国经济所面临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所以，为适应社会需求变化，我们要以人的发展为目标，使改革及时、主动地从经济领域拓展到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这是新阶段全面改革的实质所在。
从目前来看，2007年改革已经呈现出全面改革的态势，这为推进全面改革的战略部署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例如，改革不仅在整体上有所推进，而且在经济社会多个领域（如公共服务领域及一些法律法规制定等方面）中出现了一些亮点，这些都显示了2007年我国在社会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已取得了突出成绩。
此外，2007年国务院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及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这两项综合改革试点，也意味着改革攻坚的全面启动。
2007年的改革态势，为中央推进"四位一体"的全面改革战略奠定了坚实的现实基础。以十七大为标志，我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站在历史新起点，我们应当用创新的办法、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道路中的问题，以此来推进改革。
三、站在历史新起点上全力推进全面改革
进入新时期和新阶段，面对新矛盾和新问题，我们要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还必须推进全面改革。
首先，我国已进入全面改革的新阶段。对此，我们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来推进全面改革。
第一，应以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目标来深化市场化改革。目前，如何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实现市场化改革的实质性突破，来解决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体制性矛盾和问题，其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突出。此外，我们还必须通过加快结构性改革进程，推进宏观体制改革，如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推进土地制度改革等，来解决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
第二，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当前，改革已进入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四位一体"全面改革的新阶段。无论哪一方面（包括扩大对外开放）的改革，都对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现实需求。作为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体制改革要适应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三，以实现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为重点加快社会体制改革。面对全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的压力，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体现了民生的普遍要求，是新阶段改善民生的一大重大任务，其现实性和迫切性已全面凸显出来。
第四，以丰富和创新文化为目标的文化体制改革。从现实情况来看，同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相比，文化建设相对滞后。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文化权益，都对改革现行的文化管理体制提出了要求。
第五，实行更为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当前，我国正处于由开放大国向开放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抓住机遇，进一步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关系到改革发展的全局。
其次，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需求日益增大。同以往的30年相比，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解决腐败问题、统筹中央地方关系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等问题，对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的现实需求要比以往要大得多，也迫切得多。
第一，重点是以政治体制改革促进新阶段全面改革的实质性进展。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相比，虽然近几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已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体上来说仍相对滞后，这在相当大程度上会影响整个改革发展全局。所以，要实现全面改革的新突破，就要求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例如，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公共治理结构中一些矛盾逐渐凸显，如何改革和完善公共治理结构，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第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为适应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改善公共治理的关键是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让政府的经济职能主要集中到经济性公共服务上来，如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等。为此，应当加快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同时要强化政府社会性公共服务职能。为使公共政策能够始终代表和体现公平正义，还应加快建立有效的政府监督体制，严格规范行政立法程序。
再次，全面调整利益关系是新阶段全面改革面临的重大任务。随着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逐步深入，利益主体多元化已成一大趋势。在新阶段，要实现共同富裕、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等目标，都取决于利益关系的改革和调整，都需要把全面调整利益关系作为新阶段改革攻坚的重大课题和重大任务。
为此，一是要加快市场化改革。只有在推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环境使用成本机制、要素市场化机制以及与此相关的国有垄断行业改革、产权制度改革等方面有所突破，我们才能够在调整经济利益关系上奠定一个可靠的制度基础。未来一个时期，市场化改革的"攻坚"，关键就在这里。
二是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公平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关键在于有一个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推进收入分配制改革，首先是需要明显地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使大多数人在新阶段的改革中获益。其次是要通过建立公共服务体制，着力推进城乡间、区域间、不同群体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三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干部制度改革和社会监管机制的建立，为调整重大利益关系提供政治保障。要把妥善解决中央地方利益矛盾、克服部门利益、防止权力与资本相结合作为近期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
由于新阶段的全面改革涉及的矛盾和问题比以往更复杂、更深刻，这是一场"新的伟大改革"。尽管近30年以增量改革为重要特征的渐进式改革是基本成功的，但近些年渐进式改革的成本是有所上升的。所以，新阶段的全面改革既需要坚持"渐进式"的改革路径，也需要"阶段性突破"。这样，我们才能实现改革攻坚的目标。
当前，我国利益关系的深刻性、复杂性对统筹协调机制的需求十分迫切。在全面改革的新阶段，与全面利益关系调整相适应，建立一个由中央直接领导的、超脱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改革协调机制是十分重要的。
我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历史新时期，全面改革面临着难得的机遇。我们能否在未来的几年内实现全面改革的新突破，对于深入落实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极为重要。在新时期新阶段的全面改革进程中，实现由发展大国向发展强国的历史性转变，进一步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是方方面面对历史新时期改革最热切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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